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機關。從前我們沒有很多的圖書館——公家保存文獻的機關，一旦遇到變亂的時候，許多材料都不免毀去。譬如說，來了一個兵亂，許多公家或私人的傳記材料都會完全毀滅。我舉一件事情來說明這個道理罷。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一個偉大的人物，為舉世所公認的偉大領袖。他死了以後，他家屬找人替他作傳，就邀集了許多朋友在家中商量。後來決定請貝克（Baker）替他作傳。貝克考慮後答應了。所需的材料，威爾遜太太答應替他送去；後來由當時的陸軍部長下命令，派七節鐵甲車替威爾遜太太裝傳記材料給貝克。你想，光是威爾遜太太家中所存的材料就可以裝了七輛車！我們中國因為很少有保存這種材料的地方，所以有些時候，隻好將這種材料燒毀了。燒毀之後，不知道毀去多少傳記學者要保留的材料。
以上兩點，隻是部分，說明中國傳記文學所以不發達的原因。還有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文字的關係。我感覺得中國話是世界上最容易懂的話。但文字的確是困難的。以這樣的文字來記錄活的語言，確有困難。所以傳記文學遂不免吃了大虧。
前邊我介紹的幾部我們文學中的模範傳記，也可以說是我們劃時代的傳記文學。《論語》是一部以活的文字來記錄活的語言的；禪宗和尚的語錄，在文學上也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在傳記文學上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提倡了一種新的方法。後來中國理學家的語錄，像《朱子語類》和《傳習錄》（王陽明）等等，多是用白話來記錄的。但因為文字的困難，不容易完完全全記錄下活的語言，所以這類的文學，發達得比較慢。這是我們傳記文學不發達的第三個原因。
最後，我想提出兩部我個人認為是中國最近一二百年來最有趣味的傳記。這兩部傳記，雖然不能說可以與世界上那些了不得的傳記相比，但是它在我們中國傳記中，卻是兩部了不得，值得提倡的傳記。
一、《羅壯勇公年譜》（即《羅思舉年譜》）；
二、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及《夢痕餘錄》。
這兩部書，是我多少年來搜求傳記文學得到的。現在先介紹第二部。
汪輝祖，本來是一個紹興師爺。當他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跟人家學做幕府。後來慢慢的做到正式幕府。所謂幕府，就是刑名師爺。因為從前沒有法律學校，士子做官的憑科舉進階。而科舉考的是文學，考中的人，又不見得就懂法律，所以做官的人，可以請一個幕府來做法律顧問，以備審問案件的時候的谘詢。汪輝祖從十七歲步入仕途，一直在做幕府工作，直到三十九歲左右才中了進士。他雖然沒有點翰林，但是已經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就奉派到湖南做知縣。因為他是做幕府出身的，所以當他奉派到湖南做知縣的時候，他沒有請幕府。就這樣一直做到和他的上司鬧翻了，才罷官回鄉。在家園中又過了幾十年，才與世長辭。他的這部《病榻夢痕錄》與《夢痕餘錄》，寫的就是他做幕府與做官的那些經曆，實在是一部自傳。因為他生在清朝乾嘉時代，受了做官判案的影響，所以他以幕府判案的方法和整理檔案的方法，來整理學問的材料。他所著的那部《史姓韻編》，可以說是中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人名索引。他講政治的書籍，連《夢痕餘錄》在內，後人編印了出來，名叫《汪龍莊遺書》。這一部書後來成為銷行最廣的“做官教科書”，凡是做知縣的人，都要用到這部書，因為這部書裏頭，盡是關於法律、判案、做官及做幕府的東西。我名為“做官教科書”，是名符其實的。
