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小說雜談
小說與倫理
幼時讀《紅樓夢》，讀到賈政笞撻賈寶玉，賈母和賈政的一段對話，不知為什麼，總是很受感動，眼睛濕潤潤的。按說，賈政和賈母，都不是我喜愛的人物，為什麼他們的對話，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後來才知道，這是傳統倫理觀念的影響，我雖在幼年，這種觀念已經在頭腦裏生根了。
這是母子之間或父子之間的倫理。《紅樓夢》裏，薛寶釵勸說薛蟠的那一段，也很感動人，這是兄妹之間的倫理。王熙鳳和平兒睡下以後，念道賈璉在路途上的事，寫得也很動人，這是夫妻之間的倫理。讀起來也是動的。
當然，《紅樓夢》中，除了正麵的倫理描寫，也寫了倫理的反麵，寫得也是很生動的。倫理也隨時代變化，我們就不一一說明了。
總之，小說既是寫社會，寫家庭，寫人情，就離不開倫理的描寫。而《紅樓夢》寫得最好，最感人。
前些年，我們的小說，很少寫倫理，因為主要是強調階級性，反對人性論。近年來，可以寫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說中也很少見倫理描寫。特別是少見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的倫理描寫。關於男女的描寫倒是不步，但多偏重性愛，也很難說是中國傳統的夫妻間的倫理。
大概是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文學月報》第五、六期合刊上，讀過一篇小說，題名《福地》，十年代出版社的《現代》封麵，作者徐盈。這篇小說，以保定第二師範革命學潮為題材。後不久，我又在《現代》雜誌上，讀了一篇小說，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秘密突擊捕捉共產黨員為題材，作者金丁。這篇小說的題目，後來忘記了，最近從《現代》編者施蜇存的回憶錄中得知，為《兩種人》。
這兩篇小說，看過已經快半個世紀了，其內容記得很清楚，而且這兩位作者，並不是經常發表小說的。我曾經和個河南的青年同誌談起過，自己也有些奇怪：那一時期，我看的小說，可以說很不少，為什麼大多數都已忘記，惟獨記得這兩篇呢？
前幾個月，在一本文學叢刊上，讀了俄國作家庫普林的兩篇小說。當時，我也對一個青年說：庫普林的小說，叫人讀過以後，能記得人物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細小的情節；人物的住處、陳設，室內的空氣陽光，花草的長勢，人物的飲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曆所在目，有條不紊。而我們也常常讀到這樣一種小說，寫得像鬧市一樣看過以後，混沌一團，什麼清楚的印象也沒有。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經過分析，我認為：前兩篇小說，我所以長期記得，是因為它所寫的，是那一個時代，為人所最關注的題材，也可以說是時代尖端的題材。也是我最關心的題材，因為它寫到的第二師範和河北大學，和我所上的育德中學，隻隔條馬路。金丁那一篇，則正是丁玲同誌等人被捕以後，文學青年正處在迷惑焦慮之中。當然，這不能叫做題材決定論，還是因為兩位作家的成功的創作。
至於庫普林的小說，能作到這樣，那自然是現實主義的功力，為我們所應當借鑒的。
小說成功不易
我常想，我們國家，曆史文化這樣悠久，書籍文物如此豐富，但是真正好的長篇小說，也就是那四部奇書；短篇小說也就是唐之傳奇，宋之話本，清之聊齋。別的國家，其實也是這樣。大作家總是寥若晨星，占典文學名著，並非接連出現的。
這可能與印刷條件有關。古代文字流傳，先是全憑抄寫，嶽雖能印刷，印數有限，耗費也大。所以文字能否流傳，全憑質量，全憑人們願看不願看，選擇是非常嚴格的。流傳下來的，也是真正的好東西。
五四以來，崇尚白話小說，作者日眾，出版也多。但六七十年間，檢閱一下，真正成功的，一直為群眾喜愛的小說，也是屈指可數的。這當然也可能與出版條件有關。舊社會，出版社為私人經營，他要照顧血本和利潤。每出一本書，他要考慮銷路，選擇有眼光的編者，注意校勘，保證質量。這樣一來·從一方麵說，是限製書籍的出版數量，從另一方麵說，也限製了書的濫出濫印。
藝術生產，乃精神生產·不是工業生產，不能成批成套，一哄而起。刊物辦得多，如果編者無見識而講關係，發表的作品，濫竽覓數者多，就不能提高創作的水平。出書多，如果不嚴加選擇，不作科學評定，隻以數量定成績，定形勢，不過多久，也會看出破綻來的。
當然，金沙多，將來淘出的金子就會多。但如沙和金比例懸殊太大，其結果還是不能定準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晨雨
