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上的危機導致政治上的危機，資產階級與上層小資產階級由於恐懼、動搖而脫離革命，以至於反對革命。以汪精衛為首的政治政府逐漸右轉，開始壓製工農運動，攻擊中國共產黨。1927年4月底，武漢國民黨中央在汪精衛的要求下，組織了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動的“特別委員會”。汪精衛事後供認，他組織這個特別委員會的出發點是，在公開“分共”時機尚未成熟而“不便提出分共問題”的時候，通過“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級民眾團體之一切言論”，清除共產黨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中的“理論與方法”，“裁製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1929年11月5日。】。可見這是汪精衛破壞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步驟。5月12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否決了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的《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接著，汪精衛又誇大和利用工農運動中出現的缺點，連續發布指責工農運動過火的訓令，公開限製工農運動的發展。20日，國民黨中央發出《保護公正紳耆訓令》，指責農民向地主的鬥爭是“擾亂破壞公開秩序”，令各地黨部隨即製裁【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1日。】。22日，汪精衛下令湘、鄂各地，製止赤化運動，聲言要逮捕工會和農會的領導人，或者驅逐其出境。24日，國民政府指責農民運動“幼稚過當”，“騷擾後方，撓動人心，實可痛恨”【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並於5月底下令解散了湖北省黃岡、黃陂兩個最大的縣農協會。
武漢政府政治上的右轉，導致了軍事上的叛亂。
武漢地區農民運動的高漲，使一些出身地主家庭的反動軍官早已心懷不滿。汪精衛對工農運動的打擊及北伐軍出師河南，為這些反動軍官叛亂提供了政治氣候和有利的時機。加上蔣介石不斷派人來“策反”，於是駐防宜昌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首先發動了叛亂。
5月13日，夏鬥寅發表反共通電，聲稱要率領將士“為民清命”，“重建新政”，接著進兵沙市、嘉魚、鹹寧、汀泗橋。18日，夏部已進至距武昌隻有20公裏的紙坊，武漢危急。武漢國民政府派第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率所部及中央獨立師(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編成)前往鎮壓。政府軍擊敗了叛軍，解了武漢之危，並乘勝追擊叛軍至鹹寧。夏鬥寅殘部退至鄂東、皖西一帶，繼續作亂。在反革命叛亂的影響下，土豪劣紳乘機反撲，摧殘工農團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不到一月內，被害的人竟有三千到四千之多。”【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1973年8月影印版，第699～700頁。】夏鬥寅在湖北叛變的自己傳到湖南以後，湖南的土豪劣紳、反動軍官紛紛響應。
5月21日晚，許克祥在長沙發動了震動全國的“馬日事件”。按照何健的反共計劃，許部襲擊了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武裝，並搗毀了省、市黨部和省特別法庭，釋放了被關押的土豪劣紳，捕殺共產黨黨員和革命群眾。一夜之間，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100餘人。事變後，許和國民黨右派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救黨委員會”，繼續采用十分殘忍的手段，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兩湖夏鬥寅、許克祥的叛變，又促使江西的朱培德反共。朱培德於5月29日、6月5日先後兩次將共產黨人“遣送出境”，命令江西總工會及農民協會停止活動，並收繳了農民自衛軍的武器。朱培德公開反共之後，江西“各縣土豪省紳及一切反動分子若奉綸音，應時蜂起，……紛紛搗毀農工團體”【江西省農民協會1927年6月25日報告。】。
武漢國民政府所統轄的兩湖與江西都出現了屠殺共產黨人與工農群眾的白色恐怖，革命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在此情況下，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的支持下，仍把維持同“國民黨左派”的關係作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不作任何應變的準備。問題在於陳獨秀誤以為武漢政府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權，汪精衛等是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左派領袖。其實，武漢政府內部除譚平山、吳玉章等少數共產黨人和鄧演達、宋慶齡、陳友仁、徐謙等國民黨左派人士之外，汪精衛、唐生智、譚延等人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汪精衛來到武漢以前，革命勢力尚能左右武漢政府的方向，使武漢地區的革命形勢不斷高漲。但汪精衛到武漢不久，隨著武漢地區經濟、政治形勢不斷惡化，他便與武漢政府內部執掌軍權、政權的唐生智、譚延等人勾結一起，使武漢政府急速右轉。在此情況下，陳獨秀仍以為汪精衛是左派領袖。為了不破裂國共關係，陳獨秀不惜壓製運動、犧牲工農利益以迎合汪、唐等人的胃口。
