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後，蔣光鼐、蔡廷鍇即通電全國，表示“為衛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第二天，日本政府發表聲明，詭稱這次事變是“由於中國正規軍突然開槍挑釁”所造成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為“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才不得不還擊。同時決定增兵上海，使上海局勢頓時緊張起來。1月30日，南京政府抽調滬寧線上的兩個師組成第五軍，以張治中為軍長，馳援上海，協同十九路軍展開淞滬抗戰。
淞滬抗戰主要在閘北進行，後來延伸到江灣、廟行、吳淞、寶山一線。日本以第一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為總指揮，他揚言上海一旦發生戰爭，4個小時即可結束。然而由於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粉碎了日軍於2月4日發動的總進攻，致使鹽澤幸一被撤職。日軍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接任總指揮，於11日發起新的進攻。13日，十九路軍夜襲日軍，戰果輝煌，又一次粉碎了日軍的進攻，野村吉三郎又被撤職。日本從國內加派了大量飛機和戰艦，調任陸軍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為總指揮，從20日起，發動第三次進攻。中國軍隊愈戰愈勇，植田謙吉的總進攻又被粉碎了。為了挽回敗局，日本向上海增派大量兵力，組成上海派遣軍，使上海日軍達7萬多人，飛機100餘架，由日本陸軍大臣、原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親任總指揮。從3月1日起，日軍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為了保存實力，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相繼撤出戰鬥，日軍侵占了淞滬地區。3月3日，在英、美等國的調停下，雙方宣布暫時停戰。
淞滬抗戰中，上海廣大人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支前鬥爭。上海總工會發布了抗日同盟總罷工的命令。在上海的日本工廠、商店、機關和住宅工作的中國工人、職員、雇員等都紛紛罷工或離職。上海人民還開展了巨大的捐獻運動，兵工廠工人日夜趕製軍火供應前線。工廠工人送去大批物資、市郊農民也將大批麵粉、蔬菜、雞蛋、年糕送到前線慰勞部隊。宋慶齡、何香凝發起捐製棉衣運動，5天之內製做棉衣褲3萬多套。工人、農民、學生和各界群眾，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通訊隊、運輸隊等，協同十九路軍和第五軍作戰。許多人在戰鬥中英勇犧牲。此外，國內外同胞還捐款700多萬元，有力地支援了淞滬抗戰。
上海戰事發生後，蔣汪重新合作。汪精衛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主持內政外交。他與蔣介石商議後提出“一麵抵抗，一麵交涉”的對日方針。1月30日，國民政府遷都洛陽，召開軍事會議，製定全國防衛計劃，在第五軍增援上海，穩定戰局後，國民政府極力避免擴大事態，企圖在國聯幹預下與日本妥協。國民政府軍政部通電各部隊不必再援助十九路軍，同時密電空軍、海軍不得轟炸、襲擊日本海軍。日軍運輸艦擱淺於白龍港3日之久，國民黨海軍如前往襲擊，必可大獲全勝，但海軍卻奉命置之不理。海軍部次長李世甲還千方百計與鹽澤幸一周旋接洽。當十九路軍血戰時，李世甲竟與野村吉三郎同乘一車，參觀各處戰壕，引起上海軍民的極大不滿。
日本在上海燃起戰火，遭到英美等國的強烈指責，國聯也提議雙方立即停戰。2月，英美等國向上海增派軍隊，英國軍艦已達10艘，兵員6000多人；美國軍艘達17艘，幾乎集中了在亞洲的全部艦隊；法國在上海的軍隊也達3000餘人。在英美等國的壓力下，3月4日，白川義則宣布攻勢已達預期目的，下令日軍停戰。11日，國聯特別大會作出決議，要求各國協助中日雙方解決上海戰事。14日，中日停戰談判在上海英國領事館舉行，英、法、美等國公使也參加會談。
上海停戰談判正在交涉之時，4月29日，日本駐上海軍政要員在虹口公園舉行閱兵典禮，慶祝日本天皇誕辰。朝鮮獨立黨黨員尹奉吉向檢閱台投擲炸彈，炸死了日軍司令官白川義則，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駐華公使重光葵、上海總領事村井倉鬆等均受重傷。
