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台灣出現了一個極為消極的社會現象—教育性失業。70年代台灣的大專院校畢業生失業率達13.8%，屬總體性教育失業(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有42%的畢業生處於結構性教育失業狀態(學非所用或大材小用)，尤其是以人文、社會、學科的畢業生最為嚴重【楊國樞、葉啟政：《當前台灣社會問題》，台灣巨流圖書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00頁】。而另一方麵，由於台灣盛行文憑崇拜，因而升學主義成為台灣社會的又一嚴重問題。70年代，台灣報考大學的人數占當年普通高中畢業生的155%左右。【楊國樞、葉啟政：《當前台灣社會問題》，台灣巨流圖書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79頁。】在升學主義教育的支配下，台灣教育存在著內容失當、程度過難、惡性補習、教法單一等弊端，影響學生身心的發展。
台灣留學生在50年代數量很少。6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對各類人才需求的增加，加之研究生教育又相當落後，因而“出國”留學人員猛增，造成了人才外流的現象。1969年，台灣當局再次修訂“國外留學規程”，對“出國”留學加以限製。但這種限製引起了各方人士尤其是青年學生的不滿。為穩定政局，1976年2月，台灣當局被迫再度修訂“國外留學規程”，除對公費留學尚有部分限製外，對自費留學一律采取開放政策，幾乎徹底打開了控製的“閘門”。結果，台灣的留學生每年都以1000到1500人的增長額向上遞增。
大量的留學生猶如江河東流，一去不複返。據統計，僅1977年至1980年，台灣共有26000多人留學，而同期回台者僅占留學人數的10%。從1952年到1980年29年間，台灣共有62600多人留學，而學成回台者僅有8300多人，占留學生的12%左右【茅家琦：《台灣三十年》，第330頁。】。大量人才的外流，造成了台灣人才的嚴重不足，大大影響了台灣科技的發展，給經濟建設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盡管台灣當局曾煞費苦心地采取了許多措施，企圖吸收留學生回台工作，但收效不大。
2.科技
50年代以前，台灣的科技事業幾乎是一片空白。在國民黨最高學術機關“中央研究院”的14個研究所中，隨蔣介石遷台的隻有曆史語言和數學兩個研究所的部分科研人員和圖書資料。1954年，隨著台灣政局的穩定，當局才開始關注科研事業，並把該年定為“發展科學年”。1954年，在胡適、梅貽琦、吳大猷等人的努力下，台灣“行政院”製定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要》，並成立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簡稱“長科會”)，主持台灣科研工作。60年代初，台灣以“長科會“名義接受了一筆(約1.5億元新台幣)“美援”經費，發展了一批重點科研機構，並加強了對科研人員的培養和延聘工作。1964年，台灣當局與美國協商成立了“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中央研究院”在它的支持下，獲得了“中美基金會”的財政資助，成立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工程科學五個研究中心，推動了台灣科研事業的發展。1969年，台灣當局與美國簽訂了《中美科學及技術合作協定》。通過這個協定，台灣科技界獲得了大量的科技發展信息，並可利用美方先進的科研設施，從事台灣本地無法開展的科研項目。同年，台灣當局製訂了《十二年科學發展計劃》，旨在改進科學教育，大力培養科技人才，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推進應用科學和應用技術的研究、開發和運用，以促進經濟建設的發展。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麵，台灣的曆史學研究成績比較顯著。
70年代，隨著經濟和教育的發展，科研經費不斷增加，科研人員不斷擴充(1978年為9500人，1981年達19.700人【人年—專職科研人員工作一年，謂之一人年；凡兼職或部分時間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員，則按其實際科研工作時間折算成人年。】)產業結構改變對應用科技的迫切要求以及台灣當局與美國的科技合作導致台灣科技能力的提高，這一切，都給台灣科技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和環境。因此，台灣科技界顯得比較活躍，無論是研究課題還是研究規模，無論是基礎科學還是應用科技，都有相當快的發展。
80年代，台灣在重視發展應用技術開發的同時，還十分強調技術成果的轉移，並使之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獲取經濟效益。1979年，台灣“經濟部”專門成立了“創新工業技術轉移公司”，具體辦理有關科技成果轉移工作。1982年，製訂了《科學技術發展方案》，進一步推動台灣科技成果的轉移。總之，台灣科研事業的活躍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台灣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發展。
3.文學
50年代，反共“戰鬥文學”作品在台灣文壇泛濫成災。但同時，注重藝術性的現代派文學正在悄悄萌芽。1953年，台灣現代派詩人的“旗手”紀弦獨資創辦了《現代詩》詩社；1956年又成立了現代詩社，聚集了83位詩人。他們聲稱要領導新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並提出了“六大信條”作為現代派文學的文藝綱領，轟動了台灣文壇。同年9月，台灣大學外文係主任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問世，成為台灣現代派文學興起的又一重要標誌。同時，以描寫大眾生活並使用大眾語言的台灣鄉土文學也有所發展。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鄉土作家是鍾理和(1915～1960)。他的小說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為主題，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較完整地奠定了台灣鄉土文學的民族風格。他的代表作有《還鄉記》、《原鄉人》等。