夏鬥寅叛變之後，武漢政府曾許諾撥發2000支槍和幾千元經費裝備工人糾察隊，抗擊叛軍，但陳獨秀卻拒絕不要，以表明中國共產黨沒有“陰謀”。馬日事變以後，陳獨秀一麵附和汪精衛，認定長沙事件“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不無關係”，下令禁止長沙附近各縣農民攻打長沙；一麵把解決事變的希望寄托在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身上。5月下旬，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政府農政部發出布告，聲稱要糾正“農民所有一切幼稚舉動”，對於“越出正軌”者，“更不得不加以製裁”。6月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通告，認為“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來解決土地問題，已經引起無數的過火行為，這種情形，必須糾正。”陳獨秀還下令在國民黨黨部和報館工作的共產黨員、服從國民黨的命令，不得有任何獨立的主張。他還命令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以及新聞記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批評農民運動“幼稚”。28日，陳獨秀接受了鮑羅廷的提議，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借口避免給反動軍官以反共口實，竟命令武漢工人糾察隊把武器交給國民黨。30日，陳獨秀在武昌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羅易和鮑羅廷的支持下，通過了關於國共關係的十一條決議，“企圖以投降式的讓步拉住汪精衛”。決議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認為共產黨人參加政府，“並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決定共產黨人“請假”退出政府，以避免“政局之糾紛”，“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等等。這個決議標誌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已發展到了頂峰。
陳獨秀投降讓步的結果是：反動派更加囂張，中間勢力更動搖，工農運動受到更大的損失，革命危在旦夕。
在此危急時期，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竟幹了一件叛賣性的蠢事，使汪精衛找到了公開叛變革命的借口。
6月1日，羅易收到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發來的“五月指示”。其主要內容是：①中國共產黨應堅決實行土地革命；②改組國民黨中央，充實工農領袖；③組織一支可靠的革命軍隊，武裝兩萬黨員，五萬工農群眾；④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係或唆使土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羅易收到指示電報後，為了“做最後的努力，重新贏得汪精衛的信任，於是就把莫斯科的來電送交給他”【羅易：《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轉引自《羅易赴華使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頁。】。汪借題發揮，以此作為公開叛變的借口。
北伐軍攻克鄭州、開封之後，汪精衛認為“反共”的時機已經成熟。為了爭取擁有實力的馮玉祥，達到反共又反蔣的雙重目的，汪精衛於6月10日率譚延、孫科、徐謙、顧孟餘等，到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在汪精衛等人的煽動下，馮玉祥同意立即“清共”反共，但對反蔣不表示態度，而以調停人的姿態，力促寧漢合作。會議最後決定：①組織政治委員會開封分會，以馮玉祥為主席，指導陝、甘、豫等省黨務；②成立河南、陝西、甘肅三省省政府，分別以馮玉祥、於右任、劉鬱芬為主席；③第二集團軍擴編為七個方麵軍。鄭州會議是武漢分共與寧漢合作的醞釀。
鄭州會議之後，蔣介石為了聯馮製漢、合力攻奉，也極力拉攏馮玉祥，邀請馮到徐州會談。馮應蔣之邀，於6月19日至21日，在徐州與蔣介石、李宗仁、吳稚暉、胡漢民、張靜江等舉行特別會議，進一步會商“分共”與寧漢合作等問題。蔣許諾從7月份起，按月發給馮部軍餉250萬元，馮則答應會後立即在豫陝“清黨”。會議決定蔣、馮聯名通電全國，表示雙方願合作北伐，完成國民革命，並由馮電告武漢早日反共。6月21日，唐生智、徐謙等人，攻擊武漢地區的工農運動，認為寧漢雙方在反共問題上應“通力合作”，希望武漢方麵“速決大計，早日實行”。徐州會議不但實現了蔣馮聯合，促進了寧漢合流，而且促使汪加快了公開“分共”的步伐。
29日，在汪的指使下，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發布反共訓令，攻擊、誣蔑共產黨和工農運動，要求國民政府“明令與共產黨分離”【《國聞周報》4卷第29期，1927年7月31日出版。】。這是武漢政府公開“分共”的信號。
在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公開叛變革命的前夕，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成立了由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張太雷、張國燾5人組成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臨時中央成立之後於13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的宣言》，揭露汪精衛等“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與政策”；聲明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但是，共產黨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宣布“中國共產黨決意與一切革命分子合作，隻要他們能夠誠實的堅決的根據三民主義、三大政策而奮鬥”。
同日，國民黨左派人士鄧演達發表辭職宣言，譴責國民黨中央中一些人曲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農工政策，“向蔣圖謀妥協”、“殘殺工農”的行徑【北京《晨報》1927年7月17日。】。
