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軍全線出擊，圍殲殘敵。
華北方麵：華北野戰軍於4月20日至24日向太原發動攻勢，閻錫山部約12萬人被全殲；繼之又攻克大同、新鄉、安陽。華北全境解放。
西北方麵：5月16日，一野挺進三原、涇陽，胡宗南懾於被殲，向西撤退，解放軍乘勢於5月20日占領西安。7月中旬，又在扶風、眉縣地區殲滅胡宗南部4.5萬人，並解放寶雞。至9月下旬，一野又先後攻克了平涼、天水、蘭州、西寧、銀川，殲滅馬家軍約15萬人。9月19日，綏遠國民黨守軍5萬人在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率領下通電起義。26日，新疆國民黨軍10萬人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嶽、省主席鮑爾漢的率領下通電起義。西北全境解放。
東南方麵：三野葉飛部由滬杭南下，連克南平、古田、霞浦，8月17日解放福州，繼續南進。
華南方麵：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率3個師在長沙起義，長沙和平解放。9月，四野在湖南衡陽寶慶地區發起衡寶戰役，殲滅了白崇禧主力一部。解放軍繼續向廣東、廣西進軍。
四、人民共和國在炮火聲中誕生
國民黨政權的喪鍾敲響之際，中國共產黨為接管全國政權加緊進行各項準備工作。
首先，一些全國性的人民團體相繼成立。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哈爾賓開幕，決定恢複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劉少奇為名譽主席。次年元旦，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此後全國“學聯”、“婦聯”、“青聯”、“文聯”等全國性的機構先後成立。
其次，8月7日至20日，在石家莊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華北人民政府，以董必武為主席。華北人民政府是解放區最大的一個人民政權，管轄範圍包括隴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東、平綏路以南的廣大地區，共有人口5000萬。它是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雛形。
12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將華北解放區的華北銀行、山東解放區的北海銀行和西北解放區的西北農民銀行合並，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發行中國人民銀行券，簡稱人民幣，並逐步收兌原有的地方性貨幣。中國人民銀行首任總經理為南漢宸。中國人民銀行的成立和人民幣的發行，為各解放區經濟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方便。
新聞方麵：由於胡宗南進攻延安，《解放日報》於1947年3月27日停刊。而在此以前即1946年5月，晉冀魯豫解放區出版《人民日報》。1948年春，中共中央決定將它同《晉察冀日報》合並，於6月15日創刊了華北地區統一的報紙——《人民日報》。次年2月出北平版。它實際代替了《解放日報》，起著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28周年的前夕，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對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前途以及各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和新中國的外交方針作了明確闡述。他在批判了各種思潮後，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他說：“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而什麼是人民民主專政呢？毛澤東認為就是“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而人民在現階段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指導思想。
8月初，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軍占領南京後，觀望了3個多月方才離去。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檢討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過程和緣由。這在客觀上成了其侵華的自供狀。對此，新華社從8月12日至9月16日，發表了對白皮書的6篇評論。除了《無可奈何的供狀》之外，其餘5篇，即《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曆史觀的破產》，都是毛澤東親筆所寫。於是，全國各階層人士紛紛著文講話，譴責、批判白皮書。
經過幾個月緊張的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於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隆重開幕。參加會議的代表662人，來自各黨派、各地區、各民族、各人民團體，以及愛國華僑、宗教界、人民解放軍等。毛澤東在會上致了開幕詞。他興奮地說道：
“我們的會議是一個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會議”。“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曆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勤勞而勇敢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麵前發抖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頁。】
會議經過充分的討論，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共同綱領》是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重要文獻，是中國人民的大憲章，它確定了新政權的根本性質——人民民主專政，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綱領還規定了政治、軍事、經濟、文教、民族、外交等方麵的基本方針政策。《組織法》規定了人民政協是全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政協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後，仍將長期存在，成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協商機關。
