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難得的，是楊清江發跡之後，並不是自己顧自己，而是好善樂施，經常搭救危難之人。嘉慶年間的一天，家人前來稟報：“應天一帶大鬧災荒，糧食價格很貴，擔米千錢。員外如果運一批糧食去賣，一定能賺大錢。”楊清江聽後點了點頭。
三天過後，六千擔糧食就裝上了船。楊清江挑選了一批身強體壯的青年水手，既能撐篙劃槳，又能保鏢護航。他們浩浩蕩蕩順江而下，向當時的京城應天（南京）進發。楊清江為了到應天府放賑饑糧，特意製作杏黃旗，冒充朝廷欽差，以保平安。船隊順風順水，一路暢通無阻。不到十天時間，就到了應天港埠碼頭，楊清江與應天巡撫會晤之後，對方才知，所謂欽差是怎麼回事。
巡撫問送來多少糧食?楊清江回答說：“六千擔”。正盼糧食的應天巡撫激動得淚水漣漣地說，楊清江是雪裏送炭，是在搶救即將餓死的災民，這樣的大恩大德，勝似饑民的再生父母。義士慷慨解囊，不知有何要求?
楊清江說：“賑災放糧隻求拯救饑民於水火，不是為名利而來。”嘉慶皇帝聞奏後，不僅沒有追究插杏黃旗冒充欽差的事，還親賜禦匾一塊，上書《義民楊仕憲》五個大字。並傳諭，在應天府立一賑災坊以表彰義民楊清江。
到了萬曆年間，楊清江已經不在人世了。黃梅縣有個知縣名，叫來三聘。當他因普查土地來到劉佐口後，看到楊清江在江邊與龍感湖之間的荒湖灘上，開辟了縱橫數十裏的良田好地，為國家上交了大批糧賦，為子孫留下大批產業時，感慨萬千，當即決定用楊清江的名字來命名兩個鄉鎮，以紀念楊清江的功績。
他把楊清江所開墾的田地分為兩大塊之後，說：“上麵地勢高一些，以楊清江的名字命名，叫‘清江鎮’；下麵地勢低一些，就以楊清江的姓氏來命名，叫‘楊穴鎮”’，“穴”是低窪的意思。從此，黃梅縣便有“清江”、“楊穴”二鎮。這正是：“墾湖荒聞名州縣，楊清江名命二鎮”啊。現在楊穴鎮和清江鎮的一部分，隸屬劉佐鄉管轄，劉佐鄉的所在地即古時候的楊穴鎮。
意猶未盡的來知縣，臨別時還寫了兩幅對聯，讚頌楊清江的創業精神第一幅是：“八百黃牛耕夜月，三千擔種度春秋。”第二幅是：“看清江不多處所，論黃梅好大人家”。用八百條黃牛來耕田，白天耕不完，還要在月夜裏耕，一年的種籽就要用三千擔，可見楊清江墾耕麵積之大啊!
楊清江去世後，有人為他立了一塊《皇封義民楊仕憲墓碑》。據《楊氏家譜》記載：楊清江生於明孝宗弘治十年（1498年）。青少年時代，窮愁潦倒。由於他勤儉持家，艱辛耕耘，直到中年以後才漸漸發跡。所謂“欠債還債四十九，成家立業五十三”這兩句話，就概括了他的一生。出了這樣的“農民”，實在是劉佐人的驕傲啊。當然，也是獨山人的驕傲，因為楊清江是獨山人。
這也是我建議將劉佐鄉改名為楊穴鎮或清江鎮的的原因，不知觀眾朋友們以為然否？
關於劉佐口的故事還有很多，時間關係，今天就講到這裏。與劉佐緊緊相連的還有龍感湖農場。下一期，我要講的故事就是關於《龍感湖的來曆》。
龍感湖農場的來曆
這一期，我要給大家講的故事。是《龍感湖農場的來曆》。龍感湖農場現在並不歸黃梅縣管，我決定在這裏講它的來曆，首先是因為龍感湖農場至今仍然在黃梅縣的版圖內；其次是因為關於它的來曆，有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最後是因為它與“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著名典故有關。
很早以前，在現在的九江對麵，是一個與長江連成一片多達數百裏的寬闊水域。有人稱，靠九江一邊的水域為“老江”，靠黃梅的一邊的水域為大雷水，意為打雷下雨時所積之水。由於江水日下，泥沙沉積，靠雷池的一邊，漸漸“長”起了一塊大沙洲。這塊沙洲長達三百餘裏，形似扁擔，人們就叫它“扁擔洲”。洲北一側是大雷池，扁擔洲上蘆葦叢生。
俗話說，有土能載物。扁擔洲上土質十分肥沃。說句俏皮話，就是今年插上一根扁擔，明年就能長成一片竹林。因此，吸引了許多窮人到這裏來安家。他們種出黃金似的稻穀和白銀似的棉花，在湖裏撈起了肥美的鮮魚。然而，等到生荒做熟了，開荒的人慢慢又變成了佃戶，種地的又要交租，打魚的仍要還課，仍舊過著食不飽腹，衣不遮體的苦日子。
一天，來了個衣衫襤褸的人，名叫令公。大家聽說他餓了兩三天，都爭著把僅有的糧食煮飯給他吃。他沒有什麼回報，就幫大家打魚。說來也怪，不管他幫誰打，誰的魚就打得多。原來，他有一雙慧眼，能看清水底遊魚。哪裏魚多，就在哪裏下網。大家很敬慕他，說是都長那麼一雙慧眼該多好啊！
令公雖然沒有辦法把那雙慧眼分給眾人，他卻根據各種魚類特性和它們的活動規律，創造發明了大巴網、駝網、旋網、走鉤、繃鉤、花籃、卡子……等多種漁具。從此，大家都能多打一些魚。不過，還有不稱心的事兒：碰到幾天不起風，湖水清了，魚在水裏望見漁具，都溜了，難得撈著它們。大家問令公有辦法沒有？
令公思索半天，沒有好主意。忽然，他憑借慧眼，發現湖底下睡著一條金龍。他知道龍有攪渾水的本領，就肯求它在湖水清的日子裏，將尾巴擺一擺，使清水變渾。金龍告訴他：“我犯了天條，被鎖在這裏受罪。你要我為漁民造福，當然可以，但有件難辦的事兒。”
令公說：“我不怕難，你說吧。”金龍說：“雷池北岸，龍山頂上，有座玉皇閣。閣邊有個青石寶塔，塔裏有根鐵柱子，柱子上盤著鐵鏈子。如果能把鐵鏈斬斷，我就能活動了。”
“這有什麼難，我去！”令公說完，拿上板斧就走。“不行！”金龍把他喊住說：“你將鐵鏈斬斷後，自己就會被壓死在塔下！”令公沉思了一下，還是毅然決然地奔向龍山……“轟隆！”晴朗的天空，陡然發出春雷般的巨響——鐵鏈被斬斷了，而英勇的令公卻被壓死在塔下！
金龍被令公的英勇行為所感動，在它得到自由以後，沒有騰空入海。為實現自己的諾言，就永遠留在湖中，為漁民造福。隻要天久沒起風，它就搖動金鱗，叫清水變渾，使漁民常年有“厚”魚打。漁民們為了紀念令公，就將雷池改為“龍感湖”了。他們在龍山修了一座令公廟，廟內塑了令公神像。這神像，頭上頂的是魚，腳步下踩的是魚，手裏拿的也是魚，口裏含的還是魚，魚肚子上都刻有“天花地白”四個字（意為天上地下都是魚，表達漁民向往漁業豐收的美好願望）。那感天應地的令公廟，常年都有人敬香。
有的漁民還在自己的漁船上用樟木雕刻一個令公神位。吃飯的時候，總是先把鍋蓋揭開，說聲“令公老爺請用飯”，然後自己再動筷子。令公是二月二日為大家捐軀的。每年到了這天，許多漁民都要做“令公會”，以表祭奠。
所謂“人死千年，名留萬載”，說的便是這件事。
1955年冬，省、地、縣抽調幹部，和農場職工們一起組成墾荒隊伍，圍湖造田，很快便建成了龍感湖農場. 1956年元月1日，經國務院、農墾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批準，於龍感湖西部高灘澤地建龍感湖農場，直屬省農墾廳。1958年11月，又將王埠鄉的嚴大墩、嚴細墩和黃大墩劃歸龍感湖農場。1959年元月，龍感湖農場改為縣轄。1960年3月，複屬省轄。1970年，調整為6個分場和1個種籽場。
龍感湖農場東西長約24公裏，總耕地麵積79，387畝。由於氣候適宜，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是鄂東地區農牧生產、外貿出口的重要基地，也是國內供香港生豬的主要基地之一。
龍感湖是一片下沉陸地，青泥湖分場的黃夾，過去是一個集鎮，至今常能看到湖水底下的大石條。沙湖分場的十二門，是曆史上經濟貿易場所，現存有石板數塊，證明為石板街道。在九房圩的磨兒灣，發現有明朝初期於、邢二姓祖先的墳墓，於、邢二姓均為明代旺族。於顯公係明代開國元勳，官封英山侯，兒子為大都督，女兒為潭王妃，與明太祖係兒女親家。邢氏在明初亦為旺族，科第連翩，但兩姓祖先都在磨兒灣的湖水中，足見是後來下沉無疑。
黃梅縣值得一講的地名故事還很多，如果每個星期講一期，至少可以講一年以上。因時間關係，今天隻能講到這裏。如果觀眾有興趣的話，以後可以安排時間再講。謝謝大家！
附錄之五：
黃梅縣古代三十六鎮
黃梅古時候有四鄉三十六鎮之說。按照方位，將縣域劃分為四大塊：東曰新城鄉，分八鎮；南曰長樂鄉，分十鎮；西曰永福鄉，分九鎮；北曰鳳源鄉，分八鎮；縣城曰縣市鎮。
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以前，以孔壟德化橋為界，沿著小江（即今東港）直至分路、小池口，均屬江西德化縣轄。黃梅的清江鎮與德化的小池口，則共市於一街。舊誌載：“黃梅縣南行九十裏至清江鎮，市連德化之小池口，往九江者必由小池口渡江，蓋德化有渡船而黃梅無渡船也。”
其中十八旱鎮是：
1、古角鎮
2、停前鎮
3、卓壁鎮（踏石澗、卓壁寺一帶）
4、張林鎮（茅粟山、土橋鋪一帶）
5、東山鎮
6、多雲鎮（多雲山一帶）
7、茶兒鎮（多雲山與土橋鋪之間）
8、項橋鎮（拓林鋪一帶）
9、壟坪鎮（苦竹打鼓嶺一帶）
10、小溪鎮（渡河橋一帶）
11、什襯鎮（什襯廟、餘塘嶺一帶）
12、楊樹鎮（今大河一帶）
13、考田鎮（考田山一帶）
14、元角鎮
15、路途鎮（濯港、劉塘鎮之間）
16、黃花鎮
17、獨山鎮
18、上沿鎮（山南、下新二鎮這間，今長嶺一帶）
十八水鎮是：
1、縣市鎮
2、劉塘鎮
3、全林鎮
4、張湖鎮（全林、山南之間）
5、山南鎮（馬尾山一帶）
6、下新鎮
7、濯港鎮
8、白湖鎮
9、太白鎮（太白湖與廣濟交界一帶）
10、孔壟鎮
11、蔡山鎮
12、新開鎮
13、段塘鎮（白湖、蔡山之間）
14、塘穴鎮（清江、新開之間）
15、黃連鎮（汪家圩、劉家圩一帶）
16、清江鎮（今小池一帶）
17、謝灘鎮（清江、楊穴之間靠清江鎮一側）
18、楊穴鎮（今劉佐一帶）
附錄之六：
大開眼界的天柱山之行
——參加《天仙配》開機儀式引發的思考
周濯街
參加完電視劇《天仙配》開機儀式返回黃梅後，麵對“報刊上有名，廣播中有聲，電視上有影”的“靚麗風光”，心情那叫一個爽……正當本人自我陶醉、得意忘形時，卻出人意料地遭受到詰難與質疑。有人問我：“為什麼不把《天仙配》請到黃梅戲的故鄉來拍攝呢？”有人問我：“何不借助自己的名望，為湖北的文化產業多作點貢獻？”意外之餘，也引發了我的回憶與思考。
花六百萬買幾句台詞
2006年4月19日，我與中央電視台簽署了《小說影視改編權轉讓合同》。五個月後，便收到了去安徽天柱山參加《天仙配》開機儀式的邀請。到達潛山國際大酒店不足一小時，網上便出現了“電視劇《天仙配》的原著作家周濯街到達天柱山”的消息和照片，速度之快令人稱奇。不過，此行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並非速度，而是安徽人的文化眼光和徽商頭腦。天柱山所在的安慶市潛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安慶市也不富裕。可是，當黃梅戲表演藝術家韓再芬為了振興安徽黃梅戲而鼓動有關方麵拍攝電視劇《天仙配》，並請攝製組將安慶市、天柱山作為拍攝現場時，安慶人、潛山人竟毫不猶豫地各斥資三百萬元，留攝製組在兩地各拍攝一個月。
原著來自湖北，編劇來自北京，演員來自全國各地。而耗資六百萬元者，僅僅要求在無損劇情的前題下，在劇本中適當地加幾句與天柱山、黃梅戲有關的台詞。你說這些人傻不傻？回答是否定的。因為，他們“買”到的，豈隻幾句台詞？！安徽人不愧徽商後裔：與1600萬元的投資相比，600萬僅僅是個零頭。他們卻在安慶、天柱山兩地，留下了槐蔭樹、董家灣等一批永久性的旅遊景觀；在電視劇裏留下了永遠也抹不去的“幾句台詞”。曆史必將證明，他們的要求雖“小”，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卻很“大”。
9月18日開機儀式那天，有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上海東方衛視、香港鳳凰衛視、廣東南方電視台和新浪網、搜狐網，以及北京青年報、法製晚報和其他數十家媒體，對《天仙配》的拍攝現場安徽天柱山的有關情況，從風物景觀、曆史現狀、接待條件等不同角度，進行了反複報道。劇組在天柱山拍攝期間，恰逢十一黃金周，這使天柱山的旅遊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0餘萬元。
至於《天仙配》播出後的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果，借用總製片人熊誠先生的話說，就是“安徽天柱山想不火也不行！”因為這部戲不僅請了當紅演員黃聖依、楊子飾演七仙女、董永，就連“配角”都是由知名演員擔任。文清飾大姐、王思懿飾二姐、楊恭如飾三姐、趙薇飾四姐、胡可飾演五姐、鄭晴飾六姐，韓再芬飾演王母娘娘……真可謂美女如雲，陣營靚麗。
為求詩文抬著名人上山下山
因第一次參加開機儀式，第一次在拍攝現場與董永、七仙女合影，第一次被人跟蹤報道等原因，我返回故鄉後，便陶醉於令人飄然若仙的恭維之辭中。如果不是有人問我，為什麼不把《天仙配》請到黃梅來拍攝，為何不借助自己的力量為湖北文化產業或黃岡旅遊多作貢獻？也許我至今還執迷不悟。
麵對質疑，我要麼回答說：“今後再有機會一定向有關方麵建議。”要麼回答說：“隻要領導有這樣的意向，往後陸續投拍的《鵲橋會》、《薑子牙》、《嫦娥奔月》等電視劇，我都有可能將劇組請到黃梅、黃岡或湖北來拍攝。”因為我是黃梅人、黃岡人、湖北人，理應為家鄉出點力，也因為這一次潛山之行讓我大開眼界。
麵對這樣的回答，竟有人立即回應性地提出，以我的係列神話作品為招商引資的文化資源，在他們那裏建一座“神話園”。遠在江蘇，因後羿射太陽而得名的射陽市，則有意請《嫦娥奔月》以他們那裏為拍攝現場。而安徽出版集團在《天仙配》開機儀式結束不久，便捷足先登地定下了出版本人係列神話小說的出版計劃。這些消息既令人汗顏，也讓我重新意識到安徽人的與眾不同。
安徽人對於旅遊文化產業的操作方式，至少有三點與眾不同。一是既借助外地名人“造勢”，搞名人效應；又巧妙地發揮本土名人的微妙作用。二是他們為打響天柱山的旅遊“品牌”，不惜對遊客“低三下四”。三是他們鞏固品牌成果的辦法，令人刮目相看。
