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篇 酷吏誣陷
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
（唐）狄仁傑
天授二年對狄仁傑來說是一個喜憂交雜的年度，喜的是登上了為士大夫們所企慕的宰相寶座；憂的是當時酷吏橫行，羅織之風甚盛，使他大有木秀於林之感，不知何日禍之將至。
酷吏政治是武則天統治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在她取代李唐建立武周政權之時，酷吏是鏟除政敵，奪取皇位的得力工具；武周政權建立後，酷吏又是她對付異己力量，鞏固統治地位的重要法寶。武則天任用酷吏殺人之多，在唐朝諸帝中是空前絕後的。史載：“太後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在這些被殺的人中，屬於武則天政敵的隻是一小部分，絕大部分人都是被羅織誣陷而死的。在這場浩劫中，盡管狄仁傑機警過人，仍不能逃脫酷吏的羅織網，險些成為刀下冤魂。
一.酷吏政治
狄仁傑從天授二年（691）九月入相。到次年一月被捕下獄，其間不過半年時間，如何就由人上人變為階下囚？官場風雲固然險惡，也不至於如此之快。究其原因，還得從武則天的心理與酷吏政治的特點說起。
武則天鼓勵告密始於文明元年（684），當時她剛廢去中宗不久，有飛騎10餘人因對賞賜太少不滿，在坊間聚會飲酒時，有人說早知別無賞賜，還不如奉廬陵王（中宗）再登帝位。此事被他們中的一人告發，結果使在場的人全部都被處死，而告密者卻獲得了五品官的獎勵。不過這時還沒有有組織有目的的大搞羅織告密活動，僅是偶爾為之。
真正推行酷吏政治，始於垂拱二年（686）。據載：“太後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這種猜忌、懷疑的心理，使她對一切人都不信任，尤其是唐朝宗室和重要大臣。為了能夠挖出那些潛藏的政敵，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利用酷吏，獎勵告密。此外，武則天推行酷吏政治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通過“大誅殺”以樹威，使人不敢輕易反對她的統治，因此不惜采取殘酷手段誅殺一切懷疑對象。這就不免使打擊範圍有所擴大，使不少無辜之人受到株連。
為了鼓勵告密者，武則天規定凡外地赴洛陽者都由館驛提供驛馬，供給五品官員的食宿，所言稱旨的，授以官職，如果所言不實也不追究誣告責任。她還親自接見告密者，不管是政府官員或是農夫、樵人，都要親自召見，由客館負責食宿供給。在這種體製鼓勵下，四方告密者蜂起，搞得朝中官員人人提心吊膽，不知何時大禍臨頭。由於告密者甚多，武則天一人應接不暇，於是命人鑄造銅匭，四麵各開一小口，凡告密者可將密奏直接投入匭中。又命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一人，專掌此事，稱之為理匭使。
唐太宗時製定法律，禁止奴告主人。武則天為了徹底清除政敵，采取了鼓勵奴告主人的政策，使得不少官員的家奴稍對主人不滿，便出麵誣告主人謀反，往往遭到破家誅戮。有人出麵說句公道話，也容易遭到猜忌，輕者丟官，重者喪命。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被家奴誣告，酷吏周興判為族滅之罪，郝象賢家人遂赴禦史台訴冤，監察禦史任玄殖受理此事，經他認真調查後認為沒有證據證明郝象賢謀反，結果連任玄殖也被罷免了官職。這樣搞的結果，就使負責監察或審訊的官員不敢再堅持秉公辦案，冤濫大大增加。甚至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朝中的官員往往極力討好家奴，不敢稍有得罪，惟恐他們一不如意便去誣告家主謀反。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怪異荒唐的事都接連出現了。如醴泉（陝西禮泉）人侯思止，為人詭譎無賴，在遊擊將軍高元禮家為奴仆。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刺史裴貞處罰了一位判司，判司遂唆使侯思止告發裴貞與舒王李元名謀反，致使裴貞與李元名之子豫章王李被殺，李元名被流放。侯思止告密有功，授遊擊將軍之職，但他仍不滿足，要求授予禦史之職。武則天說：“卿不識字，如何能夠勝任禦史之職。”回答說：“獬豸何嚐識字，但能觸邪耳。”《資治通鑒》卷204，天授元年四月條胡三省注引《異物誌》：“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見人鬥，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直者。”武則天認為他忠直，遂授予侍禦史之職。武則天又賜給他籍沒的官員房宅一處，侯思止不接受，理由是他十分憎惡反逆之人，不願住這樣人的宅第。由此，武則天對他更加賞識。
