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國民革命與北洋軍閥的潰敗 (1924～1927) 第四節國共兩黨的分裂與國民革命的夭折
一、列強的幹涉與革命陣營的分裂
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工農運動的不斷高漲，使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麵臨著總崩潰的危機。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千方百計地破壞革命。他們一方麵調兵來華，對中國軍民進行軍事威脅，對中國革命進行武裝幹涉；另一方麵，則分化革命陣營，在革命陣營內部尋找新的代理人。
由於英帝國主義視長江流域為其勢力範圍，所以當北伐軍向長江流域推選，首先把矛頭指向英帝國主義的工具吳佩孚的時候，英國便充當了幹涉中國革命的急先鋒。
早在1926年9月，當北伐軍兵臨武漢時，英國軍艦就曾公開助吳炮擊北伐軍。接著，英帝國主義又製造了駭人聽聞的“萬縣慘案”，企圖以傳統的炮艦政策恫嚇中國人民。從1926年6月開始，英國軍艦橫行川江，不斷肇事，撞沉木船，淹死四川軍民多人。8月29日，英艦竟一次撞沉木船3隻，溺死乘客64人，其中有川軍楊森部官兵58人，損失餉銀45000元。為此，川軍登上肇事英艦“萬流”號查訊事件經過，又遭停泊在萬縣的英艦“柯克捷夫”號水兵的襲擊，川軍重傷士兵2人，其他官兵被全部繳械。同時，英艦還以巨炮對準萬縣民房，進行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川軍楊森部扣留了屢次肇事的英艦“萬流”號和“萬縣”號，以便進一步交涉。而英帝國主義以此為借口，於9月5日派“嘉禾”號載英兵數百人，用機槍向守護“萬縣”號的川軍掃射，當場打死士兵100多人。同時，“嘉禾”號又會同“柯克捷夫”號，用大炮轟擊縣城兩岸的陳家壩、南津街及省長公署等地，“焚毀民房商店一千餘家，死傷人民數以千計”。繁華的萬縣城幾乎成為一片瓦礫。
1927年初，當列強製造“南北分治”的陰謀破產，北伐軍繼續向長江下遊推進的時候，帝國主義又一次掀起了武力幹涉中國革命的高潮。前已述及，中國人民曾於1927年1月進行了收回漢口、九江租界的鬥爭，並取得了勝利。這就使帝國主義更感恐懼。從1月上旬開始，列強紛紛增派軍隊和軍艦來華，並向上海集中，合力“保護上海”。到3月，集中在上海的英軍達1.2餘人，日軍4000餘人，美軍3500餘人，法軍2500餘人，連同“萬國商團”及巡捕，共達3萬餘人。當時，帝國主義還有170多艘兵艦和魚雷艇停泊在中國領海之內。停泊在上海附近的軍艦達60艘。英、美還各準備陸戰隊1500名，日本準備2000名，隨時準備登陸，阻止北伐軍進攻上海。23日上午，北伐軍攻入南京，直魯軍潰退之時，有意製造混亂，“打家劫舍，全城惶恐，並及外僑。”【江右軍總指揮政治部李世璋報告南京事件電，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件。】國民革命軍中受蔣介石重用的賀耀祖師和王普的皖軍也參加了搶劫。下午3時半，停泊在下關江麵的一艘英國軍艦和兩艘美國軍艦，以保護僑民為口實，向下關美孚油行小山周圍及城內發炮轟擊，達一個多小時，打死中國軍民41人(其中軍人24人)，傷16人【據北伐江右軍總指揮部政治部調查結果，見《晨報》1927年4月7日。所謂華人死傷2000人的說法係訛傳。】，毀壞了許多房層財產。這就是“南京慘案”，又稱“南京事件”。
帝國主義除了以武力侵犯中國主權、幹涉中國革命之外，越來越重視采取分化革命陣營的辦法，以便利用他們心目中的“溫和派”來打擊他們心目中的“極端派”，從而維護他們在華的利益。美國最早注意到革命陣營的分化。早在中山艦事件之後，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即電告美國國務院：“蔣不再要俄國顧問了”，“政府中的溫和派看來支持蔣，他們似乎采取更保守的政策”【《美國對外關係文件》，1926年，第1卷，美國政府出版署，華盛頓1941年版，第701頁。】。美國駐廣州領事詹金斯亦向美國駐華公使報告：“如果國民黨內的溫和派一旦獲得完全統治，整個形勢將大為改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1926年，第1卷，第705、767～768頁。】馬慕瑞建議美國政府把同中國各政權的關係作一番“實質性的調整”【《美國對外關係文件》，1926年，第1卷，第705、767～768頁。】。1927年1月27日，美國國務卿凱洛格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宣稱“美國一向希望中國團結獨立和繁榮。它希望在我們對華條件中所規定的關稅控製和治外法權盡早放棄”【《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365頁。】