在“造勢”階段，潛山人先是請餘秋雨去遊毫無知名度的天柱山，並借助這位知名度很高的名人，使《寂寞天柱山》一舉成名。接著，又雇滑杆（俗稱兜子），抬著著名作家王蒙仔仔細細地吟《詠天柱山》。更可貴的，是他們在關注大名人時，也沒有忽略像我這樣的“小名人”，以及像韓再芬那樣的“本土名人”。我一到潛山，縣委書記、縣長便熱情地留我多玩幾天。為了讓我寫遊記時有話可說，他們還讓導遊係老師許一川當我的專職導遊。他的學生，則充當包括我在內的9人團隊的大導遊。
在培養、扶持和巧妙地發揮本土名人的作用上，他們也下足了工夫。僅從韓再芬的眾多頭銜上，就不難看出他們下的功夫有多大。如今的韓再芬，小到天柱山形象大使，大到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實質性的頭銜，有安慶市文化局副局長。榮譽性的頭銜有安徽省徽商協會副會長等等，應有盡有。這種從社會地位、文化形象、商業意思等多角度全方位“包裝”本土名人的做法，就是給本土名人搭建了一個可以在市府、省會和首都等地方，在文化藝術界、商界、政界、學術界等領域，為本土文化、本土經濟鼓與呼的平台。電視劇《天仙配》，就是韓再芬從北京“呼”到安徽去的。
為了創建天柱山旅遊“品牌”，十年前，潛山縣委、縣政府就把他們的國家幹部全部“趕”到長途客車、火車上去宣傳天柱山，鼓勵遊客到天柱山去玩。當他們得知來自武漢的一對夫婦與餐館吵了一架，負氣而走的消息後，分管的書記、縣長竟親自到武漢給那對夫婦退款、道歉。僅此兩例，便足見安徽人是把文化旅遊產業作為他們的“金庫”在嗬護，將遊客當做潛山人的衣食父母在恭敬。因此，他們的父母官，不惜對遊客“低三下四”。
安徽人是將鞏固品牌成果的著力點，出人意料地放在增強文化內涵和加厚文化底蘊上，著實令人刮目相看。他們一方麵通過出版《天柱山的傳說》、《天柱山誌》等方式，讓更多的人知道天柱山與漢武帝有關，也與古代“五嶽”有關。讓人們知道，如雷貫耳的周瑜、二喬姐妹、陳獨秀、胡適、張恨水和趙樸初等，都是潛山人。另一方麵，則通過拍電視劇等形式，為天柱山注入新的文化內涵。
出書是用小錢；請《天仙配》劇組到現場去拍攝，是用大錢；而正在把發生在當地的《孔雀東南飛》的故事創作成35集同名電視劇，並計劃於2007年開機拍攝的舉動，則是不惜血本了。當然，潛山人敢於“不惜血本”，是因為他們的投資可以得到回報。且有《少林寺》、《劉老根》、《喬家大院》等電視劇故事的原發地，沒有一處不成為旅遊熱點的實例為證。但是，這一切不都是潛山人經過若幹年努力的結果麼？
人們常說，名牌的一半，是文化。我們也完全可以說，名城、名鎮、名山、名水的一半，也是文化。一座沒有文化內涵、文化理念的城市，就沒有靈魂，沒有導向力、凝聚力、輻射力和影響力，自然很難做到持續發展。
啟動靠政府，經費靠市場
讀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問：“我們這裏的文化產業，應該如何操作呢？”網上有一篇題為《貴州銅仁，開始走向全國，走向海外》的文章說：2006年10月1日，“遊釣錦江·魅力銅仁”大型活動剛剛落下帷幕，央視“生活567”欄目連續三天每次用長達22分鍾時間，專題報道銅仁的旅遊文化資源。“十一”黃金周期間，央視新聞頻道再次在新聞節目中，報道銅仁開展釣魚大賽盛況。銅仁市的文化旅遊業，隨著“遊釣錦江·魅力銅仁”活動這塊“敲門磚”的拋出，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此前，銅仁市決策層對於如何發展文化旅遊產業，進行過痛苦的思考。2005年初，銅仁市展開了為期近一年的“西部名城名在何處”大討論，尋求準確的城市文化旅遊特色定位。省內外學者、專家撰寫文章30多篇，從不同角度提出銅仁市城市定位問題，為銅仁市決策層就如何打造“西部名城”提供了廣闊的思考空間。2006年4月，銅仁市委、市政府綜合各方麵建議，選擇了“中國天然釣都”這一城市定位。至此，大討論“塵埃落定”。
銅仁市發展文化旅遊產業的方向明朗起來——用三至五年時間，打造“中國天然釣都”品牌及與之配套的曆史文化精品、旅遊觀光精品、紅色旅遊精品。改善基礎設施，建設自己的旅遊亮點，把銅仁市融入到周邊地區的大旅遊線路中去。
今年6月9日，銅仁市在北京地壇公園舉行“首屆中國銅仁‘遊釣錦江·魅力銅仁’活動啟動儀式”。其消息被國內28家報紙，人民網、新華網、新浪網等30多家網站先後報道，引起相關活動愛好者和專家的關注。不到3個月時間，省內15家企業主動與活動組委會取得聯係，以購買冠名權、廣告牌位等方式，不同程度地讚助這一活動，欲借大型活動這一“航母”，走出大山。
“對整個活動，市政府提供啟動經費，後期經費則靠市場運作。”活動組委會負責人如是說。政府沒有花多少錢，卻把“中國釣都———銅仁”在國內炒得沸沸揚揚。這足以說明，活動構思新穎，運作有效。
其實，我們湖北並不乏自己的文化精品，隻不過有許多還沒有經過包裝，未形成品牌罷了。僅以黃梅為例外，就有中國四大名著無不提及的五祖寺、四祖寺；有《聊齋誌異》上專門介紹過的明朝兵部尚書汪可受；有萬歲敕封為“一代名臣師表”並將禁煙英雄林則徐推薦給朝廷的帥承贏；還有汪、帥二人的故居、讀書處、墳墓，汪可受的養老處挪步園山莊；還有近代名家廢名、湯用彤、湯一介和黃梅戲的創始人邢繡娘故居、黃梅戲古戲台；更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黃梅戲、黃梅挑花等。這些都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文化旅遊精品，都是通過包裝和品牌帶動，都有可能成為文化旅遊鏈條上的一顆顆閃亮的珍珠。
那麼，我又能為家鄉文化做點什麼呢？也許唯一能做的便是：一旦家鄉需要，我可以貢獻出自身的文化資源。例如：將本地固有的文化精品，同傳統文化含量極高的“神話園”溶為一體。再請一兩個電視劇攝製組過來，在園內留下幾個永久性人文景點……
我們能不能借鑒安徽潛山和貴州銅仁的模式去操作呢？我認為是可以的，至少是值得一試的。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錄之七：
切莫貽誤子孫
——與《黃梅戲發源有新說》作者商榷
周濯街
由“新說”引出的話題
近日，在《中國青年報》1996年9月1日一版右下角，讀到一則題為《黃梅戲發源有新說》的報道。由於筆者是湖北黃梅人，且因撰寫過《淺談黃梅戲戲祖神位的來曆與演變》、《試論董永與七仙女的傳說在黃梅縣的流傳特征》等論文，並且出於創作長篇傳記文學《黃梅戲皇太後——邢繡娘傳》的需要，曾對黃梅戲的發源及其主要演員進行長達十數載的係統研究。所以，一見“新說”，便忍不住一睹為快。豈料，一睹爾後，讓人大倒胃口。
“近日，安徽省太湖縣農民作家宋海明，根據自己的最新研究結果，提出黃梅戲發源地的新說法：安徽省安慶市。過去，人們普遍認為，黃梅戲源於湖北省黃梅縣，其主要依據是：清光緒年間，湖北民間的一位女演員，被公認為黃梅戲舞台上第一位演員。
宋海明搜集的大量史料證明，生於清同治年間的安徽太湖縣女子胡普伢，是登台最早的黃梅戲演員。胡普伢9歲開始學藝，36本小戲無一不精，生旦花醜樣樣拿手。按年齡推算，胡普伢14歲上台唱戲時，湖北的那位女演員才剛剛出世。由此，宋海明認為，黃梅戲應源於安慶（太湖縣屬安慶市管轄）。另有資料證明，已故黃梅戲藝術家丁永泉，就是胡普伢的關門第子，嚴鳳英的啟蒙老師嚴雲高也曾拜胡為師。”
二、“新說”根本站不住腳
這則“新說”，其所以站不住腳，是這位“農民作家”居然以“最早登台的黃梅戲演員”作為“黃梅戲應源於安慶”之“新說”的依據，且大言不慚地宣稱“新說”是他的“最新研究結果”。而據筆者所知，正如京劇、漢劇、豫劇、晉劇等劇種名稱，無不以其發源地北京、武漢、河南、山西等地名或其簡稱命名的道理一樣，“黃梅戲”之名來曆的主要依據，亦是因為她發源於湖北省黃梅縣，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因為某一演員“被認為黃梅戲舞台上的第一位演員”。
筆者翻遍了《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曲藝詞典》、《中國戲典史發展綱要》等數十部教科書、工具書，也未能找到以某一演員定劇種或戲曲發源地的先例。
如果這位“農民作家”不是另有所圖的話，那麼我們隻能認為他對中國戲曲劇種的來曆尚缺乏最起碼的認識，對戲曲劇種的命名規律亦缺乏最基本的常識，更談不上研究。其立論的“主要依據”和“新說”，亦絕非最新研究結果。如果一定要視其為成果的話，充其量也隻能是挖掘出了一點點“花絮”。
三、一孔之見的可笑“證明”
退一步而言，即便可以以最早的演員定劇種發源地。那麼，“生於清同治年間的安徽太湖縣女子胡普伢”是不是“登台最早的黃梅戲演員”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若非要稱“最早”不可的話，胡普伢充其量也隻能稱之為：安徽省“登台最早的黃梅戲演員”。
如果我們的“農民作家”果然研究過黃梅戲源流的話，那麼他一定知道，黃梅戲原名“黃梅采茶戲”，簡稱“采茶戲”或“采茶”。因其產生於黃梅縣，所以外地人習慣稱她為“黃梅腔”或“黃梅調”，又名“花鼓戲”。
安徽省黃梅戲研究學者陸洪非先生，在《黃梅戲藝術》1992年第2期《黃梅戲與其親緣劇種》一文中指出：“清朝光緒年間（1875—1908），黃梅采茶戲的女藝人何仙姐到江西武寧教過唱。”而胡普伢，同治七年（1870）左右出生在太湖縣（出處同前見《記老藝人胡普伢》一文）。真不知“農民作家”的“胡普伢14歲上台唱戲時，湖北的那位女演員才剛剛出世”之說，是如何“按年齡推算”出來的？
也許我們的“農民作家”會說，他指的不是何仙姐，而是另一個。然而，如果我們再以何仙姐的師傅邢繡娘為例，那麼不僅“農民作家”筆下的胡普伢未曾“剛剛出世”，隻怕胡普伢的父親亦尚未來到人間。因為，被黃梅人尊之為“黃梅戲皇太後”的黃梅縣黃梅戲第一位女藝人邢繡娘，生於清乾隆年間（1793—1858），係黃梅縣孔壟鎮邢大墩人（詳見中國戲曲出版社1991年11月版《湖北省地方戲曲研究叢書、黃梅采茶戲誌》及筆者人物傳記《邢繡娘傳》。）
四、相對於“新說”的“舊說”
那麼黃梅戲究竟發源於何地呢？特約記者白榕在《戲劇界》1980年第10期《探親求源訪黃梅》一文中告訴我們：“安徽省黃梅戲這朵絢麗的戲曲之花，原本是湖北省的一個‘苦命丫頭’，自十九世紀未隨著逃荒要飯的人流浪漂泊來皖，‘下嫁’給安慶地區鄉土方言之後，她重新獲得了自己的藝術青春。因此，不論黃梅戲在安徽如何枝繁葉茂，碩果累累，人們在任何時候，總不會忘記她的原籍故土……”
新華社記者羅輝，在《黃梅戲藝術》1987年第1期一則報道中，也說過類似的話：“生在湖北長在安徽的黃梅戲，‘娘家’湖北省正在想辦法把她請回第一故鄉。黃梅戲發源於湖北省黃梅縣，前身是采茶調，因其境內黃梅山而得名。十九世紀末，這朵‘苦菜花’隨著逃荒要飯的人流漂泊至皖，在安慶地區紮下根來……”
中國戲劇史研究專家周貽白在《論楚劇》中說：“有人說：湖北花鼓戲係發源於黃梅（黃梅在鄂東），形成於黃陂、孝感，這話似可信。黃梅調，現在流行於安徽的西部和南部一帶，係由鄂東傳入皖西，然後流向皖南。”
由於這裏的“花鼓戲”便是黃梅戲的早期別稱，因此周貽白先生在《中國戲曲史發展綱要》中更進一步指出：黃陂、孝感花鼓戲的“最早根源卻是黃梅采花戲”，又說“黃梅戲源自湖北黃梅采茶戲。”
除此之外，1956年1月，安徽省文化廳劇目研究室編輯的《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黃梅戲簡介》中也毫不含糊地認為：“黃梅戲起源於湖北黃梅……”此說正好與安徽省1920年版的《宿鬆縣誌》如下記載相印證：“邑西南與黃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戲，亦稱黃梅戲……邑青年子弟，亦或習之者……”
如果再追溯得遠一點，那麼清道光至鹹豐年間，曾先後出任過安微省石台、東流、繁昌三縣縣令的何元炳先生，在其《樵桐別墅詩稿》中那首題為：《下河調（黃梅腔）》的七言絕句，可算是較早的文字依據了：“揀得新茶綺綠窗/下河調子賽無雙/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黃梅縣裏腔。”
好一個“都作黃梅縣裏腔”——當這位何縣令大人吟成此句時，我們“農民作家”筆下的那位胡普伢，仍然尚未“剛剛出世”啊。
好了，我們還是來看看這位“農民作家”自己所津津樂道的“胡普伢的關門第子”、“已故黃梅戲藝術家丁永泉”老先生是怎麼說的吧。在《安徽戲劇》1959年11月號上發表的、由丁永泉（1892—1969）口述、車明整理的《丁老縱談黃梅戲》一文中，丁永泉老先生說：“黃梅戲是從湖北傳到我們安慶地區來的，老黃梅調還是按湖北音咬字，曲調跟語言走，也是湖北鄉音。”
1960年9月17日，丁永泉在接受黃梅戲研究專家桂遇秋先生和老藝人樂柯記采訪時，又說：黃梅戲傳統劇目中的“大部分劇目，包括一些常演劇目，如《天仙配》……《於老四》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是在黃梅縣形成的。不然的話，怎麼叫‘黃梅戲’呢？”（引自《黃梅縣采花戲誌》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年11月版）。此說又正好被《安慶史話》“黃梅戲與嚴鳳英”條目中的如下記述所印證：“從前，黃梅戲在安慶地區叫黃梅調，安徽人早期唱黃梅戲主要用黃梅話。後因黃梅話太俗，不易聽懂，光緒以後，懷寧、望江、太湖、桐城等地藝人就逐步改用了懷寧話。”