會議還決定：中華民人共和國定都於北平，自1949年9月27日起改名為北京；采用公元紀年；以《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以五星紅旗為國旗；在天安門前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
9月30日下午，會議進行選舉。當會議主席宣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全場掌聲雷鳴，全體代表一致起立歡呼萬歲達數分鍾之久。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來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此外，會議還選出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由180人組成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會上推舉林伯渠為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為副總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檢察署檢察長。
下午3時，首都30萬群眾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林伯渠宣布典禮開始，樂隊奏國歌。毛澤東開動電鈕，第一麵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這時，在軍樂聲中54門禮炮齊鳴28響。56歲的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接著，威武雄壯的三軍官兵整齊而豪邁地通過廣場，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閱兵式達三四個小時。晚上，廣大群眾舉著紅燈遊行慶祝，“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一浪高過一浪，首都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隨之，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狂歡浪潮席卷各個解放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炮火聲中誕生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前進，解放國土。10月17日，葉飛部攻克廈門，湯恩伯率餘部逃往台灣、金門。24日，解放軍3個團登上金門島，但在國民黨海、空、戰車的立體攻擊下，渡船被毀，後部隊無法增援，苦戰了幾晝夜，大部英勇犧牲。白崇禧在華南繼續頑抗，四野實行戰略迂回，10月6日攻占韶關，14日解放廣州，12月4日又攻下欽州、北海、南寧。
廣州解放後，國民黨政府逃往重慶。11月1日，解放軍楊勇部第五兵團從湘西芷江沿川黔公路西進，連克天柱、玉屏、思南，14日解放貴陽。同時解放軍陳錫聯部也西向湘鄂西，沿川鄂、川湘公路進軍四川，宋希濂部連丟建始、恩施、宣恩，退守彭水，企圖依托烏江頑抗。22日，解放軍第三兵團強渡烏江。29日，國民黨行政院逃往成都。10日，蔣介石亦逃到成都，重慶解放。國民黨政權撤離重慶前，喪心病狂地在白公館、渣滓洞實行屠殺，殺害了江竹筠、楊虎城等革命誌士和愛國將領。
烈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敵人愈是瘋狂，它的滅亡也愈是迅速。劉伯承親率第三、第五兵團西進，至12月中旬，連克成都以南的簡陽、樂山、大邑等地，切斷了國民黨軍的退路；同時賀龍親率第十八兵團由川北南下，連克廣元，劍閣、綿陽，逼近成都。12月8日，蔣介石及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逃往台北，並在西昌設立總指揮部，繼續對解放軍頑抗。9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分別在彭縣、雅安宣布起義，滇、康和平解放。次日，蔣介石慌忙乘機逃離成都。21日至27日，孫元良、羅廣文、裴昌會等兵團先後起義，成都解放。胡宗南逃往西昌。李文兵團3個軍企圖向西突圍，大部被殲，李文本人也當了俘虜。在西南戰役中，國民黨軍90萬人大都被殲，僅有少數逃脫。蔣介石原以為憑劍閣之險、天府之富，能像三國時代一樣割據一方，但結果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1950年3月，人民解放軍以6個軍由成都、昆明夾擊西昌地區的國民黨軍殘部。殘敵3.5萬人大部被殲，胡宗南乘飛機逃跑，西昌解放。5月16日深夜，四野的第十五兵團以3個軍的兵力橫渡瓊州海峽，在海南島登陸，僅6天時間，薛嶽所率領的守軍，便抵擋不住而潰退，3萬人被殲，6萬人乘船逃往台灣。與此同時，舟山群島的國民黨守軍12.5萬人，秘密撤往台灣。至此，中國大陸除西藏外全部解放。
在4年(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的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殲敵807萬人，徹底摧毀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反動統治。
但勝利來之不易，為了中國革命的成功，無數誌士仁人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僅4年的戰爭，解放軍傷亡就達131萬餘人。
五、曆史性的選擇和劃時代的勝利
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曆史，風雲變幻，大落大起。其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複雜性、廣泛性，都是空前的(但願也是絕後的)。50年間，政治事件層出不窮，從八國聯軍、武昌起義、討袁護國戰爭、舊軍閥混戰，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戰爭、國共分裂、新軍閥混戰、土地革命、日本入侵、全民抗戰、內戰重起、蔣介石被打倒。50年裏，槍炮聲一直響徹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同一時期，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國土裏落下了如此眾多的炮彈，更有如此眾多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50年裏，各種政治力量紛紛登上曆史舞台，力爭一統天下。總的說來，這半個世紀裏，中國社會存在著三種不同的建國、治國方案：一是軍閥專製統治。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權，都過分相信槍炮的威力，用獨裁、恐怖來製服民眾，其結果是阻礙了曆史的發展，失去了民心，而為時代的潮流所拋棄。二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從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到後期的中間路線，他們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其結果是，孫中山先生多年為之奮鬥的共和國卻輕易地為袁世凱所破壞；中間勢力在國共兩黨的夾縫裏難以支持，所謂“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的夢想，最終也在國民黨的高壓下破滅。三是人民共和國方案以中國共產黨以為代表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力求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且通過這個人民共和國，以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彼岸。
