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國民黨在台北召開“十三大”。這次會議是在蔣氏父子為代表的強人政治結束、台灣社會政治經濟處於轉型時期、兩岸關係正在緩和的形勢下召開的。會議推選李登輝為國民黨主席，從而正式形成了以李登輝為核心的國民黨新領導體製，表明國民黨的高層權力結構已由蔣家為中心、個人專製的統治模式轉變為一人牽頭、聯合掌權、集體決策的統治模式。這對國民黨具有階段性蛻變的意義，標誌國民黨已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演變時期。但由於國民黨麵臨的諸多問題並未根本解決，因而“十三大”隻是完成了轉型時期政治權力的初步組合。“十三大”後，國民黨內外圍繞權力再分配的鬥爭日趨激烈。
1990年初，在台島內，以國民黨為首的各派政治勢力，尤其是國民黨主流派(以李登輝、宋楚瑜為代表)和非主流派(以蔣緯國、林洋港為代表)圍繞“總統”、“副總統”選舉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2月初召開的國民黨十三屆臨時中央全會上，兩派的鬥爭達到白熱化程度。經過一場和激烈的角逐，在3月21日的“國代”一屆八次會議上，李登輝以668票中的641票讚成的絕對優勢，“當選”為第八屆“總統”，李元簇為“副總統”。
李登輝上台後，台灣麵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包括國民黨如何應付黨外勢力其中主要是民進黨的挑戰。
1986年9月28日，黨外勢力(包括“公政會”、“編聯會”、“黨外選舉後援會”等)衝破國民黨的重重阻力，正式在台北成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11月10日，該黨召開了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黨章，選舉江鵬堅為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主席。民進黨成立時有黨員1340人。該黨的基本綱領是：“政治上主張民主自由，實行政黨政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保障人權，司法獨立，政黨平等自由，軍隊國家化；經濟上主張穩定發展，機會均等，反對壟斷，尊重私有財產，公平分配社會成果，共享社會資源；文化教育上反對政治幹預，重視本土意識，吸收西方文化；在台灣的前途上，主張住民自決，聲稱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聯合都沒有決定台灣歸屬的權力；對外關係上，主張台灣應恢複和發展國際關係，重返聯合國，以更彈性更積極的做法處理目前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秦如彬編：《台灣的“總統”是誰？》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27頁。】
1987年，台灣開放黨禁，一時間台灣政壇上出現了一股蔚為壯觀的組黨潮流。輿論界驚呼：“黨來了！”到1989年4月，經“內政部”正式核準的政黨有13個；至1991年11月，注冊政黨竟多達68個【陳紅民：《台灣政壇風雲》，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這些政黨都力圖在有限的政治空間裏擴張自己的領地，但結果與它們的設想相距甚遠。在1989年底的選舉中，國民黨得票率為60%，民進黨為30%，其他黨派和，無黨派為10%。台灣政治在近期內還會保持這種一黨優勢、兩黨競爭、多黨參與的構架。國民黨雖丟失部分選票，但尚能控製局勢；民進黨雖努力由在野黨變成執政黨，但一時還難圓其夢；眾多的小黨派在這多元化的社會中還將繼續存在。
處在轉型期的台灣政治，諸多方麵尚未走上正軌，反常現象層出不窮。如在“立法院”、“國民大會”上，尚處於少數地位的民進黨指責國民黨在會議表決時實行“多數暴力”，並宣稱要“以暴對暴”，於是竟上演了“連本武打戲”，成為世人的笑柄。
麵對反對黨的不斷挑戰，國民黨通過“革新”保持自己的地位。1991年通過修改“憲法”，確定“總統”、“省市縣長”一律民選，“中央民意機構”實行定期改選。這意味著台灣上層政治體製已走出了封閉和保守，開始邁向開放和流動。1993年8月，國民黨召開“十四大”，李登輝繼續當選為中央主席。但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分歧有所發展，“國民黨台灣化”和“台灣政權台灣化”的步伐在不斷加快。
四、台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
國民黨退台之初，台灣仍是一個典型的傳統農業社會。經過40年的發展，到80年代中後期，台灣已成為具有中等發展水平的現代工業社會。1952年，農業生產淨值占台灣生產總值的35.2%，工業隻占17.9%；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74.4%，工業隻占9.3%。1985年，農業在台灣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到6%，而工業產值的比重則上升到52.2%；農業就業人數隻占總就業人數的17.5%，工業就業人數升至41.6%，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台灣經濟快速增長。從1952年到1986年的35年間，台灣國民生產總值由16.6億美元增加到740.8億美元，增長了44.6倍，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台灣人均生產總值也由1952年的205.5美元增長到1986年的3748美元。台灣的儲蓄率，20世紀50年代隻占國民收入的5%，60年代上升到15%，1971年為25%，1986年則高達37.5%，躍居世界第一【翁成受：《台灣經濟發展三階段》，《台灣的昨天和今天》，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
關於台灣的社會性質，可從以下四方麵來分析：
1.台灣公營企業不再是官僚資本主義性質。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公營資本企業仍然存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台灣公營資本的規模不大，到1954年，公營工商企業總計有190多家，產值24億美元。1976年底，台灣公營企業已增至1008家，資產總值為422億美元。這些公營企業資產，其中少量是接受敵產和大陸轉移而來的，有55億美元是美國經濟援助和外國貸款，而主要來源是靠公營資本自身積累的。它分布在各個行業，主要投放在製造業和服務行業而不是投機事業。在公營資本發展的同時，民間私人資本也得到發展。據1981年的資料，資產在3億元新台幣以上的私人集團企業計有100餘家，資產總值達158億美元。因此，從台灣地區公營資本的屬性來看，它不是官僚資本主義性質，而是公營資本主義性質。