正因為如此，所以直至1982年2月，仍然有一位署名吳建國的安徽學者，在安徽省黃梅戲校主辦的《黃梅戲藝術》雜誌上，發表題為《黃梅戲台詞音調小議》的文章：“目前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黃梅戲發源於湖北黃梅，應以湖北黃梅話的音調為準；另一種意見認為……應以安慶話的音調為準……但我同意後一種意見。”吳建國先生在連續擺出了他為什麼同意改黃梅音調為安慶音調的四條理由之後，說：“綜上所述，黃梅戲台詞以安慶話為準，從表麵上看似乎丟掉了發源地黃梅，而實質上有利於黃梅戲的改革和發展，也容易被人接受。”
關於黃梅戲發源於湖北省黃梅縣的依據，本來還可以舉出許多，隻因那位“農民作家”強調的是“主要依據”，所以至此足矣。
五、對“新說”創作者的忠告
最後，我們想奉勸那位“農民作家”，在探討源流之際，於公布“研究成果”之前，一定要“研究”而不要創作，更不要在散見於本地的少量的史料尚未搜齊的情況下，便用“搜集的大量史料證明”之類的大話來欺騙記者和讀者。
我們之所以說這位“農民作家”，連散見於當地的少量史料也尚未搜全，是因為在這篇不足300字的“小品”中，由他創作的“新說”至少有三處。而源流新說僅其一，“胡普伢……36本小戲無一不精”是其二。凡是對黃梅戲傳統劇目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黃梅戲劇目隻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或“七十二小幃”之說。不知這位“農民作家”創造“36本小戲”之說的“主要依據”是什麼？“已故黃梅戲藝術家丁永泉，就是胡普伢的關門第子”是其“新說”之三。
所謂“關門第子”，大約有兩種含義，即：唯一弟子和最後弟子。而丁永泉既非胡的唯一弟子，亦非胡的最後弟子。丁永泉的女兒在《我的父親》一文中說，“我的父親——丁永泉，一生隻讀過半年私塾，十三歲學唱黃梅調”。
電影《天仙配》的作曲者、安徽省黃梅戲作曲家時白林先生在《我所知道的黃梅戲老藝人丁永泉》一文中告訴我們：“光緒三十一（1905）年，十三歲的丁永泉想去學黃梅戲……這樣，丁永泉便正式拜葉炳遲為師，開始了他的黃梅戲演唱生涯。”
當然，丁永泉曾拜胡普伢為師亦有其事，但他不是胡的第一位徒弟，胡更不是他的唯一師傅。嚴鳳英的丈夫、長篇傳記小說《嚴鳳英》的作者王冠亞先生，在《想起了廿三年前——憶丁永泉老先生談戲》一文之後加注道：“丁老說，他20多歲時曾拜普伢為師……丁老去拜她時，她已40多歲了。”（以上三則引文均見《黃梅戲藝術》1992年第1期——安徽省黃梅戲學校等主辦、出版）。
安徽學者郝培根先生在《記老藝人胡普伢》一文中告訴我們：“前輩老藝人說，胡普伢師傅唱戲，是真正的老母雞湯。許多中青年藝人都向她求教，拜在她的門下，如當時懷寧的汪杏根……胡玉庭……丁永泉（丁老六），都受到過胡普伢的傳授和培養。”
——可見，包括“關門第子”之說在內的三點“新說”，均非“最新研究結果”，而是“農民作家”的最新創作成果。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不奉勸這位“農民作家”，如果因條件所限而無法搜集“大量史料”作為“證明”的話，最好還是老老實實地充當“農民作家”，而不要硬著頭往戲劇作家和戲曲研究專家的行列裏擠，以免誤人誤已誤子孫——因為我們既是祖先們的子孫，又是子孫們的祖先。不知我們的“農民作家”以為然否？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急就
備注：
本文曾以《切莫貽誤子孫》為題，全文發表在1996年11月30日的《湖北農民報》。
本文曾以《黃梅戲究竟發源於何處》為題，全文發表於《楚天藝術》雜誌1996年3、4期合刊。
本文曾以《黃梅戲發源地又有說辭》為題，摘要發表於1996年9月22日的《中國青年報》。
本文曾以《黃梅戲究竟發源於何處》為題，摘要發表於發表在1996年9月22日的《湖北日報》。
本文曾以《正本清源黃梅戲》為題，全文發表於1996年9月28日的《黃岡青年報》。
附錄之八：
《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王謹、《解放軍報》原副總編張雨生
就《黃梅戲第一代宗師——邢繡娘》的創作，與周濯街的通信：
張雨生老師：
您好！
有一個好消息，根據您和《人民日報》王總的建議，我專門找了央視商討《黃梅戲第一代宗師——邢繡娘》的改編事宜，由於《天仙配》為央視奪得了年度的收視率和市場份額的兩個冠軍，再加上他們對邢繡娘這個人物比較感興趣等原因，央視表示願意將邢繡娘改編成20集電視劇，在央視播放。並同意了我們關於在黃梅現場拍攝、用黃梅縣的部分演員等要求。
不過他們也有一個要求，就是要求必須由我執筆，先將《邢繡娘》寫成一部不少於20萬字的長篇小說，他們再根據我的小說《邢繡娘》來改編電視劇。
理由是，他們對黃梅戲不內行，擔心寫不出那個“味兒”來。
?
周濯街
2008、1、13
老周：
見到了您的信，這個消息非常好。對於黃梅來說，是一項可記入史冊的文化工程。過去也聽說過邢繡娘，這次聽了您的介紹，讀了您的《黃梅戲皇太後——邢繡娘傳》，才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覺得這個題材很好，這個人物可以成為藝術典型。
您是高手，也是快手，寫出一部小說沒有問題。但是，要把邢繡娘這個人物把握好，抬上去，難度還相當大。您是否可以先拿出一個詳實提綱，請一些專家出主意，看看怎樣才能把邢鏽娘作為黃梅戲起始階段的典型樹起來，聽聽各方麵的意見。一部能進人史冊的經典，要從專家和群眾兩個角度考慮問題。若是娛樂作品，隻要一個群眾角度就夠了。但這不是娛樂作品，不是寫一般的人物，要作為一個劇種的代表形象來寫，作為一個藝術典型來寫。故事情節的展開，矛盾的發展和激化，都要圍繞著“戲”。
電視台的行家說得很對，挖掘和塑造這樣的典型人物，非黃梅作家難於勝任，既需要有關曆史知識，又要懂得黃梅風土人情。您寫成小說，將來不管誰改編，都要用這個名，片頭要注明“據同名小說改編”。您也可以直接寫成本子。把電視劇打響了。再改編一台黃梅戲，那就好辦得多。
我想，黃梅的領導同誌都會支持，並能當作重要文化工程來做，因為這是很好地更深入地宣傳黃梅。
沉石寫的話劇《尋找陶淵明》，春節期間，作為賀歲劇，在新建的中國大劇院演出。他對我說，想請黃梅領導和您來看戲，但又覺得太遠，怕你們來不了。
祝您成功！
張雨生
2008、1、14
縣文聯周主席:
?? 信中談到央視讓您執筆，先將《邢繡娘》寫成一部不少於20萬字的長篇小說，他們再根據你的小說《邢繡娘》來改編電視劇。這是一個好消息,此舉如成功,將對黃梅來說是功在千秋的事,我和雨生同誌會全力予以支持.要寫好這個劇本,老兄恐怕得到邢繡娘家鄉采訪、體驗一段生活 ，並要采訪黃梅縣很多的黃梅戲老藝人。此“工程”量不小，比寫神話小說難度可能更大一些，因為重在寫實。但我們相信您定能取得成功。我們期待著。
?????????????????????????????????? 王謹
2008年1月15日
附錄之九：
關於黃梅挑花的調查與思考
——刺繡中的“活化石”、繪畫中的“摩崖石刻”
神話周（周濯街）
2006年5月20日，黃梅挑花被正式批準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後，在她的發源地湖北省黃梅縣，人們對黃梅挑花的保護與開發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申遺的成功，加大了黃梅挑花開發的機遇；有人則開始籌劃用電腦繪圖、機械製作的方式大幹一場，或者說是想大撈一把；也有人以為，黃梅挑花之所以能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是因為她是一種用手工製作的傳統藝術形式，如果用電腦繪圖、機械製作，將會使黃梅挑花的藝術價值、審美價值蕩然無存，對於黃梅挑花這一傳統藝術形式而言，將是一場災難。
由於數十年來，本人一直沒有間斷對黃梅挑花的調查研究，並寫過《黃梅挑花——無聲的抒情詩，立體的中國畫》（見2005年湖北畫報社出版的《湖北旅遊》十月號）和《王美人與黃梅挑花》（見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的《黃岡地區民間故事集成》）等文章。因此，有人建議我寫一篇文章，談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過，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說得清楚的。要想把這個問題說清楚，首先必須弄明白如下七個問題。
一、黃梅挑花為什麼會倍受關注倍受歡迎
我認為，黃梅挑花之所以倍受關注，倍受歡迎，是因為她與全國各地的挑花有很多不同之處，這也是她能夠成功地申報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原因。據本人考證，黃梅挑花至少有六個與眾不同之處。其一，全國各地的挑花工藝，都是在少數民族中流行，隻有黃梅挑花是在漢民族流行。其二，別處的挑花藝人人群相當分散，像黃梅這樣人口如此集中，如此密集的（黃梅大半個縣：孔壟、蔡山，到濯港、白湖、分路、小池、劉佐的婦女都會挑花，都愛挑花），在中國是獨一份。其三，別處的品種比較單一，像黃梅縣這樣，在如此有限的範圍（半個縣）之內，圖案豐富多彩，主花、邊花、角花、填心花樣樣齊全的挑花產地，全國找不到第二個。其四，黃梅挑花在這麼小的範圍之內，已經搜集到的花樣圖案之多，是絕無僅有的，其圖案中將神話故事、戲曲故事、生活故事和其他門類的吉祥圖案，如此全麵地應用於挑花之中，也是絕無僅有的——著名的黃梅挑花研究專家、湖北美術學院的教授陳少平先生說，在其他地方往往一個省的挑花圖案集中起來，也不及黃梅這麼豐富。其五，黃梅挑花的色彩特別豔麗。其他地方也有彩挑，卻沒有一處比得上黃梅挑花——這是挑花者集中，相互競爭的結果。其六，像黃梅挑花這樣，同一個圖案有多種不同的挑法，在全國也很少見——這是黃梅婦女能幹、好勝、好比拚（你挑的花樣好看，我來‘興’一個比你的更好看）的結果。因為，在沒有別的生產機製的年代裏，手工工藝是展現女人才能的為數不多的機會之一。
看到這裏，肯定有人要問，若大一個中國，黃梅不過個彈丸小縣，為什麼能夠在全國“鶴立雞群”、首屈一指呢？這是因為，黃梅縣有五大“特別”之處。一是黃梅縣處於吳頭楚尾的“雞鳴聽三省之地”——地理方位非常特別。二是黃梅的土地一半是山嶺丘陵，一半是長江衝擊平原——生活環境特別。三是黃梅縣的人員構成一小半是土著（山區為土著），一多半為移民（長江刺激平原為移民）——人員結構特別。四是因為黃梅縣自然災害頻繁，“七年淹六水，十有九災年”——生存條件特別。五是因為黃梅縣自古就是“三不管之地”——政治經濟環境的特別。正如古老的《黃梅縣誌》所載：“竊敝縣，舊名新蔡，新稱黃梅。勢扼吳頭楚尾，乃軍事之重鎮；地濱前江後湖，屬低窪之區域。戰爭頻禍，水旱迭見，人民飽受饑荒”。而“飽受饑荒”的黃梅人民，不僅沒有被“戰爭頻禍，水旱迭見”等災難嚇倒，反而在“耕讀為本”、“憑本事吃飯”等傳統美德的影響下，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獨具特色的黃梅文化藝術。他們正常年境，便認真讀書，努力耕作，靠“耕讀起家”；災荒年境，則靠打拳、賣唱、舞棍弄棒養家糊口，並美其名曰“不討閉口飯（即不空手乞討）”。黃梅人在逃荒過程中所謂的“文不借筆，武不借兵”，即是指靠打拳、賣唱養家糊口，和以物易物的方式出售黃梅挑花工藝品。
正是這一個又一個的“特別”之處，造就了黃梅縣與眾不同的農耕文明中的“移民文化”現象，培養了黃梅人將生活藝術化、將信仰世俗化、將藝術與世俗故事化、將故事戲劇化，反過來將戲劇生活化的獨特稟性。所謂“將生活藝術化”，主要是指采茶歌來自山民生活——采茶，黃梅挑花來自長江平原棉產區百姓的生活——縫窮補破。
所謂“將信仰世俗化”，主要是指禪宗信仰中的“我心即佛”、立地成佛、頓悟成佛和“生活禪”等；所謂“將藝術與世俗故事化”，主要是指流傳於民間的大量關於黃梅戲、黃梅挑花和佛教禪宗的民間傳說故事；所謂“將故事戲劇化”，則是指黃梅戲劇本中的“36大本，72小曲”，大都是利用發生在黃梅的各類故事改編而成的；所謂“將戲劇生活化”，是指百分之九十九的戲劇故事都源於生活，又反過來歌頌生活、服務生活、指導生活。
二、黃梅挑花的作用與價值
過去，農村男女青年文盲居多，戀人之間的情感無法用書信表達，再加上“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禮教束縛，一般男女都不能也不敢當麵傾訴愛情。於是，便有女青年采取丟挑花手巾的方式，來試探自己心儀之人的意向。她們常常將自己親手挑製的挑花方巾（那是她們‘才能’、‘內秀’的展現）包好，然後在心上人必經之路旁等候。發現心上人離得不太遠時，就將“包裹”放在路上，然後緩緩移動腳步（以現身說法告訴男青年丟包者是我）。小夥子如果有意，就會撿起方巾打個結（表示永結同心）兒，再放還原處。如果無意則，視而不見。
反之，小夥子看中了哪位大姑娘，也會趁女方父母外出之機，從自己家裏拿出一條姐妹或母親挑製的挑花方巾，丟進女方圍牆內，自己站在牆外靜候佳音。姑娘如果有意男方，就會將方巾打個疙瘩丟出去。反之，也要丟，但不打結兒。這便是黃梅情歌所唱：
挑花手巾四四方，綰個疙瘩丟過牆。
千年不見疙瘩散，萬年不見姐丟郎。
一首民歌，開門見山地道出了黃梅挑花在婚俗中的作用。