14日，宋慶齡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聲明》：“本黨若幹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宋慶齡：《為新中國而奮鬥》，億出版社1952年版，第3頁。】並辭去了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中的一切職務，表明了自己的嚴正立場。
當日晚，汪精衛秘密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討論“分共”計劃。15日，汪精衛主持代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的報告，決定“在一個月內，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討論決定分共的問題，在未開會以前，製裁共產黨人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會議通過議案規定：在國民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國民革命軍中任職的共產黨員，必須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不準共產黨以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工作，不準國民黨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等等。這就是七一五“分共”。分共會議後，根據汪精衛的提議，武漢國民黨中央沒有發表汪的上述報告和《統一本黨政策案》，隻發表了一個月內召開中央全體會議等三條決議，同時還發布了《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令》，指出中央擴大會議決議案，“完全根據於革命利益，執行革命紀律，並非妨害共產同誌之個人身體自由，凡我同誌，務須體會此意”，“如有對共產分子壓迫、妨害其個人之身體自由或指誣他們為共產分子，意圖傾陷者，即依法嚴辦”【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7月16日。】。當然，這不是汪對共產黨人“仁慈”，而是出於對時勢考慮而采取的“穩妥步驟”。這明七一五事變與四一二事變相比，確有一個從“和平分共”到“武力清黨”的過程。8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南昌領導武漢政府東征部隊的一部舉行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此後，汪精衛集團便收起了“和平分共”，開始進行“武力清黨”，並咬牙切齒地說：“現在還要說是容共的，就算不得是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44次會議速記錄》，1927年8月8日。】。於是，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逮捕和屠殺。白色恐怖籠罩了一度被稱為“赤都”的武漢。至此，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中途夭折了。國民革命夭折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中國的大革命時期，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帝國主義國家有條件聯合起來幹涉中國革命。具有先進工業和軍事裝備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叛變革命並掌握著大量武裝力量的國民黨反動派以及他們的社會基礎豪紳、地主、官僚買辦組成了反革命的聯合戰線，共同絞殺革命。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尚處於幼年時期，政治上很不成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中國的曆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都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工農，雖然從五卅運動就開始發動起來，在北伐戰爭開始後又進一步發展，但沒有強大武裝力量作為後盾的工農運動是不能持久的。總而言之，反革命的聯合力量大大超過了革命力量，這是國民革命夭折的客觀社會曆史根源。
第二，大革命的後期約半年時間，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內占了統治地位，放棄了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了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致使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共不能組織有力的反擊。這是國民革命夭折的主觀原因。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路線、方針、政策方麵的錯誤與共產國際的指導不無關係。共產國際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始終存在著右傾思想。它輕視共產黨，重視國民黨，把一切希望寄托於國民黨，基本上認為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屬於國民黨，從經濟上、軍事上大力地援助國民黨。大革命時期，中共在領導權問題上的三次大退讓是共產國際指導的結果；大革命的後期，共產國際關於聯合戰線高於一切的方針，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形成、發展的重要條件。所以，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失誤，也是中國國民革命夭折的不可忽視的原因。
國民革命雖然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叛變而中途夭折，但是它動搖了帝國主義長期統治中國的基礎；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覺悟；它動員和組織了廣大人民群眾參加革命鬥爭，特別在南方各省留下了極其深刻的革命影響。這就為以後革命烈火的重燃，創造了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