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想界的迷亂和爭論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人們情緒的波動，思想界的迷亂和爭論也日趨激烈。一部分人麵向現實和實踐尋找出路，另一部分人則帶著幾分盲目熱情地吮吸著西方哲人的智慧，掀起了80年代經久不衰的西方文化熱潮。
如前所述，1979年11月“全國現代外國哲學討論會”在山西太原召開，標誌著學術界介紹、研究西方哲學熱的開始。此後，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著作被大量翻譯引進，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薩特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尼悉的超人意誌、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弗洛姆的自愛觀、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馬克斯·韋伯的發展社會學、杜威的實用主義等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西方幾個世紀以來不同時期、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各種社會思潮，以其強大的物質、科學文明為背景，一齊湧來，幾乎擠破了我們的門檻。它打破了我們多年來閉關鎖國的狹隘單一的局麵，使思想界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既色彩紛呈又複雜混亂的態勢。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科恩的《自我論》、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瓦西列夫的《情愛論》、尼采的《悲劇的誕生》、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艾科卡的《艾科卡自傳》、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湯因比的《曆史研究》，以及吉田茂的《激蕩的百年史》、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等成為暢銷書。一時間反傳統的心態十分流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成為部分青年衡量中國改革優劣的依據。西方思潮和反傳統心態的泛濫，引起思想界的迷亂和紛爭。
社會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和西方思潮的泛濫，衝擊著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區團委舉辦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李燕傑、曲嘯、彭清一與蛇口近70名青年進行座談。三位報告人首先談了對深圳的觀感，讚揚了黨的特區政策的正確和深圳青年的貢獻。一位青年認為這是空洞的說教，希望討論一些實質性問題。曲嘯在肯定了大多數青年的貢獻後，批評了個別“淘金者”到深圳來不是為了創業、建設特區，而是圖生活好、工資高的錯誤思想。有位青年起來反對，說淘金者有什麼不好，美國西部就是淘金者、投機者發展起來的。他認為創業者與淘金者密不可分，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澆鑄。李燕傑等人認為個體戶富裕應不忘國家，應獻出部分收入，辦公益事業。個別青年表示反對，說你們老講奉獻，沒那麼回事；無端占有他人的勞動是“左”的殘餘，個體戶捐款是“左”的陰影徘徊下的顫栗。隻有理直氣壯地將收入揣入腰包，才能體現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曲嘯在發言中還說，看到街上跑著那麼多外國車，心裏難受，說明我們國家還很落後，青年應該奮發圖強。有位青年認為，落後是體製弊端造成的，在目前開放的主題下，沒有一點外國的東西才是落後的表現。在座談中，彭清一曾問一位有不同意見的青年的姓名，並在以後整理的材料中將分歧上報主管部門。部分青年對此表示反感，認為這不是平等對話，而是居高臨下，以教師爺的身分嗬斥不聽話的學生，把不同意見當作反麵教材來批駁【《人民日報》1988年8月6日、9月12日。】。
座談會存在分歧本不足為怪。曲嘯、李燕傑等青年教育家在思想政治工作難做之時，站在第一線，現身說法，往來奔波講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受到了青年的歡迎。但是，2月1日《蛇口通訊報》發表了《蛇口青年與曲嘯、李燕傑坦率對話——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戰》，3月28日又發表《蛇口：陳腐說教與現代意識的一次激烈交鋒》，4月25日又發表《“神的文化”是對人的全麵窒息》等文章，認為李燕傑、曲嘯等在宣傳神的文化，是用“榜樣——神——超現實價值標準”的道德範式來規範人的思想，是禁錮人的個性、消滅獨創精神的手段。這些文章才真正在國內掀起了一場大的風波，並波及國外。8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蛇口風波”問答錄》；9月12日，李燕傑、曲嘯、彭清一發表《我們到底講了些什麼》，澄清某些事實，堅持原有立場。《人民日報》就此問題展開討論，結果依然是兩種觀點。
座談會上蛇口個別青年的觀點自然有失偏頗，但以後爭論的要點早已不在座談會本身，風波的實質是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從形式到內容都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千百年來傳道、授業、解惑的灌輸式教育和我打你通的說理方式已發生危機，在商品經濟影響之下，青年渴望平等、民主的協商對話，共同溝通和交流；希望通過個人奮鬥，實現自我價值，追求美好生活。“蛇口風波”具有典型的意義，引起了人們的深層思索和心靈震蕩。