在民間，黃梅挑花的應用十分廣泛，特別是與人生的誕生禮、婚禮、葬禮這三大習俗關係密切。誕生禮是人生的開端禮，當姑娘婚後有喜期間，就必定與娘家人一起動手，為日後出世的嬰兒縫製挑繡各類穿戴用品，包括小孩鞋帽、肚蔸、枕頭、被子、涎圍、抱裙、荷包等，無一不是以黃梅挑花為圖案，紋樣多以龍、鳳、獅、虎為主。嬰兒降生滿月之日 ，娘家兄弟去“送祝彌（彌者，滿也，多指小兒滿月）”時，便是展示娘家人挑花技藝的大好時機。他們將娘家挑製的兒童衣物用品，用紅線串成各種吉祥圖案，從籮筐上擺到扁擔頭，花團錦簇地挑在肩上，“招搖過市”，供圍觀者欣賞。
婚禮是黃梅挑花隆重獻禮的最佳時機。黃梅縣的姑娘們從小就學挑花，長大後有了意中人，必定精心挑製如錢包、襪底、鞋墊之類的禮物送給情郎。洞房花燭之夜，賓客將新娘挑製的嫁妝和禮品鋪掛起來，新房簡直成了花的世界。《鳳穿牡丹》的門簾、《喜鵲登梅》的帳沿、《鴛鴦交頸》的枕頭、《鴛鴦戲荷》的頭巾、《二龍戲珠》的被麵、《丹鳳朝陽》的桌幃……在這些嫁妝中，少不了要在一個顯著位置，放上用同色麵料、挑成同樣花紋的一對布鞋，而且有一個特定的擺設方式：把女式布鞋套（俗稱筒）在男式布鞋當中（過去女人都是小腳很好‘筒’），利用“筒”與“同”、“諧”與“鞋”的近音，表示“同諧到老”。
葬禮在黃梅也被稱為“白喜事”。死者入棺時，有兩種殉葬之物必須放入棺材中。一是其生前的挑花方巾，二是在白布上麵用青線挑的萬字花“ 卍 ”及鳳的角隅紋樣的手帕（男人則放挑花煙袋、腰帶、荷包等）。前者以示親屬對其生前的評價和哀悼，後者是對其進入信仰中的另一世界的祝福，並昭示其在世時的貞潔和清白。
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期間，黃梅縣由教育局抽調40名教師利用寒假，在全縣各地進行這項普查工作。適逢蔡山鄉寶山村大搞平整土地，發掘了一座古墓。墓誌銘記載為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墓中女屍頭上搭了一條“福壽雙桃”的挑花方巾。同時發掘的清代康熙二十六年的墓葬中，女屍頭上也搭了與上述同樣紋樣的方巾，並在麵部還方方正正地蓋了一條骨牌花方巾。那塊方巾上挑有兩幅對聯。第一幅是：“國正天星順；官清民自安。”第二幅是：“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這兩幅對聯挑製在同一條方巾上，又是一首對偶句的五言詩。前兩句說的是“國事”，後兩句說的是“家事”。這既是截止目前所發現黃梅挑花的早期物證，也是黃梅縣作為詩詞之鄉、楹聯之鄉的物證。
千百年來黃梅挑花經過民間淑女巧手的挑製，已經形成了九大基本特征。一是“針走單邊，線過兩麵”，且不用繃子。因為，“針走單邊謂之挑，針走兩麵謂之繡”。而不用繃子，則是因為黃梅挑花無論布料有多大，都是直接將布料拿在手裏數紗而挑。具體做法，是先數三根橫紗橫向挑一針，後數三根豎紗再豎向挑一針，橫豎兩針組成“十”字狀交叉，並以此類推地以“十”字組成圖案。
二是黃梅挑花的圖案無論大小，都是一根線“挑”到底（長度不夠可以接，但必須做到接線處看不到接頭），而且必須是在“起針”之處“收針”。否則，就不是合格的黃梅挑花。因此，合格的黃梅挑花產品，不僅每一個圖案上隻能見到一根線頭，並且正反兩麵的圖案基本相同。
三是以黑白二色為主，其他顏色相互搭配的彩線挑製。因為，用於挑花的布料一般為黑色（或寶蘭色），所以其主線必然是白色（黑白二色又稱原色、無色、救命色）。白色主線擔負著“搭骨架”即挑製圖案輪廓的使命。骨架搭成後，挑花藝人便可以隨心所欲地向各相關部位填充彩線了。
四是在色彩的處理上，黃梅挑花用原色重色較多。以一個或數個基本紋樣遞次展示，數色更番運用，既明快又有節奏感。若是用單色挑製時，則淡遠相宜，疏密結合，構圖大膽，運用十字挑花的獨特技法千變萬化。
五是結構奇特，或圓、或橢、或方、或多邊製作圖案，花團錦簇，相映成趣。
六是濃鬱的民俗理念。借助花色圖案的紋樣或文字，寄寓人們對理想的追求，每件作品無不散發出泥土的芬芳。
七是人物造型就地取材，有神話，有傳說，有日常生活圖景——稚出靈異，讓人感覺清新可愛。
八是紋樣自由奔放，或戲劇人物，或花鳥蟲魚，或靈性異獸，無不出之於藝人的心靈手感。
黃梅挑花是黃梅人民用勤勞和智慧孕育出來的民間藝術瑰寶。正如黃梅戲因產生於黃梅而得名一樣，黃梅挑花亦因產生於湖北省黃梅縣而得名。挑花能手遍及黃梅全縣，特別是在蔡山、孔壟、新開等地，更是巧手雲集。千百年來，心靈手巧的村姑們飛針走線，代代相傳，使得黃梅挑花在技藝方麵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具有以上特征的黃梅挑花，在湖北省乃至全國挑花刺繡領域都占有重要地位。作為具有黃梅縣地方特色的優秀民間技藝，它的輝煌早已記錄在各種重要的文選以及學院典籍中。發掘、搶救、保護黃梅挑花，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社會價值和實用價值。“挑花在湖北最具群眾性、風行全省……其中，尤以黃梅挑花登峰造極，久負盛名。”這是1978年9月3日發表在《光明日報·東湖》副刊上的一段評語，署名作者是芳遠。作為挑花行當的傑出代表，黃梅挑花的發掘、搶救、和保護，將會對湖北乃至全國挑繡手工技藝有著推進和觸動作用。它的示範意義將會超出民間技藝本身，這便是其學術價值之所在。
發掘、搶救和保護黃梅挑花，可以從家庭的角度、人倫的角度，打出維係中國社會長期的、穩定的、健康的等諸多傳統要素，以利現今社會的發展，這便是其社會價值之所在。
發掘、搶救、保護黃梅挑花，對黃梅縣、湖北省乃至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對於培養基層群眾對美的追求，對於促進國民素質的全麵提高，對於構建和諧社會，將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便是其現實價值之所在。
三、黃梅挑花的曆史與狀況
黃梅地處楚尾吳頭，位於鄂、皖、贛三省結合部，與江西省的九江市隔江相望。黃梅的下半個縣是沙積平原，盛產棉花。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期，當地婦女自己紡紗織布，然後用土澱染成耐髒的蘭色或黑色，做成各種衣物飾品。心靈手巧的農家婦女，在農閑之際，憑一根針，幾縷彩線，將她們的美好願望和對幸福生活的執著追求，一針一線地寄托在挑花工藝之中。祖祖輩輩，家家戶戶，用她們美好的心靈和靈巧的雙手，培育出“黃梅挑花”這朵鮮豔奪目的藝術奇葩。
關於黃梅挑花的產生年代，此前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起源於宋代，成熟於明代”。二是“唐朝起，宋朝興，唐宋元明到如今”。但筆者在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之後，發現黃梅挑花的產生年代，應該分“廣義”與“狹義”兩個時期。“狹義”的黃梅挑花，是指用彩色絲線在棉布上挑製出來的挑花作品，所以隻能產生於有了棉花、棉布之後；“廣義”的黃梅挑花，既可以包括用彩色絲線在棉布上挑製出來的挑花作品，也可以包括用素線在麻布上挑製出來的挑花作品，應產生於有了麻布、絲線之後。
當地老百姓說，最早的黃梅挑花是黃梅人在“縫窮補破”的過程中，為了讓最容易被磨破的衣領、袖口、褲腿以及頭巾、門簾的邊角等部位，“補”得既結實又美觀，便想方設法地用素線在上述部位挑製出各種花紋圖案。這便是黃梅挑花中的“邊花”和“角花”的元起。至於黃梅挑花中的“團花”和“填心花”等等，則是婦女們在縫補褲子的膝蓋、臀部和上衣的肘部、圍腰的中間等容易破損部位時，琢磨出來的。一些年長的挑花藝人告訴筆者，老百姓“縫窮補破”時選擇挑花，而沒有選擇繡花，是因為挑花是對布料經緯的“加固”，而繡花則對布的經緯有破壞作用。她們還舉例說，這兩種製品洗過用過之後，便能分出優劣——挑花製品沒有挑花的地方洗破了，已經挑花的地方還是好的；而繡花製品一洗一搓，繡花部分便常常成片成塊地掉了下來。筆者認為這段話便是對“挑花如補片”之說的最好注釋。
由於大多數人認為棉花、棉布起源於唐代。因此，便有了“起於宋代，成熟於明代”和“唐朝起，宋朝興”之說。但據《史記·貨殖列傳》、《三國誌·東夷傳》等記載和梁啟超的《木棉考》證實，中國至晚在漢代已經有了棉花。因此，“狹義”的黃梅挑花，可能有2000多年的曆史，而早在3000多年前，就可能已經有了“廣義”的黃梅挑花。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民間的挑花工藝就可能有了一定的發展。隻因黃梅挑花一直沒有脫離從民間到民間，以“縫窮補破”為主要目的的“實用”之路，所以直到19世紀仍然處於自我封閉狀態。
進入20世紀後，才開始有了少量銷售黃梅挑花的相關記載。
1984年版的《黃梅縣誌·人物篇》上說，黃梅挑花藝人王春香，曾於1926年至1931年的災荒年景，到江西鄱陽一帶，以“挑花糊口，其作品廣為流傳”。這是關於銷售黃梅挑花最早的文字記載。1938年，黃梅挑花藝人王鮮花的黃梅挑花作品《鳳追鳳》方巾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則是關於黃梅挑花“走出國門”的破天荒之舉。其次是1954年，為籌備在波蘭舉行“社會主義國家民間工藝美術展覽”，湖北省美術創作室派張朗先生親臨黃梅，在蔡山鄉（現為蔡山鎮）挑花選手挑製的眾多作品中，挑選出一件《鳳追鳳》圖案的方巾赴波蘭參展，並獲得了波蘭美展的獎牌和獎金。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竣工後，湖北省成立了“湖北廳布置領導小組”。原文化局文化處長、中國畫家陳國鈞為總設計負責人，張朗是設計組成人員之一。為體現楚文化的特點，領導和專家小組選定黃梅挑花作為湖北廳內裝飾品。其藝術形式和表現內容，由張朗負責設計。這次設計，是從固有的黃梅挑花中選取紋樣，重新組合。用色較之傳統挑花更單純，用布也由傳統的藏青色土布改為淺綠色的絲織十字布。飾品的種類，有窗簾、沙發巾、茶幾台布等。其中，大型《梅花屏風》深受周總理的讚賞。
領導小組來到黃梅縣後，便以孔壟鎮東風服裝廠為製作基地，以該廠挑繡女工為基礎，另從蔡山、新開抽了20名挑花高手，集中一個多月的時間，才製作完成。這是黃梅挑花的挑製藝人們第一次集體製作，第一次受到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也是黃梅挑花第一次從農村走進京城，登上大雅之堂。
從此，黃梅挑花這朵民間工藝美術之花，再次引起了國人的關注。20年後的1979年，湖北廳裝飾更新。此次的總設計是湖北藝術學院的教授陳少平先生。他設計好紋樣後，親臨黃梅指導藝人製作。這一次的製作，基本上是按照第一次的規模和要求來完成，又一次讓黃梅挑花在人民大會堂湖北廳裏盛開。
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國內可以找到的關於黃梅挑花的研究成果及文選和國內可供參閱的資料，主要有21篇。其中，發表於國家級報刊上的有9篇，分別是：
1956年，中國美術家協會季刊《美術》雜誌第1期封麵，波蘭黃梅挑花作品《鳳追鳳》。
1978年，黃梅挑花“鯉魚跳龍門”等26件作品，獲中國首屆民間美術節金獎。
1987年9月9日，《人民日報·大地》發表的《無聲的詩歌》，配圖為黃梅挑花方巾《鴛鴦戲水》。
1987年9月13日，《光明日報·東風》發表《奇異浪漫的湖北民間美術》一文，作者芳遠。
1987年9月15日，《光明日報·東風》發表《豐富的藝術情感 神奇的藝術創造——首屆藝術節美展巡禮》，作者係該報記者黃永濤。
1987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概況叢書·楚天樅橫》第446麵《黃梅挑花——工藝美術的奇葩》，作者張朗。
1990年3月3日，張朗在上海《90上海中國民間美術博覽會》上作《黃梅挑花的魅力與前景》專題報告。
1992年，由餘秀峰、徐華攝製的老太太頭飾黃梅挑花方巾的照片《俺心裏甜》，入選全國第七屆人像攝影大賽。
1995年，中國曆史學會會刊《東方龍》第2期發表《淺談黃梅挑花》。
2001年，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通過，九年義務教育全日製初級中學《美術》教材第五冊第3麵，介紹了黃梅挑花。
發表在省級報刊上的有13篇，分別是：
1959年5月1日，《湖北文化報》1版發《黃梅挑花》一文，作者張朗。
1986年6月，由邵勁之主篇的《湖北省誌·文藝誌》資料總輯（七）403麵，發表《黃梅挑花》一文。
1993年8月，中國旅遊出版社出版的《美的源泉——中國民間工藝美術論文集》第383麵發表《湖北民間工藝美術調查散記·黃梅挑花》，作者張朗。
1986年9月，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湖北民間美術》封麵，發表黃梅挑花《打骨牌》；同期第20麵“能工巧匠”欄目中，載有黃梅挑花四幅：《恩鴿盤桃》、《穆桂英下寨》、《鷺鷥穿蓮》、《打骨牌》。
1993年10月1日，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湖北民間美術》第四章“黃梅挑花”，介紹了黃梅挑花的概況、寓意以及挑花的運用和開發；同時，刊發了大量黃梅挑花圖案，和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北廳窗簾照片。
1985年，論文《論黃梅挑花藝術特色》，獲省第二屆工藝美術理論年會優秀論文二等獎，作者餘紹青。
1987年，《群眾文藝指導》第2期，發表黃梅民間藝術作品選。
1987年，《黃梅挑花與人生禮儀習俗初探》在鄂、贛、皖三省群文理論研討會審讀後，刊入《大文化》月刊，並被（湖北民間美術論文集）收入出版發行，作者餘紹青。
