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黨外運動的興起
國民黨黨外勢力，從國民黨遷台之後，就一直存在著。60年代初的《自由中國》事件，黨外勢力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進入70年代以後，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中產階級迅速發展壯大。作為中產階級利益的主要代表，以知識分子、中小企業家為主體的新興黨外勢力，在台灣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他們已不滿於“納稅有份，參政無緣”的現狀，而是要求實行政治革新，順便使自己獲得政治上的權力。國民黨當局對黨外勢力的成長設置了重重障礙，並不斷借機對黨外人士進行迫害。因此，黨外勢力大多利用“合法”地創辦刊物和參加“選舉”這兩種最主要的方式，同國民黨進行鬥爭。
1970年發生的“保釣運動”，成為黨外勢力發展的一個契機。1970年8月，美國單方麵宣布，把台灣東北方的釣魚列島作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將於12月一並“歸還”日本。美國這一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引發一場頗具聲勢的保土愛國運動。然而，台灣當局麵對美、日的侵略行徑，不僅缺乏具體有力的應對措施，反而對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予以壓製，因而使這一愛國運動由對外反抗侵略轉向對內要求革除弊政。這標誌著台灣青年知識分子已走出了60年代的政治冬眠時期，開始關心時局。
這時，蔣經國正準備接班。為塑造自己的開明形象，他紛紛召見青年學生“領袖”，聽取他們對國事的意見，提倡青年多講話，多關心國事。從此，台灣進入了“鳴放期”，並形成了以《大學雜誌》為中心的要求政治革新和政治參與的熱潮。
創刊於1968年的《大學雜誌》，在“保釣運動”的影響下，開始側重討論台灣現實社會政治問題。1971年下半年到1972年上半年，該雜誌連續發表了《國是諍言》、《國是九論》以及陳鼓應的《開放學生運動》等文章，從各個方麵剖析了台灣上層僵化的政治機構，抨擊壟斷輿論，呼籲建立一個民主、開放、自由的社會，建議在大學校園開辟“民主廣場”，開放言論、保障人權等。台灣大學還舉辦了“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麵改造”的盛大辯論，聽眾踴躍，盛況空前。但這種情況又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恐慌。1972年4月《中央日報》連續發表《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群眾”來信，批評改革主張，抵製革新思潮，從而在島內外輿論界掀起了一場是“偏安保台”還是“革新保台”的論戰。圍繞《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論戰過後，1972年12月間，台大校園又舉辦了“民族主義座談會”會上，陳鼓應、王嘵波等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批判分離主義並揭露了美、日對台灣經濟文化的侵略，發表了關於中國統一的意見，對國民黨當局的反共宣傳提出懷疑，要求取消對大陸消息的封鎖。台灣當局視這些言論“有為匪統戰之嫌”，遂於1973年2月將陳鼓應、王嘵波等人逮捕，後因“罪證”不能成立又很快予以釋放。隨之當局又製造了“台大哲學係事件”，先後以政治壓力解聘了14位哲學教師。從此以後，台大等校園的政治性活動，以《大學雜誌》為陣地的青年知識分子的革新呼聲，由於國民黨當局的打擊，分化和嚴厲控製而漸趨沉寂。《大學雜誌》集團也開始分化，一部分作為“青年才俊”被國民黨吸納成為國民黨內的開明派，另一部分如徐信良、張俊宏等台籍人士，則遭到國民黨的排斥、打擊、轉向選舉路線，成為黨外勢力的骨幹人物。
1975年8月，黨外人士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等人共同創辦《台灣政論》月刊，猛烈抨擊國民黨“權力分配不平衡”、“政治機會發展不平等”，呼籲國民黨當局“革新保台”，走“現實主義路線”，“改選國會”、“公平選舉”。但創刊不到4個月，便遭到停刊處分。1976年，當局又相繼將黨外人士白雅燦、黃華等人逮捕判刑，企圖借此恐嚇黨外人士。
70年代中後期，黨外勢力逐漸由地區性擴展為全島性。《台灣政論》被停刊後，黨外人士將爭奪的重點轉向地方選舉，企圖通過選舉，爭取“參政”，增強黨外勢力，逐步“蠶食”國民黨政權。在1977年11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黨外勢力獲得30%以上選民的支持。他們在77個席位的省議員中獲21席，在20個縣市長職位中獲4席，創下了黨外勢力參加“選舉”以來的最佳成績。由於競選激烈，在這次“選舉”中釀成了“中壢事件”。
原國民黨黨員許信良因國民黨拒絕提名他為桃園縣縣長候選人，便宣布退出國民黨，以無黨籍身分同國民黨提名的歐憲瑜競選。國民黨為了壓製許信良，發動各級“選舉”機關，使用了不少非法手段。徐信良也竭盡全力，發動千餘名青年作義務助選員。雙方劍拔弩張，火藥味十足。投票前一天，雙方的競選隊伍已發生衝突。11月19日投票這天，設在桃園縣中壢鎮的213號投票所內，國民黨籍監選主任竟公開舞弊，當場被群眾抓獲並押送到中壢警察分局，卻被該局保護起來。憤怒的群眾包圍並放火焚燒了中壢警察分局，釀成了自5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的暴力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中壢事件”。
事發之後，蔣經國極為氣憤，急忙調派軍隊前來鎮壓。但他也意識到高壓政策會火上澆油，便明令軍警鎮壓時不準對人群開槍，以免激化矛盾，擴大事態。“中壢事件”表麵上是因“選舉”作弊而發生的，但究其更深的背景，則是國民黨多年來統治所造成的積怨的總爆發。它在台灣的政治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民黨政權退敗台灣後，雖早已失去了代表中國的合法資格，但它一直仍以“正統”自居，標榜“法統”。70年代前後，台灣當局所標榜的“法統”開始麵臨危機。一是1971年10月，聯大驅蔣，極大地動搖了台灣當局的“法統”地位。二是這時仍在位的“萬年國代”、終身委員大都年屆七十，垂垂老矣，作“表決機器”已力不從心，更遑論參加質詢和辯論。三是台灣地方勢力因經濟實力的增強，參政的欲望越來越高。他們已不滿足於在地方議會機構中作“民意代表”，而要求在“中央民意機構”中占據席位。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當局為了緩和“法統”危機和滿足台籍人士的參政要求，決定在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作為終身職務維持不變的前提下，對“中央民意機構”進行修補。對缺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競選，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民黨所麵臨的棘手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黨外人士的參政要求，緩和了國民黨與黨外勢力之間的矛盾。
1978年12月，“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三項(“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改選本應同時進行。但適逢中美建交在即，蔣經國為了應付局勢的變化，於12月6日下令將正在籌備中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舉行，從而又激化了黨外勢力與國民黨的矛盾。黨外人士紛紛以政治性集會、遊行來進行反抗。12月10日，黨外人士的喉舌—《美麗島》【該雜誌創刊於1979年8月，黃信介為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施明德為總經理、張俊宏為總編輯。】編輯部在高雄市舉辦世界人權日紀念大會。參加會議的群眾與前來阻攔的警察發生激烈衝突，雙方均有多人受傷，釀成了“高雄事件”(亦稱“《美麗島》事件”)。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當局開始鎮壓黨外運動，先後“逮捕了與事件”有關的人員達152人，大多是黨外勢力的核心分子，如52
歲的黃信介被判刑14年，39歲的施明德被判處無期徒刑。“高雄事件”之後，黨外運動再次由高潮轉入低潮。
70年代黨外運動的興起，使國民黨當局在台灣的統治權威受到了嚴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