1988年6月以後，中央電視台先後兩度播出6集電視政論片《河殤》，立刻引起轟動，其解說詞被一再翻印，達數十萬冊。《河殤》是對中日合拍的30集《黃河》影象資料的再利用。它的作者群為：編導夏駿(中央電視台編導、記者)，顧問金觀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厲以寧(北京大學教授)，總撰稿蘇曉康(北京廣播學院新聞係講師)、王魯湘(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講師)，總監製陳漢元(中央電視台副台長)。1987年10月，他們先到陝北、河南等地拍攝外景、體驗生活。後來又邀請北京青年學者張鋼、謝選駿、遠誌明共同撰寫解說詞。在攝製中，他們專門邀請了學術界知名人士20多位到演播室闡述觀點。拍製此片的目的，用作者自己的話講，即反思古華夏文明命運，揭示悲劇性民族心態，呼喚全民族反省意識，試圖給中國向何處去一個答案。
《河殤》分為6集：尋夢、命運、靈光、新世紀、憂患、蔚藍色。它以黃河為線索，極力宣示中華民族的象征龍的暴虐和長城所表現出的保守內向的文化心態，說明古華夏文明之夢已經逝去，中國近代種族危亡和文明衰敗的命運是曆史推演的必然結果。他們對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遺毒和官僚政治的存在表示憂患，希望給社會以充分的自由，讓知識分子的靈光變成太陽，讓民主製度在中國安家落戶。他們用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來比照中國傳統的農業文明，認為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政策就是中國新世紀的到來。他們對資本主義蔚藍色的海洋文明十分向往，並把它作為拯救黃色文明、拯救中國的惟一出路。
《河殤》播出後，評論界一片叫好之聲，說什麼“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還沒有人這麼深刻具體地分析觀察過我們民族通盤的曆史”，認為它“達到了電視藝術迄今為止的最高點”，“寄托了整個文化精英對民族命運的關注”等等。趙紫陽也親自出麵推薦此片，並壓製不同意見。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人民日報》首先發表易家言的《河殤宣揚了什麼》【《人民日報》1988年7月19日。】為標誌，開始了對《河殤》的大批判，《河殤》遂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重要表現之一”。
自1986年掀起研究政治體製改革的熱潮以來，思想界形成兩種對立的主張：一派主張立刻推進民主政治；另一派主張先實行新權威主義，通過集權政治或精英政治以穩步推進市場經濟，最終實現多元民主。1986年四五月間，北京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炳九在一次政治體製改革的座談會上首次提出新權威主義，當時即引起爭論。這場爭論到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初達到高潮，以至於人們似乎忘記了那個冬天的寒冷。
新權威主義主張強權政治與自由經濟的結合，認為在民主傳統空缺的東方國家推行民主政治，容易誘發社會動亂。它以東方儒家文化圈內資本主義世界的崛起為啟示，認為民主的發展與經濟的繁榮不可能齊頭並進，應有超前與滯後的區別，有了經濟的騰飛，再提升民主的進程。為了保證經濟的發展，可以推行強權政治，以犧牲民主為代價。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我國台灣的成功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新權威主義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可操作性，是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結合。
對於新權威主義的觀點，北京群眾出版社社長於浩成發表《中國需要新權威主義嗎》一文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該文認為新權威主義實質上是主張聖君賢相的統治，是專製主義的舊夢重溫。中國每一次曆史變遷，都以民主運動為先導。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是西方大國“輸血”的結果，而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則如杯水車薪。所以，隻有實行民主，才有經濟的繁榮和政治的穩定。北京青年政治學院講師遠誌明也發表《新權威主義的三點疑難》一文，提出用什麼保證出現的權威主義是新的而不是舊的、用什麼保證集權政治不幹涉經濟運行、用什麼保證權威者能始終維持公眾的利益等疑問。
新權威主義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或發展，而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複歸。在民主建設中，它不懂得製度與人不可偏廢的關係。沒有好的製度，好人也會變壞；同樣，好的製度也要靠人來建立，以人民為土壤，兩者缺一不可。所以，民主政治的操作，要害不全在於民眾民主素質和對民主手段的正確運用問題，而在於權力階層是否適應民主和按民主辦事的問題。因此，新權威主義的理論權威、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回答他的學生裴敏欣就國內爭論的提問時說，發展中國家采取權威主義道路走向現代化是十分危險的。
五、蛇年政治風波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細雨迷
。學潮和動亂步步升級參與人數之多、波及之廣，世所罕見。鄧小平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頁。】。