小說是美育的一種
五四前後，蔡元培極力提倡美育，對小說的美育價值，評價甚高。粱啟超寫過一篇題為《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文章，把小說與政治維新聯係起來，把小說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對小說的社會作用，道德教育作用，說得也更明確。
那時，中國正處在力圖改革向上之期，提倡民主和科學，對文學藝術，也提倡要為人生，為民主進步，為改良社會道德貢獻力量。這一時期的小說總的趨勢是很健康的。
小說屬於美學範疇，則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應考慮到這一點。中國古代作者，無論是處於太平盛世，或是亂離之年，他們的吟歌，大抵是為民族，為國家，為群眾的幸福前景著想。用心如此，發為語言文字，無論是歌頌、悲憤、哀怨、悲傷，從內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願望。相反，在四人幫禍國時期，他們的禦用文士，所作文章雖貌似衛道，充滿子日詩雲，但從中不會看到一點美好的東西，他們所作的小說，是壞人心術的，敗壞道德的。
言為心聲。心為大眾，其語言雖拙亦美；心為私利，其語言雖巧亦惡。一人發聲，千人所聽，是不容易欺騙得了人的。
自創作繁榮以來，美的小說，固然很多。但不給人以美的感受的，也實存不少。形式上的離奇怪異，常常伴隨淫亂、謀殺、鬥毆、欺詐的內容。有人說這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我想，有時也可以說是作者心理狀態的反映。如果說這種作品是現實主義，或是批判現實主義，那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了。沿著真正的現實t義道路從事創作的作家，是不會產牛這種作品的。
小說的體和用
五四以後，中國新的白話小說，在形式上已經和傳統的小說，很不相同，可以說是歐化了的。魯迅小說的榜樣，影響了一代和幾代的作家。這種小說的形式，就好像長江、黃河一樣，一旦發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廣大流域。再想改變這種形式，是不可能的，也很少有人再作這種幻想。
當時，為什麼改變得這樣快，這樣猛？有時代的原因。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整個社會思潮，都要求改革，打破傳統的桎梏。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在政治、經濟方麵，這當然是不現實的，行不通的。但在意識形態領域，這種思潮的衝激力量大，並對其他領域，起著主導的作用。白話文學終於革命成功，小說、戲劇、詩歌，獲得了徹底解放，形成了現在的樣子。
如果把這種成功，歸結為全盤歐化，那就完全錯誤了。如果文學也像當時的政治經濟一樣，隻求依賴歐美，醉心形式主義，那它在當時就會夭折，就會失敗了，不會有今天。
這是因為，新的小說，雖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國一些東西，這究竟是屬於用的方麵，其本體還是中華民族的現實生活，現實理想。白話文學革命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當時絕大多數的戰士，是現實主義的而不是形式主義的。是社會改革者，不是流連西方光景的庸人。用本民族現實主義的生活內容，駕馭西方的比較靈活多樣的形式，使作品內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發揮。
當然，五四以來，也有人單純追求外國時髦的形式，在國內作一些嚐試。但因為與中國現實民族習慣、群眾感情格格不入，他們多是淺嚐輒止，壽命不長，隻留下個輕浮的名兒。
小說的歐風東漸
五四以前，林紓等人以文言翻譯外國小說，使中國讀者眼界大開，並開始影響著中國小說的創作。就在那個時候，翻譯家對外國作品，還足慎重選擇的。他們所翻譯的多是外國古典文學，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內容大都與民族解放、民族文化或社會問題有關，未有單從形式上獵奇好新者。翻譯家首先考慮的，是這篇作品介紹到中國來，對中華民旗，對中國社會有何好處。