。1926年底，英國宣布所謂對華新政策，撤換駐華公使，聲明毫無幹涉中國內政之意，對國民革命持“體貼與諒解”的態度，並承認中國有“得享關稅自立之權”。【《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365頁。】日本對於革命陣營的分化，也進行得非常積極。早在1926年11月，日本幣原喜重郎外相即派佐分利來華，廣泛接觸國民黨要人，並作出“友好”的姿態。1927年1月16日，幣原在議會發表對華政策演說，表示日本“尊重保全中國之主權及領土”【《中國近代對外關係資料選編》(1849～1949)第一分冊，下卷，第118頁。】。美、英、日有關對華政策的聲明，無非是是想引誘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陣營。
帝國主義在分化瓦解革命陣營的時候，幾乎都把目光盯注在蔣介石身上。英國《字林西報》發表文章說：“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長江以南區域免於淪於共產黨之手的保護力量”，希望蔣介石“迅速而決斷地行動起來”。1927年2月，英國派代表到南昌與蔣介石進行會談。4月初，日本政府也確認蔣介石是“穩健派”的首領，蔣與“過激派”的分裂迫在眉睫，因而反對對國民黨采取強硬措施。“因為這隻會有助於蔣介石的敵人，使廣東人中的過激分子取得對廣東政府和軍隊的控製權”。不過，日本帝國主義並不想放棄他原來的侵華工具奉係軍閥，而希望蔣介石能與奉係妥協，共同充當日本的侵華工具，以實現它獨霸中國的目的。1月27日，日本電通社東京電中說：“中國南北妥協的機運，浙呈濃厚之狀，雙方常有代表往來，結局或將以穩健的孫文主義，實現大同團結”【《向導》第186期，第1985頁。】。帝國主義需要蔣從內部破壞革命，蔣介石叛變也需要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與援助。在帝國主義不斷對蔣進行威脅利誘的同時，蔣一方麵加緊與帝國主義、地主、買辦勢力的勾結，另一方麵加快了叛變革命的步伐。
北伐戰爭前夕，蔣介石就已將黨權、政權、軍權集於一人之手。北伐開始後，蔣將其嫡係部隊布置在東南各省，趁著革命形勢高漲，敵人內部紛紛倒戈的時機，收編了大量軍閥部隊，迅速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蔣逐漸以東南作為自己勢力範圍，把南昌作為勾結各種反動勢力和鎮壓革命力量的中心。1926年冬，孫傳芳在江西潰敗之後，蔣介石把司令部由長沙搬到南昌。在這裏，蔣公開向外國記者發表談話，表示對帝國主義的“友誼”，要求英美給予“援助”，並謀取日本的支持。於是，一些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北洋軍閥的舊官僚和封建買辦階級的政客，紛紛來到南昌，出入於蔣的總司令部。
英美帝國主義通過買辦階級代表虞洽卿、王一亭到南昌和蔣進行洽談，向蔣說明保衛上海“和平”、維持上海“秩序”的重要性，並且答應借給蔣6000萬元的款項，但以蔣反共滅共為條件。蔣當即表示：“國民革命軍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改變租界的現狀。”在日本特使到南昌活動以後，蔣立即派吳鐵成到日本，向日本外相幣原保證“中國人永不反日”【《向導》第190期，第2039頁。】戴季陶也被總司令部派到日本，以“國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和日本外務省次官、亞洲司司長、條約局局長進行會談。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指使下，蔣奉之間也頻繁往來。奉係軍閥表示：“蔣介石若對於共產派加以徹底壓迫，則南北之妥協非不可能之事。”【《向導》第188期，2013頁。】蔣則派李石曾“代表南方政府與奉天代表折衝”。
1927年初，隨著與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勾結日益緊密，蔣的反共活動也逐漸表麵化。他不但挑起“遷都之爭”，而且開始明目張膽地鎮壓工農運動，打擊革命力量。就在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期間及其會後，蔣有恃無恐，變本加厲，製造了一係列反共反工農的暴行，以此來回答二屆三中全會對他的限製。
