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呼倫貝爾的文化特色 (3)
據史料記載，在19世界末20世紀初，東清鐵路未修築之前，大興安嶺腹地各遊獵民族不過幾千人。倒是沿額爾古納河流域，黑龍江沿岸集中散布了幾萬人的淘金人群，大體在室韋、漠河一帶，這些人包括俄國十月革命後逃亡的白俄，我國山東、河南及東北地區為躲避戰亂的流民和社會閑雜人員。據當地居民介紹說，現在不過幾千人口的室韋鎮，在100多年前的十幾公裏長的一個小小吉寶溝就有二三萬人的淘金人群，這是一個幾十年間清政府、中華民國、偽滿洲國和沙俄、蘇聯紅軍幾不管的世外人間，但絕非桃園。他們構成了當時特殊的社會狀態，演繹著世人未知的故事。東清鐵路開通後，林城牙克石（當時叫牙克什）這個前清政府的一個驛站，不過千餘人口，直到新中國成立時才有了萬餘人口。林區人口的急驟增長是隨著1952年林區開發建設需要而增長的，並在上個世紀80年代達到了人口數量的最高峰值——54萬林業人口。如果包括地方、鐵路、農墾、駐軍和大量自流人員，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常駐人口當在百萬人。隨著“兩危”加劇和“天保工程”的啟動，林區下崗分流、產業轉型，目前降到了30萬林業人口。林城牙克石也有最高峰42萬人口降到37萬。
林區人口的絕大多數是當年從東北、華北各地闖關東、上興安的老一代林區開發創業者及他們的子女。這些人在林區播散、傳遞、凝結了祖國各地的文化，其中老一批知識分子以萬人計，他們成為傳播先進文化、構築林區文化的脊梁。這些人與祖國各地千絲萬縷的聯係，使得林區幾十年間相對開放，與外界保持著信息的交換，得以林區文藝文化在林業發展的各個時期並不顯得落後，甚至於進步和繁榮。與林區本地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碰撞，使得林區文化更具多樣性、更加豐富多彩，同時也具有了曆史的承接和豐厚的底蘊。任何文化現象無不和一定曆史時期的經濟、政治相聯係。這些文化特征與林區開發建設曆史相聯係，便形成了林區特有的文化現象。
林區的文藝文化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高峰時期。
一是在林區開發建設初期，激情燃燒的歲月裏，老一代知識分子帶來祖國各地的先進文化，對構建森林文化作出了積極貢獻。新中國建立不久，在黨的光輝照耀下，在總路線大躍進、抗美援朝衛國保家、建設新中國等口號的號召下，一大批知識分子、熱血青年紮根林區，艱苦創業，無私奉獻，支援國家經濟建設。這時的林區文藝是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和質樸情懷的，極富宣傳鼓動性而激情豪邁的，形式以喊山的號子、快板書、順口溜、抒情自由詩和記敘散文為主。《林海日報》在創辦之初至50年代末期的文藝副刊，內容大抵如此。其中這一時期也不乏一些知識分子的佳作，但較有深度有影響和流傳下來的不多。
二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前後，森工企業“兩危”初露端倪時，林海文化人生態意識的覺醒和生態文藝的啟蒙。剛剛結束了“文革”，迎來了改革開放，人們的精神麵貌煥然一新，壓抑已久的情感噴薄欲出。這一時期也恰恰是林業經濟最為興旺的時期，職工衣食無憂，人們安居樂業。做為思想文化的急先鋒，林區的詩人、作家們開始反思過去，憧憬未來，也有一些人心存憂患，包括對人生、對事業，也包括對環境對生態，對林區未來的探索。
這個時期從文藝作品的格調上說是積極向上的，作品也更多地融入了現實主義的精神，當然不乏思考的哲理，形式上也是百花齊放。這一時期林區自發的文學社團不下十幾個，較有影響的如紫葉詩社等，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文學圈、文化圈，影響帶動了一批文藝新人。這一時期的中堅力量以崔鵬、尹涵、孫若泉，以及後調入地方文藝界並有廣泛影響的烏熱爾圖、薑兆文、王平等知名作家和詩人，成為林區的優秀代表。新興的青年創作群體中有尹樹義、王秀竹、殷詠天、李岩、薑福山、張國鈞、明妹等，各種藝術風格有爭鳴也有競爭。
三是隨著國家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新世紀新林區，政府轉變職能、企業經濟轉型，林區生態戰略地位確立，生態文化發展繁榮。在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各種思潮不斷侵入，林區麵臨戰略結構調整的形勢下，麵對林區經濟社會發展和職工收入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明顯拉大的現實，林區人困惑、迷茫、反思、追尋，先前浮躁的情緒變成了理性的思索。這一時期的文藝創作承接了林區經濟繁榮時期的優點而更加趨於成熟，文學作品風格各異，色彩紛呈。正如有些文學理論所述評的那樣，經濟發展的滯後，社會思潮的矛盾交織，促發了文學藝術的繁榮，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進步出現了不同步的現象，而這一階段的文化文藝繁榮還將持續影響到下一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