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輯人物漫筆 1.天上有顆“談家楨星”——記中國科學院院士談家楨
談家楨，1909年9月15日出生於江北區慈城鎮。早年留學美國，師從現代遺傳學先驅、諾貝爾獎獲得者摩爾根教授。回國後先後任教於浙江大學、上海複旦大學，因在遺傳學領域有獨特發現以及為鍛造“我們自己的遺傳學”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獲“傑出科學家獎”，並被譽為“中國的摩爾根”、“生命科學的領頭羊”，國際天文組織還將一顆編號為“3542”的行星命名為“談家楨星”。
談家楨生前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複旦大學副校長、中國遺傳學會會長、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求學路上嶄露頭角
談家楨的父親名為談振鏞，初通文墨，曾在寧波、舟山等地由英國人開辦的郵政局任郵務員、分局長，自奉節儉。談家楨兄妹五人，其上有兄姐，下有弟妹，家境不裕。但他自幼聰明好學，動手能力又強，所以在慈城道本學堂畢業後即考上了當時有“小上海”之稱的寧波斐迪學堂（即今之寧波四中）。斐迪學堂由英國教會創辦，教學內容主要是宣傳上帝創世紀之類的教義，與談家楨自小具備的“本源意識”相悖，但這座教會學堂因由外籍教師直接授課，為幼年談家楨打下了紮實的英語基礎，為日後到東吳大學和燕京大學深造和出國留學做好了鋪墊。
1925年，談家楨隨父來到浙江湖州，在東吳三中念高中，並以優異成績被保送至蘇州的東吳大學深造。四年後，經燕京大學生物係主任胡經甫博士竭力推薦，他取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從而順利進入燕大深造，在中國遺傳學先驅李汝祺教授的門下開始從事遺傳學研究。一年半的時間內，他無怨無悔地一天連續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共采集做實驗用的標本（瓢蟲）10193隻，經過仔細培育、觀察、分析，逐步得出科學結論，一舉完成了《異色瓢蟲鞘翅色斑的變異》和《異色瓢蟲的生物學紀錄》等三篇極有價值的論文。後其中兩篇發表於《北平自然曆史公報》上，另一篇經李汝祺推薦進入摩爾根實驗室，並很快獲準在美國的自然學雜誌上發表。
談家楨才智的蓓蕾開始爛漫地綻放。
正是發表在自然學雜誌上的那一篇頗具價值的論文引起了摩爾根實驗室的注意。1934年夏，經過種種波折，談家楨乘坐“胡佛總統號”巨輪橫渡太平洋，進入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城的加州理工學院留學，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導師——現代遺傳學的先驅、“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派”的代表人物、一年前剛剛獲得諾貝爾獎的摩爾根教授，並且得以在摩爾根實驗室完成他的博士論文。
在美國的兩年，談家楨幾乎是足不出戶，日夜培育、觀察實驗標本，查資料、畫圖表、寫論文，殫思竭慮，廢寢忘食，最終以十餘篇論文的優異成績引起學界注意，畢業時以一篇《果蠅常染色體遺傳圖》作為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學業完成之後，他的導師杜布讚斯基教授執意要他再延長一年留美時間，要求其一邊在實驗室幫忙，一邊完成他的博士後學業。
偏遠山城中的重大發現
1937年秋，談家楨順利回國，並被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博士禮聘為浙大理學院生物係副教授。談家楨執意想為祖國遺傳學事業的開創作出自己的貢獻。然而壯誌未酬，盧溝橋的炮聲卻響起了。當“華北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江浙也已同樣沒有安靜的學習場所了。甫上任的談家楨跟著內遷的浙江大學由杭州至建德，至江西吉安、泰和，再至廣西宜山，最終到達貴州。盡管是“秋水寒山落日斜，江南江北總無家”，但談家楨與廣大教職工一起，情緒卻從未低落過。離開杭州之前，他便將必需的儀器、資料等裝入一隻大木箱中隨身攜帶。每到一地，他都要打開這一隻被人們稱為“談教授的百寶箱”的大箱子，拿出儀器、資料，隨時作觀察、研究。到湄潭之後，條件更加艱苦，作為生物係校舍的唐家祠堂因年久失修而破敗不堪，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燈，煤油燈也隻有在用顯微鏡觀察標本和染色體時為提高分辨率時才舍得一用。談家楨帶領師生“土法上馬”，以竹管作導管、瓦盆做蒸發皿，以挖地窖來代替冰箱，堅持做他的遺傳學實驗。
一切就如同巴斯德所說過的：“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1944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屋外下著雨，談家楨一人照例心無旁騖地在唐家祠堂裏仔細地觀察著瓢蟲的雜交後代。突然，一個奇妙的現象呈現在他的眼前：在瓢蟲的鞘翅上，由黃色和黑色所組成的不同斑點類型，在它們的第二代身上，其父體和母體所顯示的黑色部分均能顯示出來，而黃色部分卻被掩蓋住了!
這種現象在以前的實驗中可是從來也沒有發現過的啊!
談家楨興奮極了，他立即將這一發現告訴了時任浙江大學生物係主任的貝時璋教授。貝先生也為之高興，他更建議將此種現象命名為“嵌鑲顯性現象”。
簡直無法以語言來準確地描述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它就像一束強光，照透了談家楨整個的人生，在1944年陰霾密布、多雨和因抗戰而離亂的傍晚，這應該是科學之神所能給予他的最好的禮物了。
談家楨的這一發現很快震動了世界。第二年，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談家楨暫時告別浙大，自偏遠的貴州湄潭啟程，赴美擔任客座教授。這一去橫跨兩個年頭，在美國除講學之外，他潛心著述，整理完成了一篇極為重要的學術論文《異色瓢蟲色斑嵌鑲顯性遺傳理論》，並且當年就在美國《遺傳學》雜誌上發表。這一公開發表的論文在國際遺傳學界所造成的轟動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很多學者、教授加以評論、肯定，認為這一發現“豐富發展了摩爾根遺傳學說，是對遺傳學的一大貢獻”。1948年，他作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八屆國際遺傳學會議。在會上，談家楨宣讀了論文《異色瓢蟲色斑季節性變異》，並被推選為國際遺傳學會常務理事。會後談家楨繼續到歐美各國講學、考察，並受到各國的熱烈歡迎。
百折不撓的科學家的脊梁
新中國成立，萬象更新。談家楨教授結束在國外的講學後重回浙江大學任教。
為讓祖國的遺傳學事業盡快趕上世界潮流，首先是要建設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教師隊伍。當時恰逢從湄潭送往美國留學的盛祖嘉、沈仁權夫婦學成歸國，又回到浙江大學任教。師生相見，自然分外高興。談到具體工作，談家楨建議盛祖嘉在浙大的生物係開一門有關微生物遺傳學的課程——可以說，這是國內高校最早開設的係統講授微生物遺傳學的課程。
同時，談家楨在浙大招收了三名研究生：高沛之、朱孝穎、周光裕。談家楨思索著，如果一切順利，那麼不消幾年，隻要那些學生一個個學有所成，我們國家自己的遺傳學事業馬上就可以全麵鋪開了，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事啊！
1952年，根據教育部“院係調整”的部署，談家楨奉調至上海複旦大學擔任生物係主任。1960年又接受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任命，出任複旦大學副校長一職。
1956年8月，在周總理的關懷下，中科院和高教部在青島召開曆時15天的遺傳學座談會，談家楨多次發言，直抒己見。青島回來不久，他即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對在遺傳學中進行百家爭鳴的看法》。後人評價此文發表的意義：“是在遺傳學這一禁區放了一枚解放的信號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