1932年5月5日，中國外交部次長郭泰祺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醫院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協定分正文5條和附件3條。正文規定：自5月5日起，雙方停止一切敵對行動；中國軍隊，留駐現在地位(當時中國軍隊撤退到昆山、蘇州一帶)；日本軍隊應恢複1月18日事變前的狀態，但若幹日軍，可暫住上海；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附件規定：中國取締抗日運動，中國十九路軍換防，浦東及蘇州河南岸中國不得駐兵。7日，中日雙方及英、美、法、意代表組成共同委員會，監督日本撤軍和中國警察接管事宜。31日，日本陸軍全部撤出上海。《淞滬協定》雖然迫使日本撤軍，但中國軍隊卻不能在上海布防，隻能由警察維護治安，等於自開門戶。
淞滬抗戰後期，3月1日至6日，汪精衛在洛陽主持召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統管全國軍事。此後，蔣介石長期擔任此職。4月7日至11日，汪精衛又在洛陽主持召開國難會議，討論國內政治和禦侮問題。會議要求“全國人民，不分黨派階級，概應盡最大力量，讚助政府，共同禦侮”，但對人民應有的民主權利卻未作規定。12月1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蘇聯政府積極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並聲明願意給予中國必要的援助。所以，中國共產黨和國內輿論紛紛要求恢複中蘇邦交。國民黨也看到英美等國對調停中日爭端的冷漠，決定恢複中蘇邦交以抑製日本。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舉行複交談判。12月12日，正式恢複兩國間的大使級外交關係。1933年3月9日，國民政府任命顏惠慶為首任駐蘇大使。5月2日，蘇聯首任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也到達南京。
三、偽滿洲國的成立與東北抗日遊擊戰爭
日本占領東北後，為了欺騙世界輿論和便於進行殖民統治，急於建立傀儡政權。
1931年9月22日，關東軍參謀部製定了《滿蒙問題解決方案》，確定“建立以宣統帝為元首，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國支持的新政權”。這一方案獲得日本政府的同意。此後，日本關東軍一麵策動東北漢奸熙洽、臧式毅、張景惠、張海鵬等組織地方政權，一麵策劃劫持居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溥儀到東北。
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滿族人，清朝末代皇帝，年號宣統。1911年辛亥革命後退位，1924年被驅逐出宮。1925年被日本挾持到天津日本租界內豢養起來。溥儀企圖依靠日本來實現他複辟清王朝的野心，結果卻落入日本的圈套。1931年11月，溥儀被日本特務劫持到東北後，關東軍開始所謂建國運動。1932年2月16日，在關東軍操縱下，張景惠等召開“建國會議”，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宣布“與黨國政府脫離關係，東北省區完全獨立”。29日，關東軍又召開“全滿建國促進運動大會”，通過成立滿洲國、以溥儀為執政的決議。3月1日，日本關東軍以“滿洲國”政府名義，發表“建國宣言”，宣布“滿洲國”成立。9日，溥儀在長春粉墨登場，就任“滿洲國”執政，年號大同，以長春為首都，改稱新京。第二天，溥儀根據關東軍提出的名單，任命了“滿洲國”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和各省省長，正式形成“滿洲國”各級政權組織。8月，日本天皇任命武藤信義為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洲國”全權大使，
9月15日，武藤信義與“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簽訂了《日滿議定書》，確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權利和利益，確認關東軍對“滿洲國”的實際統治。同一天，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正式承認“滿洲國”。
為了把“滿洲國”打扮的更像個獨立國家，1934年3月1日，日本改稱“滿洲國”為“滿洲帝國”，由執政共和製變為立憲君主製；溥儀從執政一變而為皇帝，年號康德，改國務總理為總理大臣，各部總長為各部大臣。溥儀身著龍袍，告天即位，文武百官列隊慶賀，高呼萬歲，他激動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
