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是規律，由於愚昧，個人迷信，政治幹預，當科學和科學家受難和上火刑架的時候，偽科學往往被推崇被欽點為火刑的監刑人。
５０年代，李森科一度被捧上天，他那“撥苗且助長”的偽科學使蘇聯的農業遭受了慘重損失。５０年代末期，蘇聯著名遺傳的農業遭受了慘重損失。５０年代末期，蘇聯著名遺傳學家杜比寧由國外訪問歸來，忽然從廣播中聽到自己成了“反人民、反民族的外國資產階級走卒”，痛心地預感到他的實驗再不能繼續下去了。後來，他的實驗室果然被封閉，他和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遭到迫害，被調離研究所。正當此時，他的對手李森科成了“拋棄資產階級敵人的科學，為純粹俄國科學開創了一個方便途徑”的英雄。李森科主義借助政治力量到處肆虐，坑苦了蘇聯老百姓。“資產階級老爺”杜比寧幾經磨難，終於為蘇聯的遺傳學和遺傳工程學作出了巨大貢獻。
偽科學充當反動政治勢力的思想武器，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難以想象的。偏執狂君特寫的人種學著作，成了希特勒反猶太主義的“科學”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百萬猶太人被殺害，一個民族如此這般地冷酷無情地有計劃地消滅另一個民族，是同偽科學煽動的愚昧狂勢相聯係的。而進步的人種學家和他們的科學著作，則為希特勒所不容。
透過曆史，我們看到多少這樣的景觀；火在聖壇上燃燒，科學、藝術和良知在聖壇上受難。我不知道從伽利略到馬寅初，究竟有多少科學家成為聖壇上的祭品，我更不知道未來還會有多少科學家、藝術家和人類的良心被綁到火刑柱上。據說，當伽利略腳下的柴堆剛剛點燃的時候，有個老太婆撿起一根柴枝拋進火裏。伽利略感慨地說：“神聖的天真嗬！”這是伽利略留下的最後一句話，這是給人類留下了不朽業績的伽利略，留下的一句對人類充滿譴責和憐憫的話。人往往是可悲的，正象那個添火的老太婆，而更可悲的是人往往被綁在火刑柱上受刑，卻又往往在綁著別人的火刑柱下加柴添火。
我常常叩問自己也叩問別人：你往聖壇之火裏加過柴枝嗎？為什麼？為什麼？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這是一個永恒的人類之謎。
看看美國先生們的即副德性，我又一次感到人類是可悲的。
１９９７年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