60年代，台灣文學的主流是現代派文學。1960年，台大外文係學生王文興、戴天、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大量介紹西方現代派著名作家的作品，引進存在主義、虛無主義、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等戰後西方哲學和文藝思想，刊登現代派文學作品。
它比《文學雜誌》更少受傳統思想的束縛，對台灣現代派文學的發展壯大起了很大的作用。台灣現代派文學比較著名的作家有聶華苓、於梨華、白先勇、王興文、水晶、七等生、歐陽子等人。其中於梨華描寫的台灣留美學生生活，反映台灣新一代青年矛盾和苦悶心理的長篇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出版後，立即轟動了台灣和海外華人社會，被規定為台灣留學生出國前的必讀書；王文興的長篇小說《家變》問世後，被人們稱為“台灣一大奇書”引起了廣泛和熱烈的爭論。台灣現代派文學的基本特征，一是刻意表現所謂“現代人”及其精神世界；二是走“自我”，探索個人的內以世界，挖掘人的潛意識；三是移入西方現代主義技巧，追求表現的多元性，講究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其實，現代派文學的部分作家，如餘光中、白先勇、聶華苓、於梨華等人，他們的作品既有現代派文學的基本特征，又力圖走向傳統，將“傳統”融於“現代”。還有一些作家如王文興、七等生、歐陽子等人，他們的作品基本上是屬於現代主義的，而且他們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文學主張。
台灣的現代派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台灣一部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況，在藝術上對西方現代表現手法進行了探索，並有一定的創新。但它的不足之處在於，它走向自我，以對主觀的描寫代替對客觀的反映，具有脫離現實的嚴重傾向，因而在現代派作家的作品中很難看到廣大群眾的影子和時代風貌，有的隻是少數個人的悲鳴和彷徨。此外，由於現代派文學作家不遺餘力地對西方文學進行“橫的移植”，將西方現代文學中消極、頹廢、絕望、色情的思想內容搬入自己的作品，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後果。
70的年代，鄉土文學發展成為台灣文壇的盟主。1971年，在釣魚島事件的衝擊下，台灣人民產生了強烈的反帝民族意識，出現了“回歸鄉土”的熱潮。隨著經濟尤其是工業的快速發展，城鄉差距拉大，貧富相差懸殊，於是部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麵對這種經濟變化及其後果，提出了“關懷社會、服務社會”的口號，並開始步入社會底層，奉獻愛心。正是“回歸鄉土”的熱潮和“關懷社會”的行動促使反映現實、關心社會的台灣鄉土作家，擴大了視野，豐富了創作源泉，推動了台灣鄉土文學的繁榮昌盛。其代表作家有黃春明、陳映真、王拓、王楨和楊青矗等人。其中黃春明的作品具有鮮明的藝術風格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如《看海的日子》、《小寡婦》、《我家瑪麗》等；陳映真的作品充滿熱情，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如《將軍族》、《夜行貨車》等；楊青矗則是以工廠為背景描寫工人的作家他將工人的貧困根源歸結到不合理的社會製度上，使他的作品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如《底等人》、《升》等。1977年，陳映真、王拓、尉天聰等鄉土文學作家提出了“鄉土文學”的口號和寫下層人物的主張，遭到台灣當局把持的輿論界的忌恨。他們認為主張鄉土文學的人，不是台獨分子，就是共產黨的統戰工具，進而對台灣鄉土作家進行圍攻和迫害，使台灣文壇充滿了恐怖氣氛。然而台灣及海外正直的知識分子堅決反對給關於鄉土文學的學術討論抹上政治色彩。經過鄉土文學遭到圍攻這一事件，台灣鄉土文學作家進一步認識到，今後更加需要繼承文化傳統，建立台灣文學的民族風格；需要回歸鄉土，反映社會現實，服務社會；堅持文學為人生服務的方向，走現實主義的道路。進入80年代後，作為台灣文學主流的鄉土文學並沒有被殺而是更加發展壯大，深入民心。
4.電影
50年代，台灣主要風行“台語片”。60年代，台灣當局提出了“健康寫實主義”的製片方針。“中影公司”拍出《蚵女》、《養鴨人家》、《寂寞17歲》、《家在台北》等寫實主義的影片。這些影片主題嚴肅，格調清新，反映了下層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具有濃鬱的生活氣息。1963年，香港“邵氏”電影公司李翰祥導演的黃梅戲影片《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上映後引起轟動，創下賣座記條。隨後李翰祥的台灣組建了“國聯影業公司”，拍攝了一批戲劇影片，推動了台灣電影事業的發展。同時台灣民營的製片公司也拍攝了相當一部分武打片和愛情片，贏得了一批觀眾的青睞。
70年代，台灣盛行鄉土電影，如《源》、《香火》、《汪洋中的一條船》、《小城故事》等。
這些影片表現了台胞在開發寶島追求自由幸福中所遭受到的挫折和不幸，反映了台胞思鄉情懷、渴望祖國早日統一的心願，歌頌了他們反抗外來侵略、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台灣還盛行浪漫愛情片，其中主要是瓊瑤的作品。瓊瑤原名陳，是台灣有名的言情小說家、電影編劇家和歌詞作家。她是六七十年代掀起台灣浪漫愛情片熱潮的中心人物。她的浪漫愛情片，人物性格刻劃生動細膩，情節曲折，引人入勝，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如《彩雲飛》，描寫的是一位美麗純潔的少女海妮與寄住在她家的青年學生孟雲樓的愛情故事，該片明朗鍵康，曾風靡台、港、南洋一帶。70年代，台灣還拍攝了一批以近代曆史事件為題材的戰爭片，再現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些誌士仁人為國為民，反對本國封建專製統治和外國侵略的英勇事跡，起到了愛國主義教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