1988年，《湖北日報》發表關於黃梅挑花的文章《誇誇咱們的老文化——餘紹青》，作者羅運淳。
1993年，《群眾文藝指導》第1期，發表《餘紹青與黃梅挑花》。
1994年，黃梅挑花《恩哥盤桃》、《富貴狗》、《鷺鷥戲蓮》、《豐收年》等，入編《中國美術全集·湖北卷》。
1996年，由黃梅美協主席陶培峰（人民大會堂黃梅挑花作品的設計者之一）等人，曆時三年設計、用100多萬顆馬賽克製成的大型黃梅挑花壁畫《東山勝景》獲得了巨大成功，湖北電視曾做過專題報道。
2005年，《湖北旅遊》雜誌“10月號”，在“荊楚一絕”欄目發《黃梅挑花——無聲的抒情詩，立體的中國畫》.專題文章，作者周濯街。
除去上述20餘篇研究文章及相關資料外，黃梅挑花還參加了不少對外交流、展覽活動。其中參加展覽活動19次。分別是：
1956年，湖北省首屆民間美術展覽，黃梅挑花作品若幹件參加展出。期間，由田漢陪同的東德外賓，參觀展覽後愛不能己，組委員贈送黃梅挑花方巾一件。
1957年，黃梅縣19歲的挑花能手陳引弟（因排行老三，又名陳三女，蔡山鎮竹林棵村人，現年72歲，應邀出席了全國第一次工藝美術藝代表大會。作為第一個進京的黃梅挑花藝人，受到了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黨和中家領導人的接見。
1978年4月，黃梅挑花作品《雙鳳戲牡丹》帳簾，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參加了全國第二屆工藝美術展覽，並展示在湖北廳最醒目的位置。
1978年，黃梅挑花《鯉魚跳龍門》等26件作品，參加中國首屆民間美術節。
1980年8月，武漢市與美國俄亥俄州結為友好城市，黃梅挑花作品工藝服裝、挑花領帶等應邀赴美參加展出。
1987年，黃梅挑花赴澳門展出。
1987年9月，黃梅挑花方巾、被麵、門簾、帳簾、圍裙等26件作品，作為湖北民間美術作品參加中國美術節。
1987年黃梅縣文化局特邀陶培峰先生與黃梅劇團舞美李發良，共同設計製作了一台以黃梅挑花作為舞台布景的《於老四與張二女》的舞美設計，榮獲了湖北舞美設計金獎，並代表中國參加布拉格國際舞台美術展覽，獲得“現代與傳統結合”的優秀獎。
1988年，黃梅挑花赴香港展出，由省群藝館王善棟帶領。
1988年4月，黃梅挑花赴前蘇聯展出。
1989年黃梅挑花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展出。
1989年12月25日，我縣蔡山鎮黃錫墩黃梅挑花藝人周桃榮的作品，入選“全國首屆民間工藝美術及名藝人作品展”。
1990年，黃梅挑花舞美設計《鴛鴦戲蓮》，獲捷克斯洛伐克國際舞美金獎。
1990年，黃梅縣湖北羽絨廠的電腦挑花產品，獲得“首屆全國輕工博覽會”銀獎。
1991年，黃梅縣湖北羽絨廠的電腦挑花產品，獲得“第二屆北京國際博覽會”金獎。
1991年6月，黃梅縣湖北羽絨廠的電腦挑花產品，赴蘇丹展出。
1992年，由餘秀峰、徐華攝製的老太太頭飾黃梅挑花方巾的《俺心裏甜》，榮獲全國第七屆人像攝影大賽二等獎。
1993年，聯合國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國舉行，我縣蔡山鎮黃錫墩黃梅挑花藝人周桃芝應邀赴北京向外賓作現場表演。
1995年，黃梅挑花參加省委宣傳部組織的湖北省民間工藝美術赴美國展出。
2001年11月17日，我縣新開鎮鄒橋村黃梅挑花藝人石九梅應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的邀請，赴香港參加《中華傳統民間藝術博覽》，在中心展覽向觀眾作現場表演。
在上述活動中黃梅挑花還先後10次獲獎，分別是：
1938年，黃梅挑花藝人王鮮花的黃梅挑花作品方巾《鳳追鳳》，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獲金獎。當時，上海《申報》曾做過文字和圖片報道。
1954年，黃梅挑花《鳳追鳳》圖案的方巾，赴波蘭參展後，獲得了波蘭美展的獎牌和獎金，並獲得波蘭社會主義國家民間工藝美術展覽紀念章。
1956年，首屆湖北民間工藝美術展，黃梅挑花展品《鳳追鳳》榮獲一等獎，獎勵500元。
1985年，黃梅挑花作為舞台布景的黃梅戲《於老四與張二女》的舞美設計，獲得了湖北省首屆戲劇節舞美金獎。
1985年，餘紹青的論文《論黃梅挑花藝術特色》，獲省第二屆工藝美術理論年會優秀論文二等獎。
1986年，因為黃梅挑花的緣故，湖北省文化廳授予黃梅縣“民間藝術之鄉”稱號。
1987年，以黃梅挑花作為舞台布景的《於老四與張二女》的舞美設計，應邀參加布拉格國際舞台美術展覽會並獲獎。
1995年，我縣蔡山鎮黃錫墩黃梅挑花藝人周桃花榮，獲“首屆中華女巧手工藝品大獎賽”優秀獎。
2001年，蔡山鎮挑花選手石九梅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參加港府舉辦的中國民間藝術展覽，其展品被搶購一空。
2006年5月20日，國發《2006》18號文件《國務院關於公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通知》，正式批準黃梅挑花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序號為“324VⅡ——25黃梅挑花：湖北省黃梅縣。”
四、黃梅挑花的奇妙技藝與獨特魅力
黃梅挑花的傳統工藝，是在藏青色的土布上，按照代代相傳的紋樣樣板，以白色棉線為紋樣骨架，配以多種彩絲線的十字交叉針法所構成的一種刺繡。它包括團花、邊花、角花、填心花等。表現手法簡練、概括，高度誇張變形，高度幾何化。描繪對象，有龍鳳、花鳥、人獸、蟲魚、器具及少量的文字。反映的內容，有吉祥富貴的婚嫁、娛樂、戲曲故事等等。挑法上，有單麵挑。與雙麵挑，雙麵挑用特技針法挑出正反兩麵一樣的圖案。黃梅挑花品種近四十種，大件的有被麵、門簾，小件的有香袋、襪帶，還有婦女、兒童日常生活穿戴和臥房內的部分用品，也有的是用於男性所需的女工製品，如搭褳、腰帶、煙袋或其它樣式的定情物。製品中以方巾最為普遍，且應用也最廣。
黃梅挑花的製作者均為女性，她們從小就向母親或祖母、嬸母、姑母等學習，從待嫁閨中直到為人婦，為人母，練得一雙巧手，一直手工不輟，度過勤勞和歡樂的一生。早年，為自己的嫁妝準備；中年，為自己的子女們準備；晚年，除了為兒孫們挑製外，還要為自己壽終正寢時製作精美的陪葬品。
製作挑花，是一個十分嚴謹和複雜的過程，必須一根紗一根紗地數著挑，一針也不能錯位。在製作過程中，有對傳統的繼承與傳承，也有藝人的個人創造。由於製作者對圖案的構成規律運用自如，能按自己的欣賞趣味，在同一樣板上紋樣和顏色由自己興（興即創作），常把幾何圖樣與描繪的對象紋樣有機地揉合在一起使布局統一，采用各種鮮明‘響亮’線交相呼應，使畫麵生動活潑、富有朝氣。因此，形成紋樣千姿百態、顏色各異的奇妙效果。
黃梅挑花在黃梅全縣各地普遍流行，尤以蔡山、新開、孔壟三地為最。這三個地區盛產棉花，而且家庭紡紗業曆史悠久，生產的土布為挑花提供了大量的底布材料。當地有句俗話說：“挑花如補片”。“補片”，是補衣服的方言。這既說明了挑花工藝在當地之尋常，人們僅僅把她看成是縫紉手藝的一種，也說明了最早的黃梅挑花，其實是因“補片”而興起的。
但在專家學者們眼裏，黃梅挑花除了她自身的藝術價值之外，她還是一種民間文化、民眾文化的載體。文化作為人類的智慧、思想和精神財富的積澱，它能內化人的深層意識，用寓意提示了心中的意思。
在黃梅挑花中，“魚”是“餘”的諧音，意味著富足有餘；鯉魚是“利餘”的諧音，意味著“吉利有餘”；把“魚”和“蓮”組合在一起，意味著“連年有餘”；把鯉魚、喜鵲、鴛鴦視作男性，把鳳凰、荷花、梅花視作女性，並以此組成“龍鳳呈祥”、“鯉魚穿蓮”、“喜鵲登梅”、“鷺鷥觀荷”等紋樣，意味著夫妻恩愛、白頭偕老。
作為中華民族崇拜的圖騰“龍”，和楚地崇拜的圖騰“鳳”，在挑花中大量地變化著各種紋樣。有繁針、簡針、單色、彩色、主花、邊花。它以“龍”能呼風喚雨的神話，寄寓著戰勝自然災害，期望風調雨順、獲得豐收；它以“鳳不落無寶之地”的傳說，傾注著對熟土窮家的熱愛，希望“有鳳來儀”、富貴吉祥。
在運用寓意的同時，也不乏以直敘來顯示生活中的現實。較為突出的，有《迎親圖》。人物之眾多，場麵之浩大，氣氛之熱烈，嫁娶之闊綽，皆躍然於畫麵。圖幅中，隊伍排列有序，布局完滿；針法簡潔而形象生動，表達了人們對愛情、婚姻、家庭、社會的張揚心態。此外，還有前麵提到的那首以兩幅對聯組成的五言詩，更是相當直明地表達了人們對國泰民安、妻賢子孝的美好願望。
黃梅是黃梅戲的發源地，素有戲曲之鄉的美稱。唱戲、看戲，曆來是黃梅人的傳統愛好。黃梅挑花把舞台上的戲曲，截取最有代表性和較為精彩的情節定格於黃梅挑花之中，時常成為說唱戲曲的起興。其中，廣為流傳的要數《七仙女》、《穆桂英下寨》、《轅門斬子》等或為戲曲之鄉戲曲傳播的特殊媒介。
此外，伴隨挑花還產生了不少膾灸人口的挑花歌，饒有興趣的挑花故事。這些歌與故事，反映了工藝製作的情況，更多的則是反映男女青年相愛的感情交流。
1985年，湖北省戲劇節在武漢開幕。黃梅縣的大型黃梅戲《於老四與張二女》的舞美設計使人們耳目一新。它采用黃梅挑花圖案的舞台藝術與鄉情濃鬱的黃梅民間劇目互為映托，給觀眾一次民間藝術的完美享受。其設計，獲得了1985年全省首屆戲劇節舞美金獎。1987年這台舞美設計又參加了布拉格國際舞台美術展覽會，並獲獎。它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利用了黃梅挑花這一民間藝術的表現形式，比較切貼地烘托了該劇的鄉土氣息。不少專家認為，它少而不缺，簡而不陋，雅俗共賞，更主要的是便於攜帶。作為縣級劇團的舞美，兩次代表中國參加世界性的展覽，在全國尚屬唯一。
黃梅縣文化部門意識到黃梅挑花的價值後，於1985年再次組織民間挑花藝人、專業挑花設計隊伍，製作了一批挑花工藝品。不僅為黃梅人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為一年後的首屆中國藝術節，提供了大量的參展作品。
1987年9月，首屆中國藝術節在北京舉行，黃梅挑花在北京主會場——我國美術界最高殿堂中國美術館展出。在湖北展廳裏，有32幅黃梅挑花作品擺在突出位置。配合展出的，還有黃梅挑花大樣，和黃梅挑花習俗活動的電視專題片，以及從民間精選的挑花方巾100餘件。
展覽期間，吸引了不少參觀者駐足欣賞。一些美術院校的學生，在一幅幅作品前席地而坐，動筆寫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們，對黃梅挑花情有獨鍾。一位拍攝過電視劇《紅樓夢》的副導演，看到現場一雙黃梅挑花木屐後，非常遺憾地說：“為《紅》劇中曹雪芹踏雪吟詩該穿什麼鞋，我費了很多心思，至今仍然感到不理想。如果早知道有這樣的木屐就好了。”
一位來自丹麥的收藏家，在展銷部看中了一條挑花方巾，愛不釋手，當即掏出200美元欣然購走。著名文藝評論家王朝聞先生，看了湖北的民間美術展覽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觀後感。同時，在當日的報上，還附有一幅黃梅挑花方巾《鴛鴦戲水》的照片。文章說：“幻象性與真實性所顯示的豪放與活潑的美，強烈對比與和諧統一，稚拙美與清新感的相互作用，流露著人民卓越的智慧和健康的趣味……”“我欣賞包括作為圍裙、披肩、圍巾和頭巾上的紋樣。看湖北民間美術，仿佛是讀富於幻象的楚辭。”
王朝聞先生不僅從藝術的角度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還從文化的內涵上提出了精辟的見解。同時，又描述了製作者的自豪，和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欣賞者的陶醉。因之，他把這篇觀的感題為《無聲的詩》。
這屆藝術節結束以後，黃梅挑花又隨著“湖北民間工藝美術展覽”赴塞浦路斯、香港、澳門等一些國家和地區巡回展出，所到之處無不深受好評。
寫到這裏，人們不竟要問：“這麼好的寶貝疙瘩，你們不抓緊時間開發，使她為發展黃梅經濟服務，還等什麼呀！？”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發展黃梅挑花，振興黃梅經濟”便成了黃梅人民的願望。文化部門也多次舉辦挑花展覽，並整理出版了挑花資料，許多企事業單位則以挑花產品為項目，開始組建隊伍，試製產品，開拓市場。黃梅挑花迎來了其曆史上第一次極好的發展機遇。其中，規模最大，規格最高，投入最多的企業，是黃梅縣工業企業——湖北羽絨製品廠。
1990年，廠址在黃梅縣城的湖北羽絨製品廠，提出了將傳統工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構想。他們用電腦設計和製作與傳統挑花工藝相結合，從而達到現代化大生產的目標。上級領導也高度重視這一項目，組織專家反複論證。與此同時，1990年，黃梅縣湖北羽絨廠的電腦挑花產品獲得“首屆全國輕工博覽會”銀獎。1991年，又獲得“第二屆北京國際博覽會”金獎，同年6月他們的產品赴蘇丹展出。因此，1992年經國家科委批複，正式向湖北羽絨製品廠下達了國家星火計劃的科技項目，並投資了400萬，要求盡快投產。
羽絨製品廠在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在文化部門的積極配合下，項目領導小組廣泛收集資料，引進挑花技術人才，興建挑花大樓，考察國內外先進設備，聘請省工藝美術公司、省美術學院、省美術院專業教授為顧問，組成了技術力量雄厚的科技隊伍。