汪輝祖的自傳，在現代眼光看來，當然嫌它簡略。但是我們如果仔細從頭讀下去，就可以知道這是一部了不得的書。我們讀了以後，不但可以曉得司法製度在當時是怎樣實行的，法律在當時是怎樣用的，還可以從這部自傳中，了解當時的宗教信仰和經濟生活，所以後來我的朋友衛挺生要寫中國經濟史，問我到那裏去找材料，我就以汪輝祖的書告訴他。因為我看了這本書，知道他在每年末了，把這一年中，一塊本洋一柱的換多少錢，二柱、三柱的又換多少錢，穀子麥子每石換多少錢，都記載得很清楚。我當時對本洋的一柱、二柱、三柱等名目，還弄不清楚。衛挺生先生對這本書很感興趣；研究以後向我說：書中所謂一柱、二柱、三柱，就是羅馬字的ⅠⅡⅢ，為西班牙皇帝一世、二世、三世的標記；中國當時不認識這種字，所以就叫它一柱、二柱、三柱。
其次講到當時的宗教信仰。這裏所謂宗教信仰，不是講皇帝找和尚去談禪學，而是說從這本傳記中可以了解當時士大夫所信仰的是什麼。因為汪輝祖曾經替人家做過幕府，審問過人民的訴訟案件；我們看他的自傳，可以知道他是用道德的標準來負起這個嚴格的責任的。他說：他每天早晨起來，總是點一支香念一遍“太上感應篇”，然後再審案。這是繼續不斷，數十年如一日的。“太上感應篇”是專講因果報應的；我們當然不會去相信它。不過還是值得看一看。汪輝祖天天都要念它一遍；這可以代表一個曆史事實，代表他們所謂“生做包龍圖，死做閻羅王”的思想。包龍圖是一個清官；俗傳，他死了以後，就做了第五殿閻羅王。所以他們認為生的時候做官清廉，死了就有做閻羅判官的資格。這原是他的一種理想，也可說是當時一般法律家的一大夢想。由於汪輝祖每天要念“太上感應篇”，所以他到了老年生病發燒發寒的時候，就做起怪夢來，說是有個女人來找他去打官司，為的是汪輝祖曾經因為救了一個人的生命，結果使她沒有得到貞節牌坊，所以告他一狀，說他救生不救死。汪輝祖當時對這個案子雖然很感困難，但也覺得似乎有點對不起那個女子。但是人家既然告了他的狀，他也不得不去對質。對質結果，準他的申訴。這一段寫得很可笑。我講這件事有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汪輝祖的宗教觀。
其次，講到《羅壯勇公（思舉）年譜》——這也是值得一看的書。羅思舉是貧苦出身的。當滿清嘉慶年間，白蓮教作亂，滿清官兵不夠用了，就用各省的兵。羅思舉就是在這個軍隊中當大兵出身的，後來慢慢晉升，竟做了幾省的提督。因為羅思舉是當兵出身的，所以他寫的自傳，都是用的很老實很淺近的白話。現在，我就舉一兩個例子，來看看他寫的是多麼的誠樸。他說：他當小孩子的時候，曾經做個賊，偷過人家的東西；他的叔父怕他長大也不學好，所以就把他打了一頓，然後再拿去活埋；幸而掩埋的泥土蓋得不多，所以他能夠爬了出來，並跑到軍隊裏頭去當兵。這一點，可以說是寫得很老實的。至於他寫清朝白蓮教的情形，也很可注意。他說白蓮教原不叫白蓮教，而叫“百蓮教”，就是一連十、十連百的一種秘密組織。當時剿“白蓮教”的軍隊，據他說都是一些叫化子軍隊；打起狗來，把狗肉吃了，狗皮就披在身上蔽體。這也是一種赤裸裸的寫法。最後，我還要舉一個例子：我們常常聽到人說，我們是精神文明的國家，我們希望這種人把羅思舉的年譜仔仔細細的一讀。他說，有一天在打仗的時候，送糧的人沒有趕上時間，糧草因此斷絕。他怕影響軍心，於是他就去報告他的長官：“我們糧草斷絕，沒有辦法，可不可以把幾千俘虜殺來吃？”他的長官說：“好。”結果，就把俘虜殺來吃了，留下一些有毛發的部分。第二天，運糧的人仍然沒有到，於是又把昨天丟了的那些有毛發的部分撿起來吃。第三天，糧草才運到。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寫實。
我過去對中國傳記文學感到很失望；但是偶然得了一些值得看一看的材料，所以特別介紹出來供諸位朋友研究。
（本文為1953年1月12日胡適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的演講，原載
1953年1月13日台北《中央日報》、《公論報》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