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台灣當局在70年代，麵對石油危機和對外交往潰敗造成的經濟困境，通過改變工業發展戰略，調整經濟結構，扭轉了經濟不斷衰退的局麵。
從1976年起，台灣經濟又恢複到較高的增長速度。1976～1979年台灣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12%【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第1498頁。】。
三、蔣經國掌權與“革新保台”
對外交往的潰敗和經濟的波動，引起了台灣政局的動蕩不安。為了應付局勢的變化，1972年3月，國民黨召開十屆三中全會，對國民黨組織機構和人事安排進行了大幅度的改組，把國民黨重新劃分為地方、軍隊、產業、職業、知青、海外、“敵後”、機關黨部8個係統。由蔣經國的一批骨幹人物出掌黨部要職。人稱這次改組為國民黨的第二次“改造”。3月21日，台灣“國民大會”舉行一屆五次會議，86歲的蔣介石蟬聯“總統”，嚴家淦連任“副總統”。6月1日，蔣經國正式就任台灣“行政院長”。上任後，他立即著手對“行政院”係統進行大改組，在各部會及直屬機構的主官中，起用的新人占一半以上，平均年齡降到61.8歲。由於蔣介石年事已高，精力不濟，蔣經國在許多關鍵性問題上，已代替其父起最高決策者的作用。
1975年清明節，掌管國民黨政權近50年的蔣介石在台北病逝。嚴家淦繼任“總統”。4月28日，已牢牢掌握軍權、行政權的蔣經國，被推舉為新設置的國民黨主席，開始掌握黨權。1978年3月，又逢台灣6年一度的“總統”選舉。蔣經國被“國大”一屆六次會議這一投票機器“選舉”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至此，蔣經國在國民黨權力核心中的最高地位已經確立，國民黨開始進入所謂的“蔣經國時代”。
蔣經國乃蔣介石的長子。1910年出生。早年參加過“五州”運動，15歲時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蔣經國曾公開發表聲明予以譴責，隨之入蘇聯紅軍軍政學校深造，提任過列寧大學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後下放農村和工廠勞動，當過技工、技師和副廠長，1936年肅反中被解除職務。隨著國共兩黨為抗日問題而醞釀合作，蔣經國於1937年春回到闊別12年之久的祖國，開始踏上了從政的道路。由於他“條件”優越，加上自身廉正能幹，官位扶搖直上。1948年，為了挽救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崩潰，他接受父命，擔任上海經濟檢察處副專員，懲治不法奸商。盡管他雄心勃勃，但在裙帶政治麵前，也無力回天。次年，他隨父退守台灣。50年代，因國民黨各派係一蹶不振，蔣經國的勢力迅速膨脹。1950年，他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開始控製台灣的情治係統。1963年後，他出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伸手掌管軍權。在蔣介石的精心安排下，60年代中後期，他已成為其父無可爭議的接班人。
蔣經國掌權後，國民黨統治體製中的獨裁專製特性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他的統治風格與乃父迥然不同。蔣經國為人謙和，經常微服私訪，深入基層，了解民情。他“自己不愛錢，也最恨官員愛錢”【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11月版第429頁。】，並大力提倡“公仆精神”和“廉能政治”，嚴懲貪官汙吏。連追隨他40年而居功自傲的王升，他也“大義滅親”，將其革職，流放南美。他還要求官員一律不得在公私機關兼職，違者必究，不講情麵。
從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到70年代末，隨著台灣內外形勢的變化和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國民黨統治機構幾經調整，人事多次更迭，基本上完成了以蔣介石為首的第一代國民黨人向以蔣經國為首的第二代國民黨人的權力轉移。到70年代後期，與蔣介石同時代的元老派大多已去世，還活著的張群、何應欽、陳立夫等人也隻是擔任“資政”。“國策顧問”、“中央評議委員”一類名譽職務。圍繞在蔣經國身邊執掌黨、政、財、軍、文、特實權的主要是以下四部分人：抗戰時期，蔣經國在江西任贛南督察專員時的部屬和戰幹團的學員幹部，如王升、李煥等人；曾在蔣家“官邸”任職，擔任蔣氏父子侍從幕僚的貼身人員或蔣家親戚、鄉黨，如黃少穀、俞國華、沈昌煥、宋時選等人；一批經濟、科技專家如孫運璿、蔣彥士、李國鼎等人；還有一批拔擢進入國民黨上層權力機構的台籍官僚人物，如謝東閔、徐慶鍾、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正是他們這些人構成了蔣經國“主政”後的基本班底。
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繼續維持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開始從策略上進行調整，著手推行“革新保台”路線。其主要措施有：一是，實行所謂的“吹台青”，即幹部年輕化政策，通過人事上的“汰舊納新”大量起用和擢升一批40歲左右的“青年才俊”和專家學者
，擔任地方和中央要職。二是比以前更有力地推行本土化政策，大幅度地起用、擢升台籍人士進入國民黨上層權力機構，開創了台籍人士出掌省政的先例(1972年拔擢謝東閔首任台灣省“主席”後，繼任的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均為台籍人士)，建立了台籍人士由省主席而“副總統”的一條升遷渠道。三是嚴懲貪汙腐敗現象，諸如“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王正誼、高雄市市長楊餘虎、海關副稅務司白慶國等要員均被處理。四是推行“實質外交”，拓展國際空間。蔣經國的這些“革新保台”措施企圖塑造他執政的開明形象，拉攏地方勢力，擴大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基礎。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在就任“總統”的當天下午，曾發出三點“指示”，今後不希望再提“蔣經國時代”，不希望稱他為“領袖”，不希望喊他“萬歲”【香港《星島日報》1978年5月30日。】。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蔣經國執政後，在政治上進一步對台籍人士開放。“蔣經國政權是否能維持下去，占台灣人口85%的台灣籍人士的人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林立：《台灣史話》，香港70年代雜誌社1976年版，第243頁。】蔣經國意識到省籍衝突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便提出了“台人治台”的口號，試圖緩和矛盾。在國民黨遷台後的10年中，國民黨台籍中常委所占比例從未超過10%。1981年國民黨十二屆一中全會產生的中常委中，台籍人士已超過1/3。“台灣省政府”的在任官員中，台籍人士的比例由50年代的1/3，到70年代末已增加到4/5以上【彭懷思：《中華民國政治體係的分析》，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7月版，第345～346頁。】。當然，蔣經國在省籍問題的讓步是有限度的，台籍政客參政往往處於位高而權不重的地位，“隻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而且多是配角，而“維係政權多兩大基石—軍事與經濟，台灣政客至今
無緣窺其堂奧”。【《參考消息》1985年6月8日。】同時，蔣經國還放鬆了對島內人民的極權統治，如改監禁製為放逐製，放寬了言論尺度，釋放了係獄30年以上的政治犯等。
蔣經國之所以要在政策上有所變通，一是他沒有其父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權威，需要培植自己的力量，對付黨內反對派；二是他長期從事特務、政工工作，給人以恐怖的印象，需要改變自己的形象。但是，與其父一樣，他們都堅持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嚴禁組建新黨。他認為，“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茅家琦：《台灣三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99頁。】。然而，台灣局勢的演變，已非蔣經國一手所能控製。70年代中後期，黨外勢力的崛起，便成為他頭疼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