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的探索、實踐、比較、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了新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方案。這是曆史性的選擇，也是時代的必然趨向。事實證明，隻有這個人民共和國的道路，才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才能使中國擺脫屈辱、內戰、分裂、貧窮、落後，才能使中國走向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真正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理想。
新中國的誕生，雖然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這一步非同凡響。它標誌著綿延108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徹底結束，標誌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恥辱一去不複返，也標誌著中華民族在血與火的搏鬥中獲得了新生。毋庸置疑，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當然，曆史不會就此止步。奪取了政權，建立了新社會是一回事，今後如何繼續革命，如何進行建設，如何推動社會變革和現代化則是另一回事。中國人民仍需要更加艱苦的探索、實踐、比較、奮鬥。
中國革命的勝利，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離不開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指引。實踐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實踐還證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永遠是中國人民邁向新裏程的旗幟和指南。
中國人民為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而前仆前後繼、可歌可泣的光榮曆史，將永遠為後人所珍惜。後記
我們生活在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一個需要曆史意識，全球意識和未來意識的新時代。社會生活現實和觀念的巨大變化，要求曆史學敞開自己關閉的大門，不斷同社會現實對話；要求史學工作者以開放性的新眼光來重新審視曆史，以創造性的探索和發現為現實提供清醒的意識。這是古老的曆史學煥發青春魅力的源泉和基礎。
人類社會的曆史猶如一條波瀾壯闊、曲折跌宕而又奔騰不息的長河，它本身就是一個多側麵的時空延展整體。因此，為了理解和把握人類社會的曆史進程，本來就需要多角度的進行研究。同時，我們也看到，每當後人沿著時代的台階拾級而上的時候，總要選取新的觀察視角，來重新考察、反思曆史，以便從中獲取必要的借鑒和啟迪。實踐證明，研究曆史如同研究任何問題一樣，往往隻消變換一個角度，就能獲得新的發現、新的認識和新的意義，並賦予曆史一種新的生命，使死去的曆史活起來。
正是基於上述見解，我們編著了《二十世紀中國史》，包括第一部和第二部。
《二十世紀中國史》第一部，也可以稱之為中國現代史。過去的中國現代史教材從1919年五四運動寫起，當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過分突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一麵而忽視了其他，又存在一定缺陷，而我們編者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的第一部，則是從1900年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寫起，側重選取中華民國史、改革開放、現代化和中西文化論爭等幾個新的角度；既將20世紀、中國民主革命(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來理解，又深化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所謂“新政”、“改革”與革命者的改革之對比，並如實評價了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主張的進步作用，著力展現中國人民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曲折曆程，反映中華民族覺醒、奮鬥和壯觀的革命性變革，從而形成一個較新的中國現代史學科體係。我們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於知識、能力和水平的限製，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和效果，就有待於識者的批評和指導了。
本書是在集體分工協作的情況下編著而成的。具體的分工是：
李雲峰：引論，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節；
劉東社：第三章；
門秀芳：第四章；
張天社：第五章；
陳舜卿、趙鈞強：第六章；
王國紅：第七章第一、二節；
汪春：第二章第二、三節，第七章第三、四節。
全書由李雲峰、陳舜卿擔任主編：李雲峰除了負責組織聯絡工作、提出詳細的編著大綱之外，主要負責前五章的編寫，陳舜卿負責後兩章的編寫，最後由李雲峰統一修改定稿。汪春也參加了部分章節的修改工作。
本書在編著過程中，曾參考、吸收了近年來史學界同仁的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西北大學教務處肖興民處長、教學科王剛科長曾給予鼎力支持和幫助；西北大學應用社會科學係李振民教授審閱了全部書稿，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並給我們以熱情的鼓勵。值此書稿付梓之際，我們謹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編著者
1993年8月15日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