一時間，企業家和有關人士都認為，已經為黃梅挑花闖出一條新路，能夠讓黃梅挑花真正形成較大生產規模，逐步走出國門，創造較好的經濟效益。應該承認，湖北羽絨廠在該技術上也邁出了一大步。他們購進現代設備，運用電腦挑花代替手工操作，並生產出了既保持傳統風格又具有羽絨製品特色的黃梅挑花羽絨係列產品，從設計、生產到銷售都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1993年，黃梅縣湖北羽絨廠的電腦挑花正式投入生產。但生產出了大批產品後，才發現電腦挑花在國際市場上是“叫好不賣座”。或者是“賣座而不賺錢”。於是，400萬元打了水漂。
人們迷茫了，不知道發展黃梅挑花這條路應該怎麼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不妨看看其他姊妹花的命運。
五、中國“四大名繡”的發展脈絡與市場命運
無論是與中國四大名繡中的蘇繡，還是與湘繡相比，黃梅挑花每年不足20萬元的銷售量，說明其市場銷路基本上還沒有打開。也可以說，黃梅挑花的銷售市場至今還是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 這是從古至今，黃梅挑花並沒有真正走向市場的緣故。而作為黃梅挑花的姊妹花——號稱“中國四大名繡”的江蘇蘇繡、湖南湘繡、廣東粵繡和四川蜀繡，也都走過相似的路。
在占領市場這件事情上，中國四大名繡可以說是各領風騷若幹年。首先，獨領風騷的是四川蜀繡。早在漢代，成都的織錦業就很發達，朝廷還專門設置錦官來管理，所以成都又稱“錦城”。西漢文學家揚雄在《蜀都賦》中說：“若揮錦布繡，望芒兮無幅”。到了宋代，蜀繡有了更大的發展。據《全蜀藝文誌》記載：“蜀土富饒，絲帛所產，民製作冰繡等物，號為冠天下。”可見，當時蜀內刺繡業之盛。
接下來，便是廣東的粵繡。粵繡曆史悠久，相傳最初創始於少數民族，與黎族所製織錦同出一源。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朱啟鈐《存素堂絲繡錄》都描述說：遠在明代，粵繡就用孔雀羽編線為繡，使繡品金翠奪目；又用馬尾毛纏絨作勒線，使粵繡勾勒技法有更好表現。“鋪針細於毫芒，下筆不忘規矩……所以成品花紋自然工整”。根據現存粵繡作品分析，它的針步短，色彩濃豔，花紋生動寫實。雍正、乾隆時期，曾大量行銷歐洲和中東各國。當時，有專作外銷品的作坊，故宮博物院陳列有乾隆嘉慶時期粵繡掛屏、團扇、背心之類多件。但最後，卻成了湘繡的“手下敗將”。
湘繡創始於楚國，清代時成為長沙城鄉的主要手式工藝。它是在湖南民間刺繡的基礎上，吸收了蘇繡和廣繡的優點而發展起來的。湘繡的圖案，借鑒了中國畫的長處，所繡多為山水、人物、花鳥、翎毛、走獸，生動逼真。湘繡長於繡獅、虎題材。湘繡所繡的虎，虎毛剛勁而堅硬，力貫毫端，充分表現了虎的雄健和百獸之王的威武。在1912年和1933年意大利都靈博覽會和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湘繡繡品分別獲得最優獎和一等獎，被國外譽為超級繡品。
那麼，蘇繡是在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超越湘繡而名列前茅的呢？曆史上，蘇繡與湘繡各具特色，各擅勝場。即使是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兩者的知名度、市場占有率也大體相近，而且湘繡仍然略好一點。
全盛時期的湘繡，號稱“湘繡甲天下”。還在20世紀30年代，湘繡的產值最高可達80萬銀圓，產品1/3出口。1935年《西湖博覽會總報告書》“繡品”一節中，湘繡就占了一半篇幅。解放後的數十年間，湘繡每年出口最高可達500萬美元。
蘇繡的曆史地位固然也很高，但是1985年以前，蘇繡的龍頭老大蘇州刺繡研究所的繡品銷售額多年徘徊在100萬元左右，明顯不如當時的湘繡研究所。改革開放，給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帶來了一次大刺激，大調整。20世紀80年代，幾乎所有的傳統工藝都遇到了同樣的危機：傳統的表現方式、處理方法，已經使人厭倦。同時，市場的開放，也打亂了“全民所有製”刺繡單位的天下一統。
1990年前後，長沙城內城外，四處是從事湘繡的人們。被稱為“橡皮獅虎”的粗製濫造的湘繡作品充斥市場，並以低廉的價格對以湘繡研究所為代表的精品湘繡形成嚴重威脅。另一方麵，湘繡研究所的設計、刺繡人員成為新興的個體、私營企業高價拉攏的首要對象。一些花費研究人員數十月心血的設計稿剛出草稿，就已流到民間。待到定稿後正在繡製時，“李鬼”們已經大舉占領市場。最嚴重時，可以看到研究所所有的職工都守在單位大門口，把慕名而來的遊客直接“劫”到自己或親屬開的廠子裏。
或許是由於地域的差異，蘇繡幾乎是早於湘繡10年就遭遇了這場“阻擊戰”。仿佛是一夜之間，蘇州農村湧現出“10萬繡娘”。蘇州刺繡研究所的《小貓》、《金魚》被大量克隆，蘇繡研究所的老式產品已沒有多少市場優勢可言。
在同樣的危機麵前，蘇繡與湘繡選擇了不同的應對之策。為了與千家萬戶的小作坊式生產者競爭，湘繡研究所提出了“湘繡必須低下高貴的頭，飛入尋常百姓家，才能找到出路”的思路，“以繡代畫”、“畫繡結合”一時間成為了湘繡的發展方向。為擴大產量而大量縮短工時、簡化工序的做法被廣泛采用，甚至繡一朵荷花隻繡一點荷花尖尖。
此時，早期湘繡“與日常用品結合、注重實用”的傳統被再次提起，湘繡研究所開始將刺繡工藝廣泛應用於旅遊用品、服飾、床上用品等領域，專業技術人員處於閑置狀態。一批四十多歲的設計和刺繡專業人員先後離開崗位，湘繡研究所的研發工作基本停滯，這同時也意味著湘繡研究的基本停滯。
到2001年底，湘繡研究所欠外債四五百萬元，職工隻能發60％的工資，一年的銷售才三四百萬元，而光給職工發工資就需要800萬。
在湘繡降格求生存之時，蘇繡卻窮則思變，走上了以創新求生存、求發展的道路。蘇繡創新的代表人物——蘇繡研究所副所長、高級工藝美術師張美芳堅持認為，研究所的最大優勢在於擁有雄厚的技術力量。隻有發揮優勢，不斷提升繡品的技術含量和藝術水平，才能在市場上找到出路。
1985年3月，張美芳到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偶然來到著名畫家袁運甫家中，向他講述了自己對蘇繡藝術改革的看法，引起了袁運甫的極大興趣。袁把自己的作品《潑墨荷花》交給張美芳，請她用蘇繡加以表現。
《潑墨荷花》有豐富的層次和朦朧的意境。如果用傳統繡法密密麻麻繡滿整幅畫麵，勢必會給人絲光晃眼、主次不分的感覺。她們最後決定，主體部分的荷花花瓣、花杆用細密均勻的平繡，以突出其光潔；花蕊用小圓圈狀的打籽針、鬆子針表現其立體感；而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荷葉和背景中的流水，則用長短不一、方向交叉的亂針繡，不讓絲光跑出來，以免喧賓奪主。同時，還特別注意深淺色彩的自然過渡。這樣一來，畫麵主體突出，虛實結合，逼似原畫意境，又有刺繡工藝的獨特魅力。作品完成後，袁運甫大加讚賞，認為繡作比原畫的表現力更加豐富。
從此以後，蘇繡研究所發生了重大轉變。從接到一件作品先問“是否適合蘇繡表現”，轉變為“調動蘇繡一切手段去表現原作”，“如果蘇繡現有表現手段不夠，就創造新的手段”。循著這一思路，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蘇繡研究所每年銷售額增長迅猛。盡管他們拒絕透露具體數字，但“在全國同行業中是遙遙領先的”，張美芳自豪地說。
現在，蘇繡研究所的作品，一幅賣上10萬元的已不鮮見。而張美芳最擔心的，不是沒有好買主，而是自己拿不出好作品。
在蘇繡已經重新奪回市場之後，湘繡仍然在逆境中掙紮。2001年，一個叫周策的人，在危難之際出任湘繡研究所所長。上任伊始，他就將湘繡研究所曆年庫存的殘次品集中銷毀，總價值約135萬元。這對曾經擁有輝煌過去、如今年銷售不過數百萬元的湘繡研究所來說，應該不是一個能輕易做出的決定。
周策很清楚，對湘繡而言，除了生於憂患，別無他路。
周策下大氣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確立湘繡的主業地位，苦練內功抓精品。他召回了提前退休的工藝設計和刺繡“老人”，恢複了師傅帶徒弟這種傳統辦法，抓緊保存傳統技法，並培訓人才；鼓勵在職人員進一步專業深造；打破論資排輩，對優秀人才實行所內低職高聘；組織創作人員走出去，到名山大川中去寫生；建立所外培訓基地，培養熟練繡工等。
憑借湘繡行業無法匹敵的雄厚技術力量，湘繡研究所走出了一條“大製作、大氣魄、高水準”的精品生產之路。其中，為人民大會堂湖南廳特別繡製的單麵繡《張家界》高2.3米，寬4.9米；雙麵繡《嶽陽樓》，背麵是毛澤東詩詞手跡《沁園春·長沙》，高2.05米，寬4.25米，分別創下湘繡單雙麵繡尺幅之最。
近３年，湘繡研究所的湘繡銷售以每年２５％至３５％的速度增長，2004年銷售額突破1000萬元。2005年，更有望達到1300萬元左右。職工收入也是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盡管不能與已經“遙遙領先”的蘇繡相比，卻也早已起死回生了。
從中國四大名繡在世界刺繡市場上各領風騷若幹年的情形不難看出，黃梅挑花要真正走向市場，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不過，她的優勢也很明顯。盡管四大名繡已經搶占了先機，但她們畢竟是“以畫稿為藍本，‘以針代筆，以線暈色’的，刻意追求畫稿原貌的”刺繡。黃梅挑花卻是“以‘縫窮補破’為主要目的，以美觀大方為次要目的”的挑花，她是“縫紉的一種”。如果一定要將她與刺繡聯係在一起，那麼她隻能稱之為刺繡家族裏的“活化石”繪畫領域的“摩崖石刻”。因此，她不會也不可能與中國四大名繡去爭奪市場。反之“四大名繡”也搶占不了黃梅挑花的市場。黃梅挑花的唯一競爭者，是來自歐洲的“十字繡”。
六、黃梅挑花與十字繡
最容易與黃梅挑花混為一談的是“十字繡”。乍一看，“十字繡”與黃梅挑花在製作手法上幾乎一模一樣。仔細一琢磨，才會發現，其實二者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
從功能上看，“十字繡”是“供有閑人欣賞的‘繪畫’藝術”；黃梅挑花，是普通百姓居家過日子時“必不可少的‘挑製’工藝”。這樣的結論不是研究人員推算出來的，而是“十字繡”與“黃梅挑花”各自產生的原因或動機所決定的。
最早的“十字繡”，是土耳其人在勞動之餘為打發閑暇時光，從蠶繭中抽出蠶絲來，在以動物毛皮製成的織物上刺繡而成的。其創作動機，在於藝術欣賞。所繡景物，則追求形象逼真。後來，這種十字繡在歐洲許多國家，被人們用來裝飾衣服和家具。由於各國的文化不盡相同，因而形成了各自的風格。但其“所繡景物，無不追求形象逼真”的初衷，卻始終沒有改變。
最早的“黃梅挑花”，是聰明智慧的黃梅人在“縫窮補破”的過程中，為了讓最容易被磨破的衣領、袖口、褲腿以及頭巾、門簾的邊角等部位，“補”得既結實又美觀，而想方設法地用素線或彩線在上述部位挑製出各種花紋圖案。這便是黃梅挑花中的“邊花、角花”的元起。至於黃梅挑花中的“團花、填心花”等等，則是婦女們在縫補褲子的膝蓋、臀部和上衣的肘部、圍腰的中間等容易破損部位時，琢磨出來的。因此，可以說黃梅挑花從一開始便沒有走“所繡景物，則追求形象逼真”的“供有閑人欣賞的‘繪圖’藝術”之路，而是一條以“縫窮補破”為主要目的、以美觀大方為次要目的的實用主義之路。正是這種實用之路，造就了黃梅挑花這一普通百姓居家過日子時“必不可少的‘挑製’工藝”。
十字繡是外國審美觀念、歐式思維的產物，是以豪華、精細、逼真為追求的，是上流社會，貴族階層欣賞的東西。黃梅挑花是中國審美觀念、平民思維、百姓思維，是源於生活的平民百姓欣賞的藝術。
十字繡繡出來的作品，看上去像什麼就是什麼。黃梅挑花的圖案是抽象的，符號性的。說他抽象，是因為他挑出來的貓、虎、獅、麒麟等動物看上去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或者說，它什麼都像，又什麼都不像。但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老太婆人，一看就知道挑的是什麼動物。因為她們能“讀懂”黃梅挑花的“語言”。例如：頭上有“王”字的是虎，尾巴“炸”開的是麒麟，沒有符號的是貓。這就是抽象、符號式的“黃梅挑花語言”。
除了“語言”，原生態的黃梅挑花圖案裏，還有包含許多有趣的“平民思維”。平民思維最典型的特點，是生活化。例如，她們挑花圖案的花叢中間挑一汪水。你問她為什麼，她會說：“花不澆水便渴死了”。她們在有房屋或者是有人的地方挑一條狗。你問他為什麼，她們會說：“狗看家啊”。再例如，畫家的《觀音坐蓮》，要麼畫一朵蓮花，要麼畫一個蓮台。黃梅挑花的‘觀音坐蓮’，除了觀音坐在蓮花上之外，花下還有藕，藕下還有根。你問為什麼這樣挑，她們卻回答說：“這是活物，沒有藕，沒有根，花不就死了麼？”這就是平民思維，老百姓的想象。
誠然，黃梅挑花和十字繡都有發展。但僅從發展上看，她們走的也是絕然不同的兩條道路。“所繡景物，則追求形象逼真”的十字繡，走的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市場化、商業化之路；黃梅挑花走的，仍然是從民間到民間的“實用”之路。
廣義的“黃梅挑花”幾乎同麻布、蠶絲一道問世，至少有三至四千年以上的曆史。狹義的“黃梅挑花”是從有了棉花、棉布的漢代開始，也有兩千餘年的曆史。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民間的挑花工藝就有了一定的發展。隻因一直沒有脫離從民間到民間的“實用”之路，所以至今仍然是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在傳承，以手工操作、單個作業、甚至即興創作的方式在生產。