2.封建主義基本消滅。經過土地改革，在台灣農村占統治地位的是自耕農。到1977年，自耕農已由1948年的18.1萬戶增加到71.5萬戶，占農戶總數的81.9%。其中“大農”(每戶占有3公頃以上的耕地)占自耕農總戶數的2.3%，“中農”(每戶占有0.5～3公頃的耕地)占自耕農的53.5%，“小農”(每戶耕地在0.5公頃以下)占自耕農的44.2%。隻有“大農”經營規模比較大，雇工(其性質不是封建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較多，相當於富農。因此，在台灣農村，盡管封建主義勢力仍有殘餘存在，但從總的社會經濟來看，台灣的封建主義已基本消滅。
3.外資並沒有控製台灣的經濟命脈。台灣的外資主要來自美國的私人資本。從1952年到1983年的32年間，美國私人資本輸入台灣的金額累計達11.5億美元，主要投資於電子工業等。盡管美國私人資本還暗中操縱台灣的私人資本。但是台灣
地區有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如鐵路、交通、郵電、銀行、鋼鐵、造船、“國防”工業以及煙酒專賣等一直都在公營資本的控製之下。因此，外資並沒有控製台灣的經濟命脈。
4.政治上台灣當局也沒有完全屈服於外國勢力。盡管美國政府對台灣當局長期以來有極大的影響，但台灣當局並沒有完全屈從於美國的勢力，尤其在蔣氏父子當政的40年中，台灣當局一貫堅決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等企圖分裂中國的任何圖謀。中美建交後，美國對台灣當局的政治影響進一步減弱。
根據以上四個方麵對台灣經濟政治情況的分析，台灣的社會性質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是資本主義社會。
五、台灣的教育科技和文學藝術
1.教育
國民黨退台後，當檢討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蔣介石曾說：“教育的失敗，是造成此次全麵失敗的主因。”【蔣介石：《政府遷台後之教育》，轉引自台灣《中華民國第三次教育年鑒》，台北正中書局1957年版，第6頁。】為了維持和鞏固在台灣的統治，國民黨當局認為要整頓教育，必須強化對學校教育的控製。20世紀50年代初，台灣教育當局製定了“民族主義的倫理教育、民權主義的民主教育、民生主義的科學教育”的三民主義教育方針。為貫徹這一教育方針，1950年6月，台灣“教育部”頒發了《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作為台灣教育工作的準繩。隨後，又根據這一《綱要》陸續頒布了一係列教育法令、法規和方案，指導和推動教育工作。台灣當局還采取措施，加強對整個教育事業的控製。其中包括：①修訂課程標準，簡化教學科目，刪減重複教材，實行教科書編審製度。②繼續實行訓育製度，擴大訓育範圍(除智育外，德育、體育、群育皆屬訓育之列)，設立各級訓育機構(訓育委員會、訓導處)，將訓育製度貫穿在小學到大學的整個學校教育之中。③實行的學生軍訓製度，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必須實行大規模和長時間軍事教育，將“軍訓”作為一門課程，列入教學計劃，以學校為軍營，把學生當士兵，加強管理與控製。
為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台灣當局重視發展師範教育。1955年9月，台灣“教育部”頒布了《提高國民學校師資素質實施方案》和《提高中等學校師資素質實施方案》，作為改進師範教育和提高中小學師資素質的依據。1958年，又公布了《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企圖通過對中小學教師的資格審查，改善中小學教師的素質。同時還頒布《師範學校學生訓練標準》，加強師範學生的思想、道德和專業訓練。從1959年起，規定師範應屆畢業生必須統考國語、國文、教育概論和教育心理學4門課程，借以加強師範學校的教育專業水訓練，提高台灣的師資水平。
20世紀到60年代中後期，台灣的教育事業獲得了迅速發展。1967年，台灣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已達到97.5%以上，公私立中學已達458所，比日據時期增加了10倍以上。從1968年開始，台灣正式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到1975年，國民小學的升學率已達90%以上，從而實現了普及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目標【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新編》，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371頁。】。隨後，台灣當局改初中為國民中學，將其納入國民教育範圍。為適應國民中學升學人數增加的需要，台灣高級中學和高級職業中學發展很快。台灣的職業教育從1971年開始，采取“階梯式教學”，【所謂“階梯式教學”是指學生在校學習的3年中，第一年為基礎教學，第二年為專業教學，第三年則在校外經學校認可的工商企業機構中，以實習的方式進行專職教學。】避免了以往職業教育偏重理論的缺陷，注重培養學生的基本技能。
台灣的高等教育，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規模很小，僅有國立大學一所，省立學院3所，學生隻有5300多人。50年代，台灣當局開始著手整頓高等教育，采取“複校”、“升格”等辦法，籌建了一批高等院校。從1956年開始，台灣實行高中畢業會考暨專科以上學校入學聯合考試(“大專聯考”)，每年一次，分理工、文教、農政三組進行。台灣的大專院校還普遍成立“夜間部”，主要招收在職青年，旨在推廣成人高等教育。進入70年代後，台灣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大。到1980年，台灣共有大專院校104所，其中大學16所，獨立學院11所，高等專科學校77所；學生總數達34.3萬人，其中專科18.3萬人，本科15萬人、碩士生5000餘人，博士生500餘人，整個高校學生人數占總台灣總人口的1.8%【郭為藩：《中華民國開國七十年來的教育》，台灣廣文書局1981年版，第2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