西方世界的一些敵對勢力，總是企圖將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尤其是近幾年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麵臨困難，不得不進行改革的時機，加緊推行其和平演變的戰略。1987年11月，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出版了《改革與新思維》一書【該書中文本於1988年3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翻譯出版。】，提出進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使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製度逐步發生蛻變。1988年，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出版了《不戰而勝》一書【該書中文本於1989年6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翻譯出版。】，要求西方利用經濟技術的優勢和社會主義的困難，限製、壓迫社會主義，最終達到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不戰而勝。1989年4月，美國又出版了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所寫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該書中文本於1989年10月由軍事科學出版社翻譯出版。】。該書通篇塗抹著理論的油彩，描敘和分析了共產主義及其信條日益加深的困境，斷言20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曆史上衰亡。該書充滿了對馬列主義的無恥謾罵和對社會主義的惡毒攻擊，任何一個瀏覽此書的人，其心靈都不免為之震顫和歎息，為什麼資產階級政治家攻擊人類最理想的社會製度竟達到如此猖獗和狂妄的地步！？
1988年下半年以來，由於多種社會問題和西方思潮的衝擊而引起的人們無定向的心理失衡越發突出，迷茫與焦慮、不安與憤懣相交織的狂躁情緒迅速增長。山雨欲來風滿樓，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麵人物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又開始拋頭露麵。1988年5月4日，已調至北京天文台工作的方勵之參加了由王丹主持的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開場會，這一沙龍為後來的學潮作了思想上的準備。6月上旬，北大地球物理係研究生柴慶豐被無業遊民無辜打死，部分學生即準備以此發動學潮，但未成功。9月，香港一些反動報刊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等文章，掀起“倒鄧保趙”風。同月，嚴家其(中國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員)與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在北京對話，認為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要求趙紫陽接管一切權力。11月5日，張顯揚(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包遵信(中國社科院曆史所副研究員)等在北大演講說，“全盤西化也是可以的”。12月7日，金觀濤(《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在北大宣稱，社會主義的嚐試及其失敗，是20世紀人類兩大遺產之一。戈楊(《新觀察》主編)立即表示，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太客氣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封建主義。12月28日，蘇紹智(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上著文認為，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實質是學術大批判的翻版。1989年1月28日，蘇紹智、方勵之等在北京舉辦“新啟蒙沙龍運動”；方勵之說，這類集會“對當局采取完全批判、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連開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13日，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的骨幹分子陳軍聯合33名知名人士發出致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政治犯。3月1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討鄧檄文——告全民書》，攻擊鄧小平、共產黨“專製”和“獨裁”，要求實行全盤西化。一時間，北京各類沙龍、論壇、研討會、講演會、政治上書、簽名活動、大小字報紛紛出現，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
這一年4月15日7時53分，胡耀邦在北京去世。這位深受人民愛戴的政治家，一生關心民瘼，扞衛真理，清正廉潔，愛憎分明，寬厚待人，無私無畏，被譽為改革的象征、青年的導師、知識分子的知音。他辭去總書記後，仍然關心國事，憂國憂民。4月8日，他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不幸病倒，不治而死。消息傳出，一種難以抑製的悲愴和酸楚，一種苦澀的憐惜和失望，迅速籠罩神州大地。北京許多高校自設靈堂，沉痛哀悼。悼念胡耀邦的挽幛詩文、大小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其中夾雜著不少攻擊、謾罵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文字，如有的鼓噪“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製”，有的發布《私有製宣言》，有的叫嚷“打倒鄧小平”。