魯迅先生及其他進步翻譯家，對這點認識得就更明確丁。他們都是審視中國當前的需要，去選擇要翻譯的東西。想到民族衰弱，帝國主義欺淩，他們翻譯了很多弱小民族的苦難和鬥爭的小說，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以前。想到民間疾苦，社會不平，他們翻譯很多民主主義作家，對社會批判的小說，一直到介紹十月革命的小說。介紹這些小說，並非隻看內容，也注意其藝術造詣，多數是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品。這樣做，是為了提高中國讀者的鑒賞趣味，更重要的是提高中國青年作家的寫作能力。這種工作，魯迅先生一直堅持到他逝世為止。
魯迅一生，翻譯和著力介紹的大都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對中國的現實和文學的發展，其意義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他翻譯家，在這一方麵的功績，我們也應該做充分的估計。
翻譯文學作品，不能與引進生活資料等量齊觀。文學藝術是精神、道德、美學的成品，不能說外國現在時興什麼，暢銷什麼，我們就介紹什麼。首先要考慮的，是我們民族、社會需要什麼作品，什麼作品對它的健康發展有益。這才是翻譯家的崇高職責。
真實的小說和唬人的小說
前天晚卜，偶然的機會，讀了陝西作家李誌君的小說：《焦老旦和熊員外》。讀得很高興，看完以後心裏說：這是一篇真實的小說。
真實的小說，就是能夠真實地傳達出現實生活，或者說是現代生活的情趣的小說。李誌君的小說，寫得生動活躍，語彙三富，文字精練考究。焦老旦這個人物以及小小山村的氣氛，可以說是寫活丁。
我有時想：我們的時代精神，時代前進的腳步聲，不就是存在於這些平凡的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嗎？他們的心聲，不就是我們時代和社會的心聲嗎？我們還要到哪裏去尋覓新的生活和新的人呢？
文學是反映生活的藝術，如果各個生活角落，各個平凡的、勤勞的、繼承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藝術上的反映，我們的小說創作，不是就可以稱得起很豐富，我們的先進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隨之堅強地樹立起來了嗎？
有的小說，不從認真地去反映現實著想，卻市意很高，要創造出一個時代英雄。這種人物，能得政治風氣之先，能解決當前社會、經濟重大同題。這種英雄人物，不是從生活中提煉，而是從作家頭腦中產生，像上帝創造了人一樣神奇。
回憶幾十年來，這樣的小說，讀過的確是不箅少數了。這種小說，可以稱做唬人的小說。
還有這樣一種邏輯：誰在小說巾創造了這種時代英雄，準好像從此也就有了英雄氣概。哪一位評論家，首先發現或首先吹捧了這篇作品，他本身也就好像沾染上了英雄的味道。
這實在是一種荒誕的誤解。
作家憑頭腦創造出來的人物，總是站不住腳或不能長期站住腳的，不久就倒下了。幾十年例證也不少。評論家好像並不氣餒，他又興致勃勃地去尋覓新的英雄了。這種評論家，可以稱做唬人的評論家。
李誌君的小說，後一半就差一些。這一半成了焦老旦一個人在那裏說理，作批判發言，有些概念化，因此藝術的力量，也就隨之減弱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上午
小說的取材
同一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讀書的興致這樣高，又讀完了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鄧友梅的小說：《尋訪畫兒韓》。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我耐著寒冷一口氣讀完了。
鄧的小說，語占流暢，熟悉掌故，情節緊湊，並有出人意外的驚人之筆。讀完以後，也認真想了：凡小說，材料為基礎，主題為導引。主題之高下，取決於作家的識見。自此以後，小說或成宏偉建築，或雖成建築，而仍是材料雜陳，不得而定也。
這篇小說的大部分著重寫了舊社會、文物行業的奸巧偽詐，寫得很真實生動。我近年附會風雅，也很喜歡看一些有關文物及其經營者的記述文字，但這方麵的知識很足淺薄。讀後感到作者在這方麵是作了充分的調查的。
小說的後麵一部分，是寫解放以後，從事這一行業的變化，和有業人物的不幸遭際的。這一部分約占整個篇幅的三分之一，寫得簡略、一般。
我想作品的主題何在呢？如果重點放在解放以後，我以為社會意義和認識作用會更大一些。作家卻把重點放在了前麵，就使這篇小說成為京華街頭巷尾談論的逸聞軼事，而凡此種種，也可從前人一些筆記小說中得之。這樣做，使人有主題本末倒置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