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在重慶剛成立不久並秘密設在辦事處內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決定在市郊尋覓新址。川東特委書記廖誌高和辦事處錢之光、周怡經過認真比較和考慮，決定就在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內安營紮寨，建立公開對外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當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處長錢之光和周怡等人專門到“大有農場”與饒國模商談在她的農場內修建辦事處時，饒國模對中國共產黨表示出極大的熱忱和歡迎，與錢之光達成協議：由辦事處出資3000元，饒國模負責具體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後，辦事處無償使用三年，三年後若需繼續使用，每年再付給租金若幹。
饒國模迅速地從老家銅梁請來了工人，購買了材料，在農場內一塊向陽的坡地上動工修建起了南方局和辦事處大樓。
1939年後，日軍開始了對重慶市區更大規模的狂轟濫炸。為了讓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人員躲避日機空襲，饒國模主動騰出農場內的部分房屋，讓南方局常委博古、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等人先期搬進“大有農場”內居住。1939年8月，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大樓就竣工落成了。國民黨政府當局把這棟不受他們歡迎的房屋編為了紅岩嘴13號。
樓房就要交付辦事處使用了，按照事先的口頭協議，辦事處需與饒國模簽訂一個租房合同。但是，饒國模卻說“紅岩有幸留英傑，英雄借此可為家”，不收建房款，也不願簽什麼租房合同。在周恩來和錢之光的再三說服下，饒國模才勉強收下了建房款，並在租房合同上簽了字。但後來饒國模不但沒有收取辦事處分文房租，相反，在辦事處困難的時候，還經常給予辦事處各方麵的幫助和支持。
樓房建成後不久，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從貴陽來到重慶。饒國模主動邀請年事已高的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屋裏去，時常陪兩位老人在農場內轉轉，給他們講一些四川的“龍門陣”。
辦事處的年輕人多，大家逐漸結婚成家，有了孩子。饒國模騰出辦事處大樓西邊山坡上的幾間房屋給辦事處辦托兒所用。
饒國模又在農場內專門撥出了幾塊很好的菜地，讓辦事處的同誌種瓜種菜，改善夥食。
每當春暖花開或中秋月圓之時，饒國模總要邀請南方局和辦事處的董必武、錢之光、龍潛、孔原等人到她家樓上或院壩裏坐坐，觀花賞月，品茗把酒，詩詞唱和。在1948年川東地下黨最困難的時候，饒國模依然義無反顧地支持共產黨，將有關人員以“從老家請來收蘋果”的名義安排在自己的農場內，暫時隱蔽起來。
在這一時期，饒國模向地下黨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胡其芬提出申請，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市委常委李維嘉代表市委批準了饒國模的申請，並分配她擔任重慶市婦女聯誼會理事，讓胡其芬轉告饒國模。遺憾的是胡其芬還沒有來得及將這個黨的決定告訴饒國模，便被捕了。饒國模失去了與黨的直接聯係，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批準入黨。
南方局和辦事處走後，陶行知的育才學校又搬到了紅岩村，饒國模又辦起了紅岩小學，安排一些地下黨組織介紹來的黨員同誌擔任教師，專門招收一些進步人士的子弟。新中國成立前夕，饒國模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她到銅梁老家等地躲避了好幾個月，直到1949年11月30日，饒國模才終於迎來了重慶解放的日子。
回渝後，饒國模先後擔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委員、重慶市和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0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9周年的“七一”紀念日前夕，饒國模向黨和人民政府獻出了紅岩和福園寺等地的房產，真正實現了她“他年凱旋高歌日，紅岩即是眾人家”的美好夙願。
1954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提名，饒國模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以後又擔任了全國婦聯執委。1955年，為方便工作，饒國模離開重慶，遷居北京。也就是在這一年，重慶市人民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紅岩“大有農場”和城內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基礎上開始籌建“紅岩革命紀念館”，並於1958年5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