而產生於公元4世紀的十字繡，雖然從頭到尾亦不過1600年左右，卻以歐洲人特有的方式，迅速走完了由民間到宮廷，由宮廷到民間，由民間再到市場，到規模化、規範化、大批量生產的轉化過程。
自從19世紀末“十字繡”由傳教士從歐洲傳入中國之後，由於構圖逼真，操作簡便，正如十字繡的推廣者所宣稱的：“它的容易程度是你所想象不到的，隻要你會訂扣子，你就可以馬上加入到潮流的隊伍中來。”十字繡的繡法非常簡單，隻需根據設計圖稿，在網格麵料上將線通過十字交叉的方式穿過網格即可，短短幾分鍾即可學會。“不同的圖案配以不同顏色的布和線，通過簡單的十字交叉完成顏色的搭配和過渡，隻需花一點點時間、一點點耐心，就能完成一幅令自己也覺得很有成就感的十字繡作品”。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製作自己喜愛的圖案，製作十字繡框畫、沙發靠墊（抱枕）、紙巾盒、嬰兒用品、手機鏈、鑰匙圈、各式背包、窗簾、台布等等，自娛自樂，體現出個人風格，作為送給親人、戀人、朋友的禮物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同時，當時的中國，隻不過是歐洲商人的海外加工廠而已。
十字繡是以圖紙為藍本，“以針代筆”、“以線代色”，刻意追求事物原貌的逼真效果。與十字繡相比，黃梅挑花不能按照圖紙標示的方式方法進行規模化、規範化大量製作，更難以引導顧客自己動手。因而，也就難以進行市場化操作。這些，無疑都是劣勢。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去看，這些劣勢，又恰恰是黃梅挑花的優勢。
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是以十字構成圖案，卻一個自稱為“繡”，一個自稱為“挑”的根本區別。在漢語中“秀”是“繡”的本字。現在有一個使用率極高的詞，叫“作秀”，是英文“ show”的音譯，即“顯示，表演，表現”的意思。《現代漢語詞典》（ 2002 年增補本）的解釋是“（1）表演，演出；（2）指為了銷售、競選等等而進行的展覽、宣傳活動”。作秀者，其用意是在向世人展示自己，是想引起眾人的注意。事情一旦作秀，就具有表演意義了。
中國的有句俗話，叫做“繡花枕頭外麵好看”，所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
“挑”字在漢語裏有7種含義：一是用肩膀承擔，如挑水。二是挑選。三是挑剔。四是彈樂器的一種手法。五是挑撥、挑逗。六是揭。如：酒幌子挑出在簷外。七是用針穿，縫紉的一種。如挑花。除了意為“挑撥、挑逗”的第五種之外，均為褒義。尤其是最後一種：“用針穿，縫紉的一種……”更進一步說明，挑花的原始功能僅僅是一種縫紉手法而已，這與黃梅挑花的原產地黃梅縣蔡山、新開一帶關於“挑花如補片”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不僅從字義上理解“繡（秀）”有故意作秀之嫌，“挑”具紮實製作之義。在傳承過程中，“十字繡”是在不斷地向更逼真，更搶眼，更便於推廣普及等方向轉變；“黃梅挑花”則是在“實用”原則的指導下，從麵料、絲線、圖案上加以改進，從而使黃梅挑花在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的誕生禮、婚禮、葬禮這三大習俗的關係更加密切。
這就是說，在“變”的過程中，十字繡加進去的是市場理念，黃梅挑花加進去的是民俗理念；從而，使十字繡越來越大眾化、市場化，黃梅挑花則越來越民俗化、民族化、區域化、地域化。
正因為如此，所以曆史較短的“十字繡”，已經完善得無論顧主拿來什麼樣的圖案，包括顧主的照片，十字繡都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製成十字繡圖紙。隻要有必要，便可以讓工人同時“繡”出千百個既逼真，又完全一樣的同一張“照片”來。
而黃梅挑花在至今仍然憑借的是“心靈手感，從心所欲”，重在寫意，至今沒有一件與實物一樣“逼真”的作品。因為，黃梅挑花與中國古裝戲劇一樣，重在寫意，重在傳神，而不是視覺上的逼真。
如果從繪畫的角度將二者做一番比較的話，可以說，十字繡重在具象美，黃梅挑花重在抽象美。因此，初看時，十字繡對眼球有較強的吸引力；細看時，黃梅挑花則對人們的思維、想象有更強烈的擴張力和穿透力。或者說，十字繡是重在形似，黃梅挑花則重在神似。其“神”有三，一是濃鬱的民俗理念；二是借助花色圖案的紋樣，寄寓人們對理想的追求；三是於有意無意間散發出泥土的芬芳——這也是黃梅挑花能夠獲“萬國博覽會金獎”，能夠被確認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原因。
正如時下有一條流傳較廣的，名曰《畫家是這樣練出來的》的短信這樣寫道：“畫畫得像照片一樣的，是美術係的學生；?畫畫得像沒畫完一樣的，是美術老師；?畫畫得怎麼看都不像的，是畫家；?畫畫得根本就看不出來的，是藝術大師。”
七、黃梅挑花的前途與命運
我不厭其煩地考證黃梅挑花的七大特征、三大價值，不厭其煩地探討黃梅挑花技藝、魅力，不厭其煩列舉古往今來黃梅挑花的內、外事活動及其獲獎情況，不厭其煩地列舉國內外專家、學者對黃梅挑花的一見鍾情等等，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探討黃梅挑花的前途與命運。
如前所述，盡管四大名繡在市場上早已搶占先機，但她們畢竟是“以畫稿為藍本，‘以針代筆、以線代色’的，刻意追求畫稿原貌的”刺繡。從質地到“品貌”，中國四大名繡都是刺繡家族的“皇家公主”，黃梅挑花則是中國刺繡家族中地道的“農家姑娘”。中國四大名繡是看得摸不得，黃梅挑花不僅能摸、能洗，哪怕你我用它擦桌子、洗碗之後，再洗淨曬幹，仍然不改其品貌。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看，黃梅挑花都不會也不可能與中國四大名繡爭奪市場的。
盡管如此，我們卻可以從“四大名繡”在銷售市場上各領風騷若幹年的經驗教訓中，找到許多可供借鑒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當高科技幾乎可以為我們生產一切消費品時，手工藝品便越發凸顯其價值。“手工”決定了黃梅挑花的價值，黃梅挑花永遠不能走類似流水線式的批量生產之路，更不能走機械化生產之路。
蘇繡、湘繡所走過的彎路，已經說明—個既簡單又深刻的道理：無論何時何地，市場經濟都尊崇物以稀為貴的原則，數量決定其價值。湖北羽絨製品廠投資400萬，用電腦設計和用機械仿黃梅挑花，“從而達到現代化大生產目標”以失敗告終，則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同一個道理。
不過，盡管“當高科技幾乎可以為我們生產一切消費品時，手工藝品越發凸顯其價值”之說已為無數事實證明是正確的。但是，“‘手工’決定了黃梅挑花的價值”之說，卻很難為黃梅縣的企業家們接受認可。因為，實踐證明手工製作的黃梅挑花雖然好賣，卻因成本很高而賣不出一個合理的價格來。往往，銷售一條挑花方巾僅幾元的毛利。所以，有關經營者大都視手工製作的黃梅挑花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俗話說“人不為利，誰肯早起？”由於機械挑花沒有市場，手工挑花又少有盈利。因此，為了維持經營成本，為了養家糊口，凡是經營黃梅挑花的企業，都在兼營“十字繡”。手工製作的黃梅挑花，這曲既叫好又賣座的“好戲”，為什麼就賣不出好的“票價”，甚至幾乎沒有利潤可言呢？蘇繡、湘繡走向市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根本原因是沒有專門的研究人員，沒有專門的設計，沒有專門的策劃者，對市場進行專項研究，對產品進行專項設計……而已經這樣做了的蘇繡、湘繡，一件產品賣10萬元早已不足為奇了。相互競爭異常激烈的蘇繡與湘繡能夠做到，幾乎沒有競爭對手的黃梅挑花，為什麼就做不到呢？
黃梅挑花近 4000 年的悠久發展史所賦予她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文化底蘊，已經鑄就了黃梅挑花獨特的藝術影響力。而蘇繡、湘繡的經驗、教訓，也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當一件極具藝術震撼力的產品展現在顧客麵前時，顧客通常會更注重其品質和藝術內涵，而不會在其價格上斤斤計較的。既然如此，那麼，黃梅挑花的經營者們為什麼還要去兼營十字繡呢？
原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黃梅挑花的經營者都以為，十字繡是黃梅挑花的外國名稱，或者說，十字繡就是可以用電腦構圖的黃梅挑花。2005年9月，黃梅縣的一家“黃梅挑花公司”的業務經理告訴筆者，十字繡實際上就是黃梅挑花，外國人是按製作手法命名，中國人是按產地和習慣命名。因此，他們在本公司的外包裝上，幹脆將“黃梅挑花”的英文譯名，譯著“十字繡”。另一家黃梅挑花公司業務主管於同年10月告訴我：“聽說‘十字繡’便是黃梅挑花傳入國外後，歐洲人按照他們的審美習慣，對黃梅挑花進行一番改造後，再傳回中國的。再次傳回中國的黃梅挑花，便被稱之為‘十字繡’了。”
筆者在未做考證之前，以為他們的說法是有根據的。所以，我曾經懷著喜悅的心情，在為湖北畫報社出版的《湖北旅遊》十月號寫的一篇題為《黃梅挑花——無聲的抒情詩，立體的中國畫》的特約文稿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由於種種原因，黃梅挑花一直沒有真正成為商品，更談不上大規模的商品化生產。2002年，有三個敢於吃螃蟹的黃梅人，組建了一個“黃梅挑花工藝有限公司”。萬事開頭難，折騰了一年多之後，終因生意虧本等原因有二人相繼退出，僅剩下陳某某獨撐“大廈將傾”的挑花公司。為了支撐下去，他獨自投入了幾十萬元資金，在家產幾近告罄之際，才起死回生地獲得了成功。
如今的陳某某，公司已經擁有一支包括上海大學商務本科畢業生陳某在內的專業技術人員10餘人的骨幹隊伍，和300餘人的工人隊伍。產品遠銷歐美各國，僅在互聯網上每年的銷售量便接近1000件，年銷售額達10萬以上。其辦事處、加盟店已分布北京、上海、武漢等全國各地。與此同時，黃梅挑花發源地之一的蔡山鎮，原婦女主任劉素芬也成立了一個由100名漂亮村姑、村嫂組成的“挑花工藝有限公司”。劉氏公司成立雖不足一年，其產品已銷至美國、日本、香港、台灣等地。在與陳某某、劉某某的一番深談之後筆者發現，他們成功的訣竅是：變“古樸”為“時髦”，嫁“品牌”於“名牌”。
陳某某公司，走的是“時尚加時髦”之路。挑花不同於刺繡，刺繡重在刺，挑花重在挑。傳統的黃梅挑花以元青布作底，用針將五彩線，成“十”字形挑著在底布的經線和緯線交叉的網格上，並依賴“十”字形成立體感極強的圖案。陳某某知道古老而樸實的傳統是不能變的，但麵料、彩線、圖案、包裝卻不應該也不可能永恒不變。
傳統的挑花僅以一種土布為麵料，染成元青或黑色兩種顏色；繡線亦不過40幾種。陳敏策將麵料換成國際標準布，並將單一的規格換成了9CT（一英寸9個格子）……18CT等多種規格，顏色亦增加了紅、米、薑黃、亞麻色等10多種；繡線的顏色則多達447種。新材料的色彩之豔麗，對比度之強烈，對眼球的吸引力之強，都與傳統材料有天壤之別。
傳統的圖案僅100餘種，現有圖案2000餘種。其中，有世界名畫，有外國風景，也有半裸的“陶美人”和寸絲不掛的“人體藝術”……樣品配以古色古香的木框，變成時髦的吊屏後，在互聯網上剛一亮相，立即成了瀏覽者們的視覺焦點。加之，價格上小到四五元一個的鑰匙墜兒，大到1·8萬元的大型“報春屏風”，應有盡有其業務之火爆，也就可想而知了。
獨具特色，的是他們還開發了最最時髦的DIY（自己動手）業務。包括為顧客挑製寫真照、結婚照。在任何一件物品（衣、褲、鞋、包）上挑製合適的圖案，或者是當場用挑花掩飾某件衣物上的破洞等等，無不讓你陶醉，讓你癡迷。
立足農村的劉氏公司雖因條件所限，隻能“憑手藝吃飯”。然而，在黃梅這個“一去二三裏，村村都有戲”的戲曲之鄉，曆代挑花手們受戲曲藝術的熏陶，僅“女駙馬”、“梁祝姻緣”、“七仙女下凡”等戲曲故事圖案就有數十種。劉素芬知道，它們雖然為黃梅挑花的產生與發展，為挑花爭創國際“品牌”立下過汗馬功勞，但在市場上卻隻能滿足部分顧客的需要。為了擴大銷路，劉素芬試探著將黃梅挑花這個知名“品牌”，與“萬裏長城”、“嫦娥奔月”等中國“名牌”匹配姻緣。沒想到，這個“憑手藝吃飯”的女子公司，居然一炮打響。到目前為止，她們“走”得最快的恰恰是以“萬裏長城”為代表的嫁“品牌”於“名牌”的新產品。
陳某某公司銷得最“火”的，是用最時尚的材料和時髦的包裝製作出來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係列產品。如“‘雞’祥如意”、“雙貓戲蝶”等動物係列，“晨妝”、“天女散花”等人物係列，還有“祝福”、“年年有‘魚’”等童趣係列。這些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密切相關的“係列”，又恰恰是變變“古樸”為“時髦”的產物。。這時髦，當然也包括網上賣得最火的那種有：圖紙、布、針、線、針法說明書的，由顧客買回家自己挑製的DIY（自己動手）“套包”——玩的是一種情趣、一種感覺，玩的是成功後的心跳。
