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輯書人書事 26.2005年6月貴在有史識——讀餘誌剛《滿紙煙嵐》
就像著名評論家洪治綱在序言中所說，餘誌剛的確是位“寫散文的高手”，尤其是他的曆史文化散文，出手更是不凡。作為他的責任編輯，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
餘誌剛原先在石浦中學教語文，業餘時間寫點精致的生活小散文，日子過得頗為平靜。十年前忽然寄給我一篇題為“麵對和珅”的大稿子，那開首一句“讀清朝曆史，浮出了麵目漫漶的和珅”便就將我鎮住……稿子在《文學港》發表後，很快就被《散文·海外版》和《散文選刊》轉載，不久又入選《當代散文精品1998卷》以及《跨越百年的美麗·十年文化散文精品》等選本。記得我本人還曾拿載有此作的選刊作為編輯工作的一項突出“成就”去省裏申報高級職稱，可說是編者受惠於作者的一個很好的例證。這回餘誌剛又出版了新的散文集，我在高興之餘，更有許多話想說——
就像大家都已經看到了的：新時期文壇有一道頗為亮麗的風景，那便是將曆史演繹成一篇篇有分量的散文或隨筆，在各大期刊隆重推出。這其中不乏成功者，但也有很多作者被疊床架屋的史料所累——他們尋章摘句，長篇大論，卻往往是“有史料而無史識”，白白地做了不少無用功，作品即使發表了也未能產生太大的影響。
餘誌剛則不然。他的曆史文化散文總是既有史料又有史識，顯得既有靈氣又十分厚重，因此在國內多家報刊首發後，不是被各處轉載便是頻頻獲獎，更曾受到過像餘秋雨那樣的大家的好評。這是為什麼呢?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他的寫作不僅僅是停留在對某一個曆史人物或某一個曆史事件的冗長敘述和繁瑣的考證上。他更關注的是它們的背後。所謂“借曆史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他總是有自己的話想說。
比如，對一些傳統文人的命運的拷問。
在本書所收集的三十餘篇散文作品中，這一命題所占的位置顯然是最重的。他寫到了“初唐十八學士”中的杜如晦、房玄齡、李守素，盛唐時期的大詩人李白，《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曾當過杭州太守的大文豪蘇軾；追到天邊的另一位大詩人陸遊以及堪稱“西學先鋒”的劉鶚等等。餘誌剛認為理想狀態下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具有人文立場、道德立場的社會文化批判者”，他能夠而且應當“舉起一隻手對大眾說‘不’，舉起另一隻手對體製說‘不’”。但實際情形呢，卻完全不可能這樣。就如作者寫到的那一些人，如果單個地將他們拎出來看，不僅個個都是才高八鬥，而且又都有著很高的“政治抱負”。比如在人們心目中的那個曆來敢於蔑視權貴的大詩人李白，餘誌剛就寫出了他的“積極入世”的真實的一麵：25歲“仗劍出國”，立誌“建功於中原”；翌年又奉玄宗召，“雀躍進京”，混跡於脂粉氣衝天的宮廷歡場，叨陪末座；安史之亂起，他又轉而投靠永王；過了60歲，還追隨李光弼去剿殺史朝義，未料途中暴病，直至死去。在絕大多數傳統文人身上，矜才使氣，自命清高隻不過是一種假象，處心積慮地盤算著如何發達，積極地向權力中心靠攏才是曆史的真相——隻不過在封建社會那種極度扼殺人才的體製下，這些文人總是命運多舛。所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曆史上眾多傳統知識分子最為真實的寫照。悲劇也往往發生在這裏。比如在《獨處一室》一文中，餘誌剛就寫了這麼件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有一天夜讀《孟子》，當讀到“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時，“不禁轟然而起”——照我們現在的思維習慣，一定會以為那皇帝老兒讀了孟夫子這一精彩的論述有所“覺悟”，以後要痛下決心善待朝臣了吧?其實大錯。餘誌剛寫道：“朱元璋擲卷於地，恨聲長歎‘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也就是說，孟子那老東西要是落到他手裏，早被砍了腦袋了（孟子的結局是真的被朱元璋逐出了孔廟）!也就是說，專製製度是絕對碰不得的，統治者連聖賢都不曾放過，何談當朝的文人學士。所以李白之東奔西走，蘇東坡之顛蕩沉浮，司馬遷之受腐刑，杜如晦之抑鬱而死，房玄齡之铩羽回鄉……餘誌剛手中的那一支筆，就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將一樁樁公案和一個個曆史人物解剖了給大家看，其目的正是為了“審史度世”和“借鏡正衣”。
在我看來，餘誌剛這個人是特別適合寫曆史文化散文的。飽讀詩書的文化素養和散淡的人生態度，是他取得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其次，還得益於他那一手純熟、節製而又十分優雅的文字。寫曆史散文，當然首先得沉入曆史。但如果一味地“沉入”，隻管在那裏不厭其煩地引經據典，甚至“考據訂正”，則會倒了讀者的胃口。餘誌剛的好處恰恰是在沉入曆史的同時又麵對現實，這一點不僅表現在他特別善於“審史度世”上，也同樣體現在他的敘述語言上。他在流暢而又十分精當地敘述的同時總能適時地嵌入一些當代經典的流行語句，這就使他的那些曆史文化散文不僅十分好讀，而且充滿了幽默感。
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