3月6日，蔣密令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倪弼槍殺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讚賢。16日，蔣指使段錫明強行解散了擁護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和南昌學生聯合會，封閉了國民黨左派的《貫徹日報》社。17日，蔣率部東進抵達九江的第二天，命令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楊虎糾集流氓地痞，將國民黨九江市黨部、九江總工會、《國民新聞》社一一搗毀，市黨部和總工會的人員被殺死殺傷多人。工人糾察隊起來自衛，也被蔣的衛隊所鎮壓。23日，蔣在安慶又指使楊虎等人用金錢收買地痞流氓，搗毀了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安慶市黨部、全省總工會籌備處、省農民協會籌備處等革命團體，文件什物被劫一空，並打傷數十人。就這樣，蔣從南昌、九江、安慶一路殺向上海。
蔣的反革命暴行，受到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怒譴責和堅決反對。3月26日，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召開追悼陳讚賢烈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猛烈抨擊蔣屠殺工農的罪行。會後，農講所全體學員800餘人示威遊行，要求武漢政府懲辦禍首蔣介石。3月8日，方誌敏組織江西人民請願團到武漢，要求懲辦希害陳讚賢的凶手。武漢國民黨中央下令解散AB團(蔣介石組織的反共團體)，並決定派方誌敏重新組織和主持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的工作。4月2日，朱德所領導的軍官教導團和工人糾察隊攻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逮捕了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等7人。3日，南昌各界3萬餘人舉行聲討反革命分子大會。5日，江西省黨部和省政府改組，方誌敏主持黨部，朱德兼任公安分局局長職。此外，國民黨左派、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在報上發表文章，斥責蔣介石違反三大政策。31日，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朱德家裏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討蔣檄文(4月1日在南昌印了單行本)，揭露蔣屠殺民眾的真相，指出：“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而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這一次鬥爭，給南昌地區的反動勢力以有力的回擊，為後來的南昌起義打下了基礎。
二、蔣介石集團和的“清黨”反共
蔣介石從南昌到上海的沿路屠殺，預示著他已下決心舉行大規模的反革命叛變。事情果然如此。3月26日，蔣來到上海，立即與帝國主義、買辦勢力取得了聯係，並取得他們的支持。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沿途屠殺極為讚賞，稱讚他是“唯一有武力進攻激進分子、維護這裏(上海)局麵的人物”【《美國外交文件》，1927年，第2卷，第94頁。】，特許他可以帶著衛兵自由出入租界，並答應以駐紮在上海的侵略軍幫助他鎮壓革命。蔣當即表示：“保證與租界當局及外國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與秩序。”【《字林西報》1927年4月2日。】31日，蔣因“列強將提出驅除共產黨警告”【陳布雷全宗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立即分別召集江浙財閥的代表、青紅幫的頭目和國民黨新軍閥的代表，連日密商屠殺中共黨員及革命人民的計劃。上海的大資產階級答應從經濟上予以支持，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大資產階級，站在蔣介石一邊。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則決定重新組織“中華共進會”和所謂“上海工界聯合會”，以對抗上海總工會，充當蔣介石發動反革命事變的幫手。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幫會勢力和江浙財閥的支持下，決定發動政變。4月2日，他將李濟深、黃紹請到上海。當天下午，便與何應欽、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陳立夫、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等在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秘密會議，商談“清黨”反共的問題。