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觸發了學潮，進而形成政治風波。4月15日至17日，北京、上海等地高校學生陸續上街遊行。18日淩晨，北大學生提出七點要求，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新聞自由等。18日、19日深夜，2000多名學生在郭海峰和吾爾開希的帶領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靜坐示威，並兩次衝擊新華門，未獲成功。20日淩晨，仍有100多名學生不肯離去，被守衛軍警強行帶上汽車送回，但當天北京就有“四二○血案”的謠傳。4月19日，《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在北京聯合召開座談會，明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並認為“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21日下午，北京20多所高校3萬多名學生在北師大宣誓後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堅守一夜，並參加了22日上午10時召開的胡耀邦追悼會。追悼會結束後，學生隊伍要求國務院總理李鵬接見。12時15分，郭海峰等3人跪在大會堂門前台階上，高舉雙手捧著請願書，要求接見。下午1點左右，疲憊饑餓的學生開始撤離廣場，沿途高喊“和平請願
，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造成了北京高校6萬學生統一罷課的嚴重局麵。同一天，西安、長沙等地一些不法分子又乘機製造了打砸搶燒事件。至25日，罷課、遊行迅速波及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16個城市的80餘所高校約15萬學生上街遊行。
4月23日，趙紫陽出訪朝鮮；北京21所高校的代表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委員會”，即臨時學聯。24日晚，李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認為這是一場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第二天，鄧小平對中央決定表示讚同。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北京、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大會，號召迅速
行動起來，堅決製止動亂。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宣布對《世界經濟導報》進行整頓，停止其總編輯欽本立的領導職務。第二天，北京數萬學生上街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臨時學聯改變策略，呼喊“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民主萬歲”和“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口號。4月28日，臨時學聯正式更名為“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其骨幹分子有王丹(北京大學曆史係)、吾爾開希(北師大教育係)、柴玲(北師大心理學係研究生)、封從德(北大遙感所研究生)、周峰鎖(清華大學物理係)等人。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和學生對話，認為學生提出的推進民主、深化改革、懲治貪汙、克服腐敗等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學潮開始低落。5月4日，首都56所高校的2萬多名學生上街遊行，氣氛也緩和多了。“高自聯”在天安門廣場宣讀了《五四宣言》後，宣布從明日起各校一律複課。
5月4日下午，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卻發表了與“四二六”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講話。他認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人民日報》1989年5月5日。】。趙紫陽的講話，一方麵受到首都高校師生的歡迎，80%的高校學生已於次日複課；另一方麵，也是對動亂組織者一個很大的鼓舞。5月6日，“高自聯”部分頭頭決定利用這一機會再次罷課，要求政府公開糾正“四二六”社論，承認“高自聯”的合法性，承認學潮為愛國民主運動。同一天，趙紫陽對當時主管宣傳和思想工作的兩位負責人說：對學潮的消息“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並說：“麵對國內人心所向，麵對世界進步潮流，我們隻能因勢利導。”這一指示廣為傳達，使輿論轉而肯定並支持學潮和動亂。
為了進一步壓迫政府答應所提要求，5月13日，“高自聯”拋出《絕食宣言》，組織了一場曆時7天的大絕食，長期占據天安門廣場。5月14日，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報》記者)、於浩成、李澤厚(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蘇曉康、溫元凱、劉再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等12人發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求宣布這次學潮為愛國民主運動，“高自聯”為合法組織。他們多次到高校和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社會各界也掀起了對學生絕食的聲援活動。在7天的絕食中，有3500人次暈倒或病倒，由於防護措施較好，沒有一名學生因此喪生。