在2001年初，中國社會最大的新聞無疑就是，1月23日14點40分左右，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北側發生的5名法輪功成員自焚事件。當我們從最初的驚愕、憤怒、惋惜、傷感中沉靜下來之後，不解與迷惑也日益濃重。1999年就被取締的邪教法輪功一直受到揭批，為什麼至今仍有人對此執迷不悟？李洪誌宣稱的法輪大法聽起來荒誕不經，為什麼還有人，除了黨政軍幹部之外，竟然還有少數知識分子對此奉若神明，甚至還不惜為此付出人最寶貴的生命的代價？其反動的力量甚至到了中央需要動用專政工具的地步。我們迷惑了，中國人的信仰，在這個世紀的關頭，在這個紛繁莫測的大千世界，又到底是麵臨著怎麼樣的一種處境呢？
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媒體所揭批的大量的法輪功信徒的事實報道中指出，大部分的信徒是因為精神空虛，才會走上信仰邪教這一條道路，很多老百姓的理解也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麵上而已，而對於為什麼會產生精神空虛，而且為什麼會有這麼的人存在著精神空虛，為什麼邪教會占據著人們的心靈，卻並沒有深究。我們認為，無意識地忽視某一問題的深入，或人為的中止某一問題的討論，則並不代表這一問題的不存在或解決。
上個世紀80年代，寧鉑這個名字被整個中國無數次地重複著，作為第一位少年大學生，他被譽為“第一神童”，他的故事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早期的影響力被稱之為“寧鉑現象”。1978年，整個中國的報紙、雜誌、廣播都在報道寧鉑。報道上說，這個13歲的神奇少年2歲半時能夠背誦30多首毛澤東詩詞，6歲開始學習《中醫學概論》並能使用中草藥，8歲能下圍棋並熟讀《水滸傳》，擅長古詩詞，通曉天文、地理等百科知識。人們把這個聰慧過人、智力超群的孩子稱為“神童”。
進入大學後，媒體仍然不停地追逐著寧鉑，他被安排出席各種各樣的活動，這個本就安靜敏感的少年在眾人注視的目光中變得更加沉默寡言，刻意躲避著人們的視線。他後來對他的伯樂倪霖講：“倪叔叔啊，我是一條活魚啊被摔死了賣了，被摔死了賣了的一條活魚。”
寧鉑寫給中學時代老師和同學的一段文字：“往日如煙，往事似夢。28年的塵世風雨，使得沐浴、蕩滌在其中的每一位昂首挺立者都會變得如此地成熟和滄桑，也使得世間絕大多數善良的心都更加執著地陷入對自己早已逝去的少年時光的回味和遐想之中。……回首往事，我猛然發現，在崇高的社會目標背後，還有自由發展的個人需要。我們不能因為社會目標的崇高，而犧牲個人的自由發展。”那是1998年。2002年，寧鉑離開中科大前往五台山出家，被校方找回；2003年，寧鉑再次出家，這次他成功了。
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社會媒體眾說紛紜。筆者觀點，神童在急功近利的社會中迷失了自己！
人類需要信仰
自從佛教誕生到穆罕默德去世的一千年裏，世界上產生了四種至今仍然支配全球的“宗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對於每個民族而言，都不可能沒有信仰，信仰是指對人生存在根據和價值的總體關照與反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急劇的社會變化、高度的社會壓力以及稍顯無序的文化氛圍導致人們精神無助與失落。人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要對人生意義的不斷追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很少提及信仰。人們通常提到的信仰不外乎就是宗教信仰，甚至批判過信仰主義。後來經過一段時間，信仰一詞才有了正麵的意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信仰的內涵大大地擴充了，包含的麵也比較廣泛了，當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仰，其實道德也是一種信仰。對於每個人而言都應該有信仰，不同之處是信仰的層麵存在著差異而已。有人信仰馬克思主義，有人信仰上帝，而有些人則聲稱他什麼也不信。但是他還是有其特定的信念的，比如相信明天會更好。也有可能某人有很多的信念，表現在為人處世的方方麵麵，或者我們可以說是“處世哲學”，但是他的信念是相互矛盾的，是分裂的，是沒有一個指向的，那麼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個沒有信仰的人。當代人們信仰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感覺人生意義的喪失，無聊和流浪的心態侵襲眾人，自殺和邪教活動普遍；第二、感覺追問人生意義的意義喪失，甚至失去追問人生意義的勇氣；第三、以為解決了生活資料的問題，就解決了生活意義的問題。意義問題總根源在於傳統上虛構的、絕對的價值實體（如上帝、國家、家族等）受到了理性的批判，不再產生信仰。
