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找公司黨委（他不是黨員，所以不是公司黨委委員）問：“我再當經理還合適嗎？”誰也無法明確答複他。
從那以後，大約四五十天時間，他的唯一“工作”就是看大字報。那些大字報上充斥捕風捉影、指鹿為馬、說假話、作假證的東西。人們都宛若發瘋似的，他不理解為什麼要這樣。他感到憤慨。無孔不入、無所不敢的紅衛兵們跨進了古家的大門。他們翻箱倒櫃時，看到他在國外訪問時與外國人的合影，說這是“裏通外國”的證據。他對他們說：“我是裏通中國共產黨，外通外國資本家。”
紅衛兵們試圖從幫助古家料理家務的一對李氏老夫婦身上打開“缺口”，讓他們揭發古耕虞的“罪行”。老頭回答他們說：“我是貧農，我隻感到他待人不錯。”老太太則說：“我在古家幾十年，過去親眼看著他們的孩子長大，現在又看著他們的孫子、孫女長大，如今早解放了，他們若是待我們不好，我們早就走了。”紅衛兵失望地罵他們“沒有階級覺悟”。
一天夜裏，紅衛兵們又來造訪。一個紅衛兵問他：“解放前你為什麼不參加革命？”
他感到愕然。事後他對別人說：“這個孩子似乎在責備我解放前不應該去當資本家，而應該去革命。這叫我怎麼回答呢？”
他給吵鬧得沒辦法，試探著找到一個姓崔的“片兒警”訴說情況。崔民警是一個極富正義感的小夥子，他願意提供幫助。他關切地對古耕虞說：“我完全了解，你擁護黨的領導，學習是好的。你可以打電話給你們公司，請他們再打電話與我們派出所商量。現在，紅衛兵正在風頭上，你千萬不要去和他們頂撞，免得吃眼前虧。至於我自己，也不能和紅衛兵見麵。他們來了，我不來；他們走了，我就來。但有一條，他們沒有權拿走你的東西。如果拿走了，我作為公安幹部是要幹涉的。你可以告訴我，我一定設法把東西追回來。”
古耕虞和崔民警聊天時，崔民警還說過這樣頗見水平的話：“毛主席對民主黨派說過，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難道隻能長到17年，多一天都不行嗎？”
崔民警的話令古耕虞深為感動。他認為，崔民警是他在“文革”期間遇到的最可敬佩的人之一。
古耕虞除了自己挨批判外，還得不斷地為當年的部下們作證。證明那些職員們，包括分公司經理們都不是資本家，他和董事長及董事們才是“當之無愧”的資本家。
這天，又來了兩個人，調查他的一個表親。那位表親解放前是“川畜”北平辦事處主任，解放後成了國家幹部，家中有銀行存款七八千，“川畜”股票上萬。來人要古耕虞證明他是資本家。他問：“他自己承認了沒有？”
來人說：“不肯承認。”
他說：“他不承認是對的。要換上我，我還要寫張大字報，說古耕虞才是剝削者，是資本家，而我是被剝削者。”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感到，要斷定一個人是不是資本家，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資本家。有股票，並不足以說明他就是資本家。在私營企業中有“三權”（財權、經營決策權、用人權）的、掌握著生產手段的、剝削他人勞動的，才是真正的資本家。
於是，他又對來人補充說：“我的表親哪有什麼‘三權’？他僅僅是個普通坐莊的，連襄理都不是。所以，他絕對算不上什麼資本家。”
婚姻??古耕虞結婚的時候隻有18歲，正是他來南通讀書的那一年，民國時，中國的封建習俗仍然盛行，青年人尤其是富家子弟結婚都比較早。古耕虞的家庭條件比較好，於是按照當時的習俗早早成親。好在這門婚事還令他滿意。他的夫人王崇德是四川一個大地主的女兒，是個知書達理的女性。二人婚後一直互相體貼、互相扶持、十分恩愛。
後來在重慶時，古耕虞已是名聞遐跡的大老板了，大老板的夫人到社會上應酬是難免的，比如經常到闊人家赴宴，或是打麻將等。按說，夫人在外應酬，丈夫應該陪著。但是古耕虞極少陪夫人外出。
一天，他的姑母打發人來叫他，說有急事。一進姑母的門，他就見夫人王崇德倚在姑母身上抹眼淚。一看這陣勢，他就明白了，準是夫人在姑母麵前告了狀，說整天見不著他的麵，肯定在外麵拈花惹草。一問原由，果然是。於是，他大笑著對姑母說：“如果我真有外遇，沒有陪她去應酬，她吃醋是可以的，但現在她是在對豬鬃吃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