4月1日，汪精衛從法國回到上海。2日，蔣介石與吳稚暉等人拜會汪精衛，希望汪留滬“讚助清黨”，並答應清黨後仍請汪“主持大計”。汪精衛明確表示他也不讚成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舉行緊急會議，蔡元培、李宗仁、古應芬、黃紹、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共8人出席。吳稚暉在會上提出《懲辦共產分子呈文》。會議通過了《谘請中央執委會處置各地共籍叛亂分子谘文》，並開列出各地共產黨首要分子名單。這次會議是國民黨全麵“清黨”的思想，輿論準備。3日，蔣介石發表擁汪通電，並連日與汪進行密談，對汪極盡拉籠利誘之能事。但由於當時武漢地區“迎汪複職”的呼聲很高，而汪、蔣之間權力分配方麵矛盾很深，所以汪不願留在上海受製於蔣，也不同意立即清黨，反而提出國共兩黨應暫時“維持合作”。汪強調“黨的紀律不可不守”，聲稱“容共是改組之一個重要政策”，“不可以自由行動，亦非可以武力迫武”；甚至表示：如果立即清黨，“我寧自殺”或“將我槍斃”【《寄李石曾書》。《汪精衛集》卷4，上海光明書局1930年5月15日印行，第3頁。】。由於蔣汪意見分歧，密談鬧得很僵，以致發生“激烈爭論”，吳稚暉甚至給汪下跪，“求其改變態度，留滬領導”【《李宗仁回憶錄》(上)，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2頁。】。而汪則於4日同時發出三通電報，分致武漢中央、各省市黨部和蔣本人，婉拒了蔣的要求，積極向武漢中央靠攏。
4月5日，汪精衛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發表了重申“國共兩黨合作之旨”的《汪陳聯合宣言》。在《宣言》中，陳獨秀否認國民黨(未提蔣介石)“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要求群眾“不聽信任何謠言”，確實起了麻痹全黨和革命人民思想的消極作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但同時也表達了與國民黨“相互尊重，事事協商”，“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的善良願望。汪精衛則稱：“中國國民黨的多數同誌，凡是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中國國民黨的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總理的聯共政策”。這是汪主張國共兩黨繼續合作的公開表示。汪的這種表示，使蔣介石等人大為惱火。吳稚暉當麵詰問汪為什麼要發表這個宣言，且把“容共”改為“聯共”？並出言不遜，大罵汪“狗不如”，叫他“滾蛋”。結果，蔣汪密談不歡而散。4月6日，汪不辭而別，徑往武漢。
蔣介石爭取不到汪精衛的支持，便單獨在上海加緊進行反革命事變的準備，同時采用政治欺騙的手段，以解除革命群眾的思想武裝。早在3月29日，蔣介石就假惺惺地向上海工人糾察隊表示：“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繳械，餘可擔保不繳一槍一械。”【《申報》1927年3月29日。】不幾天，蔣又將親題“共同奮鬥”的錦旗，派軍樂隊送給工人糾察隊。4月5日，蔣下令將受過革命影響的一、二師調往南京，另調新近倒戈的浙係軍閥周鳳歧的第二十六軍擔任“滬上防務”，成立了以白崇禧和周鳳歧為副司令的“淞滬戒嚴司令部”。8日，蔣下令查封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上海辦事處。同日，由吳稚暉、鈕永建、白崇禧、陳果夫等組織成立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決定該會“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並指導當地黨務”【《時報》1927年4月9日。】。9日，戒嚴司令部發布“戰時戒嚴條例”12條，嚴禁集會、罷工、遊行。同時，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蔡元培等人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發出“護黨救國”通電，反對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