在經過30年的改革之後，維持意識形態大一統局麵的經濟基礎已經改變（而我國一直銳意經濟改革，對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方麵的變遷則顯得稍有點落後），任何人都不可能僅僅“物質地”生活而不需要一種精神的基礎，同樣，一種“精神”運動也不能完全棄絕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信仰，主要是在公共層麵上的，而社會生活包括兩個領域：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有人想過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人們全部的生活，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隨著從個人生活領域的淡化，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主要用來指導國家的大政方針。此時，個人生活就出現了信仰的空白，生活節奏加快，人際關係複雜，利益矛盾突出。大家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性與權威性產生了懷疑。
而精神世界、信仰的所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文科學對此做出解釋。人文科學的作用，就是為人類尋找精神家園。而我們很遺憾的看到，當今的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卻麵臨著相當的困境。文革前的30年，中國幾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人文研究與人文教育。自改革開放以來，大家視科技為第一生產力，舉國上下視經濟為最高的發展目標，因此教育也成了經濟發展的工具。而教育政策短視和偏差的後果，就是使教育淪入了實用技術性和工具性的教育，重視價值和意義創造的人文教育在日漸萎縮。人文科學這種外在的困境又反過來影響了師資水平和生源的質量。整個社會人文主義氛圍的缺失以及功利主義色彩的充斥，許多人盡管擁有富足的物質生活，而精神空虛感卻常常衝擊著他們的靈魂，在物欲橫流與一些社會醜惡現象麵前，他們普遍地感到了一種茫然與不知所措，“不明白自己是誰，又不明白自己從何而來，又將何去何從”。
人生信仰的問題也不能夠經由心理谘詢或精神分析的途徑加以解決。教育特別是人文教育可以扮演“信仰治療”的角色，具體來說：第一、引導人們區分意義問題和非意義問題；第二、鼓起人們追問意義問題的信心和勇氣；第三、通過價值教育，培養人們正確的價值觀念和科學的世界觀。
性格就是命運
俗話說，燈籠不知腳下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每種物品都有其優缺點，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聰明的人善於探究，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促進科技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可是，聰明的人一旦執著於某些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苦海，深淵。日本的森田正馬認為，人群中有一些人，生的欲望過強，想達到完善的狀態，反而容易陷入“死的恐怖”之中去。這些人是一種內向型氣質，偏重於自我內省。他們的性格特征可以概括為：
（1）內向、內省、理智、追求完善；
（2）感情抑製性，很少感情用事；
（3）比一般人敏感，愛擔心；
（4）好強、上進、不安於現狀，容易產生內心衝突；
（5）執著、固執、具有堅持性；
（6）具有較高程度的智能水平。
森田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現神經症的症狀。如初次在眾人麵前露麵，會感到緊張；聽說別人發生煤氣中毒事件後總覺得自家煤氣閥沒關好，不反複檢查就放不下心等等。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種緊張和不安的感覺是生活中正常的、必需的心理和生理現象，事過之後就會消失。但是，對於這些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會使這種不安感病態地固定下來，從而影響其正常的生活。這些人容易情不自禁地去思考一些窮思竭慮的問題而不能自拔。
窮思竭慮，顧名思義，患者的痛苦來自自身的內心思維，這些思維反複出現，難以自拔，這些思維的內容往往令人不快或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患者本身對此很清楚，並試圖作出抵製（並非都是如此），但往往是徒勞的。
患者總想一些沒有現實意義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多為自然現象或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件，例如：“先有蛋還是先有雞？”“樹木為什麼不向地下去？”這個字為什麼要這樣寫？為什麼這樣寫就表示這個意思？為什麼可以用它來表示這個意思？人是怎麼看懂這個字的？人為什麼可以看懂這個字？等等。他們明知考慮這些問題毫無實際意義，但不這樣考慮，就總是惴惴不安而無法擺脫。這些“問題”都很神經質，在別人眼裏很可笑，一般人都不會去想它關注它，所以普通人可以正常的開心的過日子，這些問題叫他們去想他們也想不明白，但他們不會去想，也就不會因為“想不明白”而焦慮，但有強迫思維的人就會去鑽別人不會鑽的牛角尖，自己折磨自己。
許多科學家鑽研的問題很抽象，普通的人難以理解。如果他們成功了，便成了科學家，不能成功，就成了神經症患者。所以，有人稱：科學家與“精神病”是一紙之隔。
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所以，當我們感到痛苦時，一定要明白，我們之所以痛苦，一定是在追求錯誤的東西。人生中的一大智慧是要學會“放棄”。隻有放棄，才能得到精神自由，無為而無所不為。正所謂：一念放下，萬般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