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條軍事通道中，馬蓮河穀道雖然距關中較近，但是，環縣以北多是沙漠，水草缺乏，人口稀少，不利於大隊騎兵行軍宿營。
而蕭關道所經之清水河穀，川道平坦，水草不缺。其距離關中雖比馬蓮河穀較為遷遠，但便於騎兵行動。故而自戰國時期以來，遊牧民族多取此道南下。
蕭關道和馬蓮河穀道的北端，會於黃河東岸的靈州（寧夏靈武）。這一帶的黃河，水緩岸低，是易渡之處，同時也是易於設防之地。靈武城東麵不遠，沙丘起伏，與鄂爾多斯高原的邊緣相接。其西麵與賀蘭山隔河相望。賀蘭山下平原廣漠，水草豐盛，遊牧民族由此南下，便於補給。由於賀蘭山南坡在青銅峽附近已瀕於河岸，於是，靈武便成為給毅南北的軍事重鎮。唐朝初年，北方的強敵是雄居大漠南北的東突厥汗國。隋末喪亂，東突厥威服塞外，屢有憑陵中原之誌。唐高祖（李淵）在位9年，東突厥人寇就達7次，大肆搶掠男女人口、財帛和牲畜。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新立，東突厥10萬大軍入寇關中，前鋒直抵京城渭橋之畔。唐太宗被迫傾府庫金帛，訂立屈辱的城下之盟，東突厥才退兵北去。
貞觀三年（629）冬天，唐軍10萬兵馬數路並進，深人大漠，以犁庭掃穴之勢，擊滅東突厥。唐太宗洗雪了城下之盟的恥辱，采納大臣溫彥博等人的奏議，將10餘萬突厥降眾，安置於河套以南東自幽州（北京西南），西至靈州的豐、勝、靈、夏、朔、代諸州境內，實行類似“民族自治”形成的羈魔統治。此後垂50年，北邊無大誓，相對安定。
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682），漠南突厥貴族叛唐複興，史稱“後突厥”。至默吸可汗（691一716）時期，後突厥擁兵達40萬，複據大漠，頻頻南侵，與唐朝時戰時和，北疆又是誓報不斷。
神龍元年（705），中宗（李旦）複辟。他在邊疆政策上，緩解西線形勢，加強北線防禦，誌在徹底解決後突厥南侵的威脅。景龍二年（708），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願乘後突厥西攻突騎施之機，奪取漠南之地，隨即在黃河北岸以突厥人祭天的拂雲祠為中心，營築了可供大軍集結的三座受降城，斷絕後突厥南下之路。並在牛頭朝那山（內蒙包頭東北）以北設置烽候1801）餘所，從而改變了唐朝長期以來阻河而守的被動形勢為了保守陰山防線，唐王朝的軍事部署是依托黃河，以朔方鎮、豐州（內蒙五原西南）、勝州（內蒙十二連城）、單於都護府（內蒙和林格爾西北）及河東鎮構成拱月形防線。朔方與河東兩鎮（節度使）互成特角之勢，共禦突厥，捍衛北疆。
定遠軍（城）、三受降城、安北和單於兩都護府，屯兵於靈、豐、夏三州境內，管兵6.47萬人，戰馬1.43萬匹其轄區範圍，較長時間為今內蒙中、西部，陝西北部和寧夏大部河東節度使設置於開元十八年（730），治所太原府，統轄天兵、大同、橫野、苛嵐四軍和雲中守捉，屯兵於太原以北的忻（山西忻縣）、代（山西代縣）、嵐（山西嵐縣）三州境內，管兵5.5萬人，戰馬1.4萬匹。太原西臨黃河水，東依太行山，北控雁門關（山西代縣西北），南屏東、西兩京，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王朝的北邊重鎮，也是自長安通往燕、代之地的要道。河東節度使的轄區，大致為今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