其實，“滿洲國”是一個十足的漢奸傀儡政權，完全受日本關東軍的支配。“滿洲國”表麵上由一批漢奸頭目出任總理、各部長官和各省省長，但各部門都有日本人擔任次長，由日本人掌握各方麵實權。在偽政府中有一個總務廳，由日本人任總務廳長官，總攬偽政府一切大權。日本在溥儀身邊還設立了一個“帝室禦用掛”，即溥儀的專用秘書，溥儀的一切言行都必須聽從“帝室禦用掛”的安排。“滿洲國”政府的內外活動和政策計劃，都必須經過關東軍的同意和安排。這樣，關東軍司令官和日本駐“滿洲國”大使實際上成了“滿洲國”的太上皇。
日本帝國主義通過“滿洲國”，對東北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在“日滿共同防衛”的名義下，關東軍的兵力不斷增加，分駐東北鐵路沿線的大小城鎮和軍事要地，並在偽軍配合下，經常到各處進行“討伐”，燒毀村莊，屠殺人民。1932年9月，日寇到撫順附近的平頂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驅趕到村外的大坑內，用機關槍進行屠殺，並燒毀全村房屋。日寇獸性未盡，又到鄰村燒殺，燒毀房屋800多間，殺害居民3200多人。日偽憲兵、警察、特務到處為非作歹，捕殺中國人民。從1932年到1934年，因“反滿抗日”被殺害的東北士兵和人民就有6.7萬。為控製東北人民，關東軍大搞“治安肅正運動”，進行大檢舉；推行保甲製度，實施連坐法，建立“集團部落”，實行“歸屯並戶”。在“日滿經濟一元化”的幌子下，日本通過各種方法，對東北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經濟掠奪。南滿鐵路株式公社和滿州重工業開發株式公社是兩個最大的殖民掠奪公司，壟斷了東北的經濟命脈。日本對東北的經濟掠奪以煤炭、鋼鐵等戰略物資為重點。從1932年到1944年，日本從東北掠奪了22300萬噸煤，1100萬噸生鐵、580萬噸鋼。日本從撫順煤礦每掠奪走800噸煤，就要留下①具中國礦工的屍體；而阜新煤礦每掠奪走200噸煤，就要留下1具中國礦工的屍體。為了掠奪東北的農產品，日本以低廉的價格強迫農民出售糧食，規定中國居民每月口糧4-6公斤。每到秋收，日偽警察傾巢出動，強製攤派，搜索糧穀。東北地區近1/2的豆類及其製品、近2/3的糧食被日寇奪走，使東北人民生活在死亡線上。為了從思想上摧殘東北人民的民族意識，磨滅他們的鬥爭精神，日本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實行愚民族政策。1932年，大批小學關閉，學生失學率達70%；原來30所大專院校也隻開放了2所。日方還規定學生不準看中國地圖，不準自稱是中國人，必須自稱滿洲人，把漢語稱為滿語。胡說東北不是中國領土，而是日本國土的延伸。學校把日語列為主課，偽政府把日語列為國語，一切文件均使用日語。學生每日必須朝拜日本天皇和偽滿皇帝，頌揚“日本親邦”，擁護“大東亞聖戰”。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東北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九一八事變後，隨著日軍向各地推進，一部分具有民族氣節的東北軍將領和廣大人民自動組織起來，自發抗戰。1931年9月18日晚，日軍進攻沈陽北大營，駐防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官兵奮起抵抗，與日軍展開激烈戰鬥。由於日軍突破北大營，第七旅才於次日淩晨撤退。日軍占領吉林、遼寧後，於11月向黑龍江省會龍江(齊齊哈爾)發起進攻。黑龍江省代理主席兼軍隊總指揮(第三旅旅長)馬占山率部英勇抵抗，與日軍激戰於嫩江橋，堅守嫩江橋3天3夜，後因傷亡過重，被迫退往克山、海倫一帶。龍江失陷後，日軍進攻哈爾濱。1932年2月，東北軍第二十二旅在雙城堡伏擊日軍，使日軍遭到沉重打擊。雙城失守後，東北軍第二十四旅旅長李杜與二十八旅旅長丁超等組成吉林自衛軍，決心保衛哈爾濱。他們在哈爾濱與日軍激戰兩天，因寡不敵眾，被迫撤退。哈爾濱落入敵手，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以東北軍為主的抗日活動逐漸消沉，代之而起的是東北各地的抗日義勇軍的鬥爭。1932年，馬占山率部在黑龍江北部黑河一帶活動，蘇炳文組織東北民眾救國軍在黑龍江西部海拉爾一帶抗擊日軍，吉林的李杜、丁超等領導東北抗日自衛軍在鬆花江沿岸鬥爭，王德林組織東北抗日救國軍在吉東活動；遼寧的唐聚五領導遼東民眾自衛軍在通化一帶進擊敵人，鄧鐵梅也率部在鳳凰城附近抵抗日寇。這些義勇軍都給日軍以重大的威脅和殺傷。1932年一年中，遼、吉兩省的重要城市遭義勇軍襲擊達30餘次；沈陽和洽爾濱的飛機場被義勇軍焚毀，撫順煤礦的發電廠被義勇軍破壞。1933年5月“塘沽協定”後，日軍集中兵力對付東北義勇軍，使義勇軍遭到重大損失，先後失敗，一部分退入蘇聯境內，一部南下進入華北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