盡管兩個公司報告的市場行情，都是象老中醫的配方那樣——憑經驗摸索出來的，且至今未加提煉。但“旁觀者清”的筆者，卻從中悟出了：變“古樸”為“時髦”，嫁“品牌”於“名牌”等12個字。且自以為，這就是黃梅挑花從躲進深宮人未識，走向一舉成名天下知；從沉寂走向喧鬧，從“閉關自守”走向“改革開放”的12字真言。
文章發表後，當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考證黃梅挑花是何時傳入歐洲，又是如何改稱為十字繡後再反傳回中國的時，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包括《萬裏長城》、《嫦娥奔月》等所謂“變古樸為時髦”，“嫁‘品牌’於‘名牌的新產品”和“最最時髦的DIY（自己動手）業務”等等，基本上都是“十字繡”，而並非黃梅挑花。那個報價1·8萬元的大型《報春龍屏》，同樣是十字繡，而不是當年深受周總理的讚賞的那個《梅花屏風》。甚至包括那段文字中提到的“等原因”，就包括以資金入股者為了收回成本決定兼營“十字繡”。
種種跡象表明，目前看似“紅火”兩家“黃梅挑花公司”，實際上是在忙忙碌碌地為他人作嫁衣裳，是在向“十字繡”的臉上貼金。而他們卻以為，自己是在為已經成功地申報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黃梅挑花作貢獻。
寫這段文字，絲毫沒有責怪企業家的意思。因為，他們不是專家學者，不可能將一個藝術品的來根去跡調查得那麼清楚。俗話說，“不知者不為過”。人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將十字繡當成了黃梅挑花，是完全有情可原的。更何況，我們也不可能強迫別人做賠本的買賣。即使是在知情之後，麵對黃梅挑花無利可圖的困境，人家兼營一些“十字繡”也是無可指責的。
筆者在這裏隻是想提醒縣政府及有關部門，應該派專家出麵引導或指導經營者，而不是放任自流，不管不問。否則，目前的所謂“紅火”，不僅幫不了黃梅挑花，反而會毀了她。應當肯定，黃梅挑花要發展，就必須有大量的經濟投入。沒有大量的經濟投入，發展就隻能是紙上談兵。但這種投入又不能是純政府行為，隻能是市場行為、企業行為。走向市場之後的黃梅挑花，要想盈利就必須走精品之路，必須保持“活化石”的優勢，發揮“摩崖石刻”所獨有的粗獷、抽象風格。
正如著名文藝評論家王朝聞先生所言，要保持其“幻象性與真實性所顯示的豪放與活潑的美，強烈對比與和諧統一”，要保持“稚拙美與清新感的相互作用”，要“流露著人民卓越的智慧和健康的趣味性”，要讓那些高當次的消費者們在“欣賞包括作為圍裙、披肩、圍巾和頭巾上的紋樣”時“仿佛是讀富於幻象的楚辭”。隻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使黃梅挑花的藝術風格、藝術檔次、藝術品味和黃梅挑花的銷售價格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正如本文在第四節中提到的，那位來自丹麥的收藏家在展銷部看中了一條挑花方巾，愛不釋手，當即掏出200美元欣然購走。隻有這樣，才能使黃梅挑花和企業家互利雙贏，才能使企業家和黃梅挑花並駕齊驅，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要做到這一點，企業就必須有自己專門的研究、設計隊伍和市場營銷人員。而這支隊伍的建設，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撐，沒有大量的金錢做後盾，是不可能的。如果像2001年的湘繡研究所那樣，一年的銷售才三四百萬元，而光給職工發工資就需要800萬元，是無論如何也支撐不下去的。
目前，我們黃梅挑花的這種“薄利多銷”，甚至是“微利多銷”的“粗獷經營”，實際上是在將純金工藝品當鐵礦石在賣。甚至可以說，我們是在拿著金飯碗討飯。根據蘇繡和湘繡的經驗，黃梅挑花要盡快做大做強，必須采取“兩腿走路”的方針。
一條腿走大眾化、普及型之路，目的是擴大知名度，讓人們知道、認識、了解黃梅挑花；另一條腿走的是精品之路。生產精品，一是為了吸引眼球，震憾消費者的心靈。二是為了盈利——賺有錢人的錢，賺那些見真正的藝術品就舍得大掏其腰包者的錢，賺那些酷愛真正的中國本土藝術的洋人的錢。這也是互利雙贏，是另一種形式的互利雙贏。也可以說是專家學者、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之間的互利“四贏”，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雙贏”。隻有這樣，才能使黃梅挑花得到真正的發展。
應當承認，黃梅挑花並不是沒有競爭對手。她的唯一競爭者，就是被一些人誤認為是黃梅挑花的，來自歐洲的“十字繡”。據筆者所知，眼下世界有很多國家，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有十字繡產品和那種“最時髦的DIY（自己動手）的套包”在銷售。尤其是那些由顧客買回去自己挑製的“套包”，那裏麵圖紙、布、針、線、針法說明書一應俱全，這對於年輕的消費者很有吸引力（也許，這個方式、方法倒是黃梅挑花，可以借鑒的）。要戰勝“十字繡”，還真得花一番大功夫。
不過，道路雖然是曲折的，前途卻是光明的。因為，十字繡走的是“挑花”與“刺繡”相結合的折中之路。這是她的優勢，也是她的弱點，因為玩精細、玩逼真、玩唯美，十字繡“玩”不過中國四大名繡；如果玩古樸、玩抽象、玩粗獷，十字繡又“玩”不過黃梅挑花。因此，最後的勝利應該屬於黃梅挑花。
不過，眼下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必須盡快讓世人明白什麼是十字繡，什麼是黃梅挑花。既然我們這些黃梅挑花的娘家人，能夠將十字繡誤認為是黃梅挑花，那些對黃梅挑花不太了解的外鄉人、外國人，難道就不會將黃梅挑花誤認為是十字繡麼？
我們要想讓更多的人分清什麼是真正的黃梅挑花，除了已經提到的兩條腿走路之外，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出版專著，用書麵語言和固體畫麵，向世人昭示什麼是真正的黃梅挑花。這件工作至少已經有兩個人在做。一是北京的一位長期從事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研究的專家從文女士，她編寫了一部《中國民間挑花》。1997年，從文女士經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曹振鐸的推薦，來信向黃梅縣文化館征稿。在收到黃梅縣寄去的紋樣照片和有關史料後，立即回信說，黃梅挑花很好，值得向世人大力推薦，並已選定《狀元遊街》、《迎親圖》等四十件餘作品刊用在《中國民間挑花》一書中。
另一位，是湖北美術學院的陳少平教授。他花了30多年心血，搜集整理由徐悲鴻的高足、中央美術學院馮法祀教授題寫書名的，科研式學術著作《黃梅挑花》。該書已於2005年由黃梅縣美術家協會主席陶培峰先生協助完成最後的案頭操作，於2008年上半年出版發行。
如果我們黃梅人能夠自己出版一本《黃梅挑花》的書，或者是一本作為旅遊讀物的小冊子，其效果也許會更好。黃梅挑花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要走好這段漫長的路，必須得到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眾多有識之士的支持。我相信，這樣的有識之士會越來越多。
好在，無論世人怎麼對待黃梅挑花，她都能憑借其頑強的生命力和自己獨特的方式存活於民間。究竟是挑花藝術的“魅”力，還是黃梅這塊禪宗勝地的“禪”力、黃梅戲中七仙女的“仙”力在起作用，誰也說不清楚。也許，是心靈手巧、出神入化、青春靚麗的黃梅村姑們的“妹”力在起作用，也未可知。
不過，有一點是再清楚不過的。我們每一個黃岡人、黃梅人都有責任，讓藏在深宮人未識的黃梅挑花，走出深宮，成為一舉成名天下知的知名品牌。
最後，我覺得仍然有必要就黃梅挑花的發展問題，談幾點看法。一是黃梅挑花利用鄉土材料進行手工設計、手工製作，與利用現代材料（指布、線或其他麵料）、電腦設計，甚至包括為了走市場化之路，而開展的最時髦的DIY（自己動手）業務都是可以“兼容”的。核心問題是，要保持黃梅挑花固有的藝術思維和“挑花語言”。否則，就很難真正走向市場。
二是本人認為電腦設計與“機械製作”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實際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機械可以製作黃梅挑花。隻有‘仿挑花’的機械，這條路是絕對行不通的）。電腦設計、批量生產和DIY（自己動手），走的是“大路貨”大眾化之路。而利用鄉土材料進行手工設計、手工製作，走的則是精品之路——這兩條路，完全可以也應該齊頭並進。
三是我們還可以想方設法使黃梅挑花融入生活實用品設計、舞美設計、工藝品設計、電視專題片、電視劇和動漫製作當中去——謂之廣開生路，不在一棵樹上吊死。隻可惜，到目前為止，黃梅還沒有真正可以利用電腦設計黃梅挑花圖案的專業人才。
本人能夠有這三點“看法”，是因為文明衰落的一個自身原因就是保守。而文明越偉大，就越有理由保守。但保守是違背文明本性的。文明的本性，是要建立一種維護創造的秩序。而保守雖然留下了秩序，卻丟掉了創造。相反的例子是，歐洲文藝複興運動雖然不以希臘為中心，卻雄辯地證明了像希臘文明這樣的古代文明，一旦擺脫保守的陰影，賦予新的創造活力，將會產生何等壯美的結果。
一種既往文明不管曾經多麼偉大，進入不同的時間過程和接受群體之後，就必須尋找自己新的生命支點。在這一點上，世界幾大文明似乎都缺少彈性。這種內在的彈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則。這種精神和原則，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極端，使中華文明一再從危機中脫身而出。
在中國文明領域，從古至今都產生了大量態度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但事實證明，這些人是遲早會因極端態度而被人們遺棄的，結果連同他們的保守主義也很難長久。正如中華文明，常常使創新者頭疼，也使保守者頭疼的道理一樣，黃梅挑花也是一門既使創新者頭疼，也使保守者頭疼的藝術。把握得法，是互利雙贏；反之，則有可能兩敗俱傷。
2006年3月12日星期日初稿
2006年5月5日二稿
2006年12月《問鼎》雜誌全文刊用
2007年4月8日三稿
2007年10月28日四稿
2008年7月15日改定於苦作舟書齋
作者簡介
周濯街，湖北黃梅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藝術家交流協會終身會名譽主席，湖北省黃岡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從1982年至今已經在武漢、北京、台灣等地出版長篇神話小說99部（其中在台灣出版長篇32部），中短篇小說800餘篇，約3700多萬字。其作品遠銷美國、日本、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港、澳、台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深受世界各地華人喜愛。
根據其長篇神話小說《七仙女正傳》改編的35集電視連續劇《天仙配》在央視黃金時檔播出後，創造了2007年度央視電視劇三個“神話”即：當年電視劇收視率第一的神話、市場占有份額的神話和央視有史以來神話電視劇海外發行零的突破和價格上的“天價”神話。根據其《財神爺趙公明》改編的28集電視連續劇《財神到》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並有根據其小說《黃梅戲第一代宗師——邢繡娘》、《玉皇大帝全傳》、《麻姑》改編的電視劇《黃梅戲代宗師傳奇》、《玉皇大帝》、《麻姑仙子》等即將在央視播放。根據其小說《鬼中豪傑——鍾馗》改編的330集電視連續劇《鍾馗正傳》亦即將投拍。
1995年，根據其中篇人物傳記《黃梅戲皇太後——邢繡娘傳》改編的清裝黃梅戲《邢繡娘》獲湖北省文化廳編劇二等獎等十項大獎，改編成戲曲電視劇《戲審記》後又獲廣電部頒發的，1995年的“飛天獎”。2009年9月，根據其長篇小說《黃梅戲第一代宗師——邢繡娘》改編的清裝黃梅戲《邢繡娘告官堤》在湖北省第七屆黃梅戲藝術節上奪得了“5金4銀4銅”等11項大獎。
《人民日報》先後7次發表過關於周濯街的人物通訊；中央電視台先後13次采訪過他，並為其拍攝了6個專題片；美國“全美作家聯誼會”主辦的《東方》雜誌發表過《周濯街與中國神話》的長篇通訊，專題向美國讀者介紹其人其作。
並有楚天怪才、鄂東鬼才、中國神話小說大師、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縫合的剪裁大師、神話周等美譽。他為湖北省黃梅縣的傳統文化所寫的文章有：《禪宗初錄》、《精忠嶽家拳》、《黃梅戲皇太後——邢繡娘傳》、《黃梅挑花的調查與思考》、《禪宗故事》係列和《關於黃梅婚姻習俗的調查與思考》、《關於鄂東買賣習俗的調查與思考》、《奇特的楚尾喪葬習俗》、《關於黃梅縣下新鎮漁民敬令公習俗的調查與思考》等等。此外還有“故鄉三部曲”之一、之二的長篇小說《黃梅戲第一代宗師——邢繡娘》和長篇小說《義民楊清江》。
冇——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