5月16日下午，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有意透露出黨的一切大事仍由鄧小平掌舵的秘密，遂使“倒鄧保趙”之勢愈演愈烈，首都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也出現難以控製的嚴重態勢。遊行人數從幾萬、十幾萬、幾十萬發展到上百萬，咒罵鄧小平、李鵬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而擁護趙紫陽的聲音卻充斥於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5月19日晨，廣場出現署名“北京市工人自治會籌委會”的大字報，聲稱如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要求，全市工人將從20日12時起總罷工24小時。據不完全統計，5月15日至19日，北京參加遊行的單位有58所高校、50多個科研機構、60多個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機關、10多個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200多家工礦企業，還有幼兒園的學生、從外地來京聲援的85所高校數十萬學生、農民等。
“五一三”絕食波及到全國各地，使動亂更加升級和擴大。全國各城市上街遊行的學生人數直線上計：16日為19.97萬，波及到21個城市近百所學校；17日為25.3萬，蔓延到27個城市170多所學校；18日猛增至52.5萬人，擴展到30多個城市300多所學校。上海、杭州、太原、成都等地學生也相繼絕食請願，事態進一步惡化。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決定調集部分軍隊進京，實行戒嚴，趙紫陽表示反對，趙的秘書鮑彤當天即將戒嚴的機密泄露出去。5月17日、18日兩天，首都均有百萬以上的人上街遊行，聲援絕食學生。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等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請願學生代表王丹、吾爾開希等人，建議盡快結束絕食，確保學生人身安全；學生代表卻堅持要求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盡早公開對話。5月19日淩晨，趙紫陽等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認為學潮的性質和責任問題終可解決，並告訴學生“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同一天，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以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四家名義，起草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解決時局問題。並授意學生結束絕食，暗示政府將“采取極端舉動(如軍管)”。當晚9時，“高自聯”宣布結束絕食，改為靜坐，以表明戒嚴沒有必要。
5月19日晚10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趙紫陽拒絕參加，李鵬宣布了中央關於戒嚴的決定。5月20日，李鵬簽署並發布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當天，學生遊行示威的情緒更為激忿，“高自聯”立即煽動學生和市民攔截軍車，進城各路部隊均受到圍堵，未能到達指定地點。5月23日，以嚴家其、包遵信為首的“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正式成立，並發表宣言，攻擊戒嚴為“倒行逆施”，要求取消戒嚴令，召開人大常委會。5月24日，“保礎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和“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宣告成立。這樣，北京“高自聯”、“知識界聯合會”、“工自聯”、“工人糾察隊”、“市民敢死隊”等結成“神聖同盟”，並在廣場開辦“民主大學”，樹立“民主”女神像。6月2日，原在美國講學的“中國民聯”的骨幹成員劉曉波與候德建等4人在廣場絕食48～72小時，以鼓勵學生堅持到底。至6月3日，遊行示威活動更為廣泛。北京61所高校、62家新聞出版單位、122個國家機關、4個民主黨派，還有外地300多所大專院校的來京學生參加了遊行示威。
6月3日，戒嚴部隊按計劃向警戒目標開進，不明真相的群眾仍然繼續阻截軍車，極少數暴徒乘機毆打戰士，紮破汽車輪胎，搶劫軍用物資。當晚18時半，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人民日報》1989年6月4日。】。這個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反複播誦了數小時，但許多居民和學生仍湧上街頭。少數暴徒利用部隊的克製，進行了嚴重的打、砸、搶、燒、殺活動，使動亂發展為暴亂。晚23時許，戒嚴部隊強行開進，開槍示警，自衛還擊，擊斃了一些暴徒。6月4日1時半至5時半，戒嚴部隊清理天安門廣場。這時在廣場圍觀的群眾多數已迅速離開，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靜坐的學生數千人表示願意自動撤離。戒嚴部隊在廣場東南口讓開一條通道，學生安全撤出，清場過程無一人死亡。至此，各路戒嚴部隊均進入警戒地區，一舉平息了動亂和暴亂。
6月4日後，“高自聯”又發起所謂“空校運動”，北京高校大部分提前放假，首都秩序趨於正常。6月9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中南海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發表了重要講話。6月10日起，全國局勢趨於平靜。6月13日、14日，公安部先後通緝“高自聯”、“工自聯”在逃頭頭和骨幹分子。動亂“精英”方勵之、嚴家其、吾爾開希等逃往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