衡水（河北衡水西）人王弘義，素無德行，其鄰居種有一片瓜園，他去索要瓜，鄰居未給，心中懷恨。當時武則天喜好祥瑞，不少官員因獻祥瑞之物而得以升遷，王弘義遂向縣官密告，稱瓜園有白兔出沒，縣官派人前去搜尋，將這片瓜園踐踏殆盡。王弘義見別人因告密而得任官職，十分羨慕，但他又和官府之人素無瓜葛，不好虛妄誣告，便把目光轉向民間。見到鄉裏耆老聚集舉行社日之祭，這本是農村民眾聚宴娛樂的一種活動，在唐代非常普遍，在春日或秋日都要舉行。王弘義卻密告說聚眾謀反，結果遭到了殘酷的鎮壓，被殺者達200餘人。王弘義因此得到了遊擊將軍的官職，後又升為殿中侍禦史，成為執法之官。他在這個任上，胡作非為，草菅人命，經常無故殺人。如有一次他外出辦案，路過汾州（治今山西汾陽），司馬毛公不敢怠慢，設宴盛情款待，兩人相對而食，一會兒不知毛公哪句話不稱弘義之意，遂命人將毛公拉出斬首。為了炫耀自己的威風，他命人將毛公首級挑在槍頭，大搖大擺地回到洛陽，“見者無不震栗”。
以上這些人都是通過告密而得到官職，並受到寵信的，雖生性殘忍，由於素無學識，所以還算不上大酷吏。這一時期的周興、索元禮、來俊臣、萬國俊、丘神、郭霸等人，才是著名的大酷吏。他們大都心狠手辣，殘酷異常，又深深地了解武則天的心理，投其所好，殺人無數，使朝野上下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之中。這些著名酷吏由於具有一定文化素質，所以善於總結辦案的反麵經驗，使人防不勝防。
概括地說，這一時期的酷吏政治有一個突出之點，就是羅織之風甚盛，為此來俊臣與萬國俊、朱南山等編造《告密羅織經》1卷，羅列了各種誣告經驗和陷人理由，欲害某人，就從幾個方麵同時誣告，並編造偽證，使被陷害人有口難辯。往往是一人入獄，牽連數十百人，使監獄人滿為患。武則天還專門設置“製獄”於洛陽麗景門內，任用一些酷吏主持其事，主要是用於審理、關押重要案犯。凡是入此獄者，非死不能出，王弘義遂戲稱麗景門為“例竟門”。意思是說入此門者，照例都不能活命。由於羅織之風愈來愈盛，搞得官員們人人自危，相見不敢交談，“道路以目”。有不少人上朝以後從此就再也不能回家，因此，每逢上朝日，朝官都要與家人訣別，不知能否再相見。此外，武則天每每以酷吏殺人多少為忠心與否的標誌，如來俊臣每次遇到有赦令頒布，就命令獄卒先把所謂重犯殺死，然後才宣布赦令。“太後以為忠，益寵任之。”在這種政策的鼓勵下，酷吏們自然絞盡腦汁，努力擴大羅織範圍，以殘酷逼供，多多殺人為能事。武則天大興酷吏政治的目的，重點在於打擊宗室、大臣。關於這一點，在武承嗣向她所提出的“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建議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既然重要大臣也是其懷疑打擊的對象，狄仁傑身為宰相，又不與諸武同流合汙，雖然他與誣陷者來俊臣個人之間並無恩怨，但來俊臣為了討取武則天的歡心，撈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也不惜將他誣陷下獄。從這個意義看，狄仁傑的這次下獄實際上是做了一次酷吏政治的犧牲品。與狄仁傑同時被捕下獄的魏元忠釋放以後，武則天問他為何屢次下獄？魏元忠回答說：“臣好比一頭鹿，羅織之徒好比狩獵者，他們需要用臣之肉作羹，臣又如何能夠幸免！這些人殺臣的目的在於升官和追求顯達，臣又有什麼過失呢？”魏元忠的這些話就是當時情況的真實寫照。
從史籍記載的一些現象分析，武則天的心理似乎已經達到了某種病態程度，即懷疑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親人和最信任的大臣。先太子李賢被害死後，武則天在天授元年（690）又下令將他的兩個兒子活活鞭死。李賢的兒子，即武則天的親孫子，年紀尚幼，也不可能參與什麼政治活動，當然也不會構成對武氏統治的威脅。她能對親骨肉下此毒手，不是心理失常又是什麼？武則天對至親骨肉尚且如此，何況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