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憤青經濟學：愛國成了買賣 3.明星娛樂業是憤青身上的寄生蟲
明星娛樂經濟是一種現代精神經濟，它的存在是基於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數量龐大的憤青群體無疑是很有“精神追求”的一類群體，市場化的今天，明星娛樂產業也越來越瞄準憤青需求，迎合憤青、利用憤青進行炒作和宣傳。毫不誇張地說，現在中國的明星娛樂產業部分地是寄生於中國憤青之上的，準確地說，乃是寄生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憤青（或者說愛國憤青）身上。娛樂界的奸商們通過不斷地推出富含民族榮譽效用的明星和影視歌等娛樂產品，盡情搜刮憤青們的錢財。
由於愛國憤青的廣泛存在，“民族榮譽”也會被奸商製造成商品來出售。不信嗎？君不見民族榮譽天天在市場上出售，且價錢不菲。你看神舟載人飛船一升天，商家紛紛想方設法與神舟搭上關係，從而使商品籠罩上一層民族榮譽，使商品具備了民族榮譽效用，消費者在購買之時，可曾想到自己也在為這民族榮譽埋單？天上神五神六，地下人五人六，民族榮譽可以被各行各業所應用，當然也包括明星娛樂行業，明星娛樂經濟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這一工具的大肆運用。
我們分三個層麵來說這一問題。明星娛樂經濟基於愛國憤青的經營，第一個層麵是對娛樂明星的打造。這又分為兩類：一類是把某些明星打造成專業化的愛國明星，例如張明敏、李小龍、早期的李連傑都是此類；另一類則是明星本身不是專門的愛國明星，但是在必要的時候通過某種方式讓明星具備一定的“愛國效用”，例如讓明星偶爾推出幾首“愛國歌曲”。
專門化的“愛國明星”的特征就是其大部分的產品都是與愛國有關。比如張明敏從唱愛國歌曲《中國心》開始，其推出的專輯幾乎全是此類歌曲。經驗事實證明，專門化的愛國歌星一般不能長紅，張明敏被人所知的歌曲大概就那一首。但是專門化的影視“愛國明星”卻一般能維持較長的走紅時期，比如李小龍可以說一直紅到了現在，早年拍攝《陳真》係列的甄子丹也一直紅到了現在。這種差別或許是因為影視劇的感染力大大超過歌曲，並且新推出的愛國影視劇也不會讓觀眾膩味。歌曲則不同，當張明敏推出第二首愛國歌曲的時候，聽眾可能就厭煩了，歌曲的邊際效用遞減要大於視覺產品。
非專門化的“愛國明星”則往往在國家發生大事的時候推出若幹愛國作品。當國家發生大災難時，明星可以扮演愛國角色，推出愛國歌曲。比如汶川大地震時，香港的劉德華和成龍就分別牽頭創作了《承諾》，明星們還大搞賑災演出，無可否認這些明星都可能是出於真心，並且他們的行動的確對災區和災民帶來了巨大的幫助，但是也不要忘了，這也是明星背後的經紀公司的一種經營策略。這些行動，可以大大增加明星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愛國的光環也吸引了廣大憤青的注意。相反，那些在抗震救災中表現稍有欠缺者，就會遭到憤青們的無情攻擊。比如導演馮小剛就是因為隻捐了十萬元，憤青嫌太少，就在網絡上曠日持久地進行聲討。在國家特大喜慶的日子，明星們也會打打愛國牌。比如，香港回歸時劉德華推出了《中國人》這首紅遍大江南北、紅遍全球華人圈的愛國歌曲；又比如奧運之時，兩岸三地的明星們創作了無數相關歌曲，其中《北京歡迎你》這首歌，參與錄音的歌手多達一百名。明星們要借奧運抓住憤青們的心。
明星娛樂經濟瞄準愛國憤青的第二個層麵就是推出“愛國娛樂產品”。分為歌曲、電影和電視劇。
先來看歌曲。許多能激發民族榮譽感的歌曲都紅遍了大江南北，甚至於，一首歌曲就讓演唱者紅得發紫，成為大牌歌星。張明敏一首《中國心》，感動無數國人，其本人也因此成名；一首《龍的傳人》使得侯德健成為台灣四大音樂人之一（其他三個為李壽全、梁弘誌、羅大佑）；一首《中國人》使得處於低潮的劉德華再次掀起狂瀾，高楓也是憑借一首《大中國》成名的，解小東也搞了個《中國娃》，還是紅遍了整個中國。
不過，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搞這些東西，總有一天也是會失靈的。例如謝霆鋒近年搞出一首《黃種人》，知道的人沒幾個。謝霆鋒這一著是臭棋，如果等到奧運會的時候推出這首歌可能會收到很好的效果。這一點，他應該好好向劉德華這個老江湖討教討教。《中國人》據說早已寫好，劉德華及其公司就是沉得住氣，到最合適的時候推出，老謀深算啊！香港回歸那年，劉德華還翻唱了一首老歌《東方之珠》，這歌不僅讓香港同胞聽起來心潮澎湃，就是大陸的人們聽起來也是感到一種莫名的自豪啊——東方之珠啊，回到我大中國的懷抱了！民族榮譽效用以流行歌曲為載體進行出售，得到的收益何止是天文數字。明星本人也因為演唱這種歌曲而籠罩上了一種民族精神的光環，明星的品牌聯想大大豐富，品牌價值大大提高。
再來看影視劇作。香港電影和電視劇（也包括到美國發展的香港藝人們的作品）曾經無比成功地利用了華人的民族榮譽感而獲得巨大票房收入，捧紅了無數明星。從李小龍說起。你們看，李小龍總是單槍匹馬與洋鬼子惡鬥，每回都是打得洋人落花流水，觀眾從中得到了什麼滿足？民族榮譽感、民族自尊心也。精神分析影視美學理論說的就是這麼個道理，觀眾不經意間與片中角色產生共鳴，獲得虛幻滿足。近代以來洋人欺負中國人，現在我們便從電影中來泄憤。無獨有偶，李連傑也是靠類似的電影紅火起來的，李連傑的黃飛鴻係列電影無非就是講一個廣東人如何殺死洋人的事情，我們觀眾為之歡呼，大呼過癮，我們從中得到什麼滿足？民族榮譽也。從經濟角度看，這是商家以電影為載體出售民族榮譽，滿足大眾民族感情而已。在許多香港電影中，即便主題不是跟洋人有關係的，導演們也喜歡搞幾個洋人配角來讓中國人演的角色暴打一頓，這就是出於製造民族榮譽效用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