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盛頓，斯塔克稱對“風”指令一無所知。馬歇爾的部下史密斯和傑羅也說從未見過“風”電文及有關電報。休伊特和主持國會聯合調查的米切爾均否認有什麼“風”電文。
此外，薩福德指責調查人員要他改變供詞，尤其是關於“風”指令的證詞。布裏格斯的上司不讓他同薩福德見麵。二戰期間一直任太平洋艦隊情報官的萊頓說，在海軍後來進行的調查中，休伊特的助手、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的特別助理桑尼特向他提問時，采用桑當律師的那套作法，要證人隻許用“是”或“不是”回答，但有些問題不那麼簡單，“無論回答哪一個，你都會中圈套。”戰爭結束後，萊頓在華盛頓偶遇桑尼特，桑走向前去向他道歉，言他當時那麼做是盡其義務。
更有意思的是，羅伯茨委員會據以得出結論的文件中，除14份電報外，其他許多截獲的“魔術”電文一份都沒有。清楚記得見過“風”指令的薩福德作證前卻在檔案中找不到它。有關日本偷襲前夕關鍵時刻政府4個監聽站的檔案都失蹤了。海軍情報局一位軍官後來說，有天早晨他到辦公室，發現保險櫃裏許多“魔術”文件都不見了，以後再也沒找到。實際上海軍情報局把秘密文件徹底清理了一遍，以致於連一張1941年11月、12月份海軍部序列表都不保存。這樣，“風”指令可能會永遠成為一個“謎”。
華盛頓當局幾位要人的證詞很耐人尋味。馬歇爾1944年8月7日在陸軍委員會作證及1945年12月初在國會作證時都稱對1941年12月6日和7日自己都幹了些什麼回憶不起來了；斯塔克對他1941年12月6日晚上的活動記不清了；史汀生在聽證會上的陳述無甚實質內容；赫爾一份22000字的聲明強調他始終堅持避免同日本開戰。相比之下，一些活動頗有“掩蓋真相”之嫌就不足為奇了。
1941年12月5日曾給國務院提供情報的朝鮮特工韓基洙被警告：如向新聞界透露消息，會被“關進瘋人院”。1943年下半年，白宮命陸軍情報局研究日本從1935年到珍珠港事變期間的備戰情況，馬歇爾刪除了報告中對他最不利的內容。1944年9月，馬歇爾寫信給指責羅斯福是幕後人的杜威，請他不要泄露尚未搞清楚的材料。還有人說馬歇爾命人銷毀了對陸軍部十分不利的重要檔案。陸軍委員會讓馬歇爾作證時，沒提一個出示截獲的日本電報的問題。
海軍部也拒絕向調查委員會出示其檔案中的某些材料。聽證會上，斯塔克與國務院之間的聯係人舒伊爾曼對重要問題一概拒絕回答。福萊斯特爾指示不要讓金梅爾過多露麵。薩福德宣稱，海軍部下令燒毀所有與事件有關的個人記錄。萊頓說，1941年的海軍情報局手冊明確規定，海軍作戰部長有責任和義務使艦隊司令完全知悉所有相關情報。但1944年下半年，手冊中有關上述規定的幾頁被撤掉了，成了空白頁。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反對查閱羅斯福個人檔案。羅伯茨委員會成員斯坦利上將更認為羅伯茨報告是掩蓋真相。
對珍珠港事件的發生和責任，難以用一句話來下結論。把總統、國務院、陸海軍部及其情報機構、太平洋艦隊諸方麵進行綜合分析，不能不使人產生諸多疑問。關鍵證據的“失蹤”，使得華盛頓事先是否知道日本襲擊的目標是珍珠港的問題可能成為曆史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