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央政府也應負絕大的責任。湯玉麟的責任應由張學良擔負；張學良的責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應由中央政府擔負的。要而言之，中央政府對於此次事件，至少有四層罪過：（一）容留湯玉麟在熱河，其罪一。（二）容許張學良在華北，又不督責他作有效的準備，其罪二。（三）當此強敵壓境之日，中央不責成軍事領袖蔣中正北上坐鎮指揮，乃容許他逗留在長江流域做剿匪的工作，輕重失宜，誤國不淺，其罪三。（四）如宋子文3月5日的談話，他明知熱河不能守至“一星期至十日”，此言如果確實，則是中央最高行政當局明知熱河必不能守而靜待這六十萬方裏土地的淪失了！既明知不能守，宋院長何必在承德發那大言的通電來欺騙國人與世人？何不電召蔣中正委員長飛來指揮挽救？何不征召全國最精良軍隊出關補救？何不明告政府全體，早日籌劃軍事以外的救濟方法？此種罪過豈但如宋院長所謂“驅市人而戰”？簡直是他自己說的“拱手讓人”了！其罪四。
以上三個大教訓，我想全國人都不會不承認的。最後又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應該深刻的反省我們為什麼這樣的不中用？為什麼隻是這樣做勁風裏的枯葉，利斧下的朽木，做人刀俎上的魚肉？
是不是因為這個國家上上下下整個的沒有現代化，整個的沒有走上科學工業的路？是不是因為在這個現代世界裏我們還不肯低頭做小學生的苦學，所以不能抵抗一個受過現代科學工業文化的洗禮的民族？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老祖宗和我們自己都是罪孽深重，腐化太深，所以鬧了三四十年的維新至今還是不可雕的朽木，禁不起風吹的敗葉？
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從庚子以後，受了國際均勢之下的苟安局勢的麻醉，誤認“彼入我京師而不能滅我”（王壬秋語）的形勢可以長久存在，誤認中國真是亡不了的，所以又陷入了醉生夢死的昏迷狀態裏，既不能自立又不肯埋頭學人家自立的本領，既不能吸收他人的新把戲又不肯刮除自己的腐肉臭膿，就成了這樣一個禁不起風吹草動的無用民族？
現在到了這個大試驗的日子了。在全世界人的眼光注視之下，我們的一切法寶——口號標語，精神文明，寶華山念經，金剛時輪法會，“太古式”的軍備與運輸，等等——都不靈了，我們方才明白我們原來至今還隻是一個束手坐待強人宰割的國家！
這就是說，世界盡管變了，我們這個國家的危機還和十九世紀末年的情勢相差不遠。也許比那時代還更危急，因為那時代遠東的一點均勢局麵現在久已不存在了，我們的近鄰還是我們最可怕的侵略者，而全世界沒有能力也沒有決心製裁她的暴行。我們絲毫沒有準備怎樣在這個現代世界裏求民族之自由平等，所以幾百噸的大言空談，抵不過“九一八”夜的一炮，也抵不過今天朝陽承德之間橫衝直撞的敵軍。
古人說的，“多難所以興邦”，這不是欺人之談，這是人類曆史的教訓。我們這個民族在甲午以後，歐戰以前那二十年中，屢經大難，所以確有一點自己悔悟的態度，有譴責自己的雅量，有冒險出國求學的少年精神，——這都是“興邦”的氣象。歐戰至今，二十年中，國外有形的壓迫稍稍鬆懈了一點（雖然無形的經濟的壓迫隻有加重而無輕鬆），我們的虛驕與誇大狂又都回來了，那二十年前剛萌芽的一點自責與願學的虛心都消滅了。不先整頓自己的國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強敵；不先學一點自立的本領，而狂妄的藐視一切先進國家的文化與武備；不肯拚命去謀自身的現代化，而妄想在這個冷酷的現代世界裏爭一個自由平等的地位：這都是亡國的征象。
這種迷夢，今日應該醒醒了！“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等烏合”，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於這個現代世界的。沒有科學，沒有工業，“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於這個現代世界的。貧到這樣地步，鴉片白麵害到這樣地步，貪汙到這樣地步，人民愚昧到最高官吏至今還信念經誦咒可以救國的地步，這國家是不能自存於這個現代世界的。
二千五百年前，一個哲人曾說：“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我們今天的最大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願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誌做三十年的小學生。這才不辜負這十八個月（也許還更長）的慘痛的教訓。
除此一條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別的什麼自救的路子。
廿二. 三. 六夜寫完
（原載1933年3月12日《獨立評論》第4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