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第三方調解是一種快速處理醫療糾紛的辦法。近年來，一些地方成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它不是司法機構，也不是仲裁機構，而是獨立第三方機構。運行經費由政府負擔，不向醫患雙方收費。調解人員由具有臨床經驗、法律背景的人士組成，其目標是促進醫患雙方達成調解協議。有的機構還組建了醫學專家庫，供患方自由選擇。有了第三方調解，“醫鬧”現象大大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三方調解堪稱化解醫患糾紛的“緩衝帶”和“防火牆”。
醫療是一個特殊行業，其顯著特點是信息不對稱。醫患之間發生糾紛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具有公信力的鑒定機構，缺乏快捷高效的維權路徑。如果每一條維權的道路都暢通無阻，都能讓患者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陽光，“醫鬧”自然就會消失。
醫生，請守住道德底線
我國對醫生的監管過於寬鬆，醫生犯了錯、瀆了職，通常隻是給予警告、批評、扣獎金之類的處分，很少有被吊銷行醫執照的，醫德成為“軟約束”，最終導致少數人滑入犯罪泥潭
2013年，陝西醫生賣嬰事件曝光，輿論嘩然。富平縣婦幼保健院婦產科副主任張某以“嬰兒患有先天性疾病”為由，誘使產婦放棄嬰兒，並乘機把嬰兒倒賣給人販子牟利。涉案醫師張某被吊銷醫師資格，涉事醫院院長等3人被
免職。國家衛計委要求依法嚴懲涉案者，從製度上防範此類案件發生。
一名婦產科醫生，一邊接生，一邊賣嬰，不僅突破了職業道德底線，而且突破了法律的底線，令人難以置信。當前，在醫患矛盾加劇的大背景下，該事件的負麵影響不可低估。醫生賣嬰，對本已脆弱的醫患關係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很多人在震驚和失望之餘，開始質疑整個醫療行業的職業操守。因此，為了守住醫療行業的職業底線，為了維護醫療行業的職業公信力，對涉案人員必須以販賣嬰兒罪進行法律懲處。
盡管這一事件性質惡劣，但仍屬於極端個案。從整個醫療行業來看，賣嬰牟利的事件實屬罕見，並不具備普遍性。我們不必把此事無限放大，認為整個醫療行業都是如此，甚至認為醫生道德集體淪喪。其實，任何一個行業都呈橄欖形，道德聖人和道德敗類是兩個極端，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基本道德水準之上。如果因為一次偶然事件就棒殺整個行業，很容易一葉障目。
當然，任何個案的背後，都有值得反思的教訓。在這起事件中，嬰兒之所以能被販賣，與醫院的管理製度混亂密切相關。按照醫療行業規範，新生兒如果有缺陷或疾病，醫院應召集相關科室的醫生進行會診，並將結果告知家屬，由家屬決定是否進一步治療。即便是對有嚴重出生缺陷的嬰兒，醫院也不能隨意處置。然而，在這家醫院，所有的管理製度都形同虛設。一名婦產科醫生，居然可以隨意宣判一名嬰兒的生死，根本不需要第三方驗證，真是一手遮天。這說明，富平這家婦幼保健院的管理混亂已到何等程度！醫院是救死扶傷的地方，人命關天，任何一個小疏漏都可能導致大失誤。如果沒有嚴格的管理製度，必然後患無窮。事實上，一家醫院無論大小，都應有規章、有監管、有獎懲，否則不知會給多少人帶來災難。如果有了一個好製度，壞人就無法橫行，做壞事的概率就會大大減少。
這起事件的另一個教訓是，醫德建設不可鬆懈。古人講，醫乃仁術。近年來，很多醫生的價值觀發生扭曲，不少人把“處方權”視為牟利工具，把患者當成“搖錢樹”，拿紅包、吃回扣之風盛行。而一些醫院管理者也認為，一名醫生，隻要醫術過硬就行，醫德問題是個人的事。這是極其錯誤的觀念。據報道，本次涉案醫生張某就是富平縣婦產科的“大腕”，也是當地產科最權威的專家，但她利欲熏心，醫德失守，不僅經常向患者收紅包，還曾因不願搶救失血產婦被撤職停職。這些“汙點”本應記入“醫德檔案”，成為其受聘和晉升的重要參考依據。但是，由於這家醫院的“醫德檔案”流於形式，她仍被提拔為產科副主任。這說明，製度建設必須具有剛性約束。在國外，一名醫生的職業汙點是終身相伴的，如果有嚴重喪失醫德的行為，不僅無法被醫療機構聘用，甚至還會被吊銷執業證書。然而，我國對醫生的監管過於寬鬆，醫生犯了錯、瀆了職，通常隻是給予警告、批評、扣獎金之類的處分，很少有被吊銷行醫執照的，醫德成為“軟約束”，最終導致少數人滑入犯罪泥潭。可見，醫德是行醫之本，一名醫生醫術再高，如果沒有醫德，不僅會給患者帶來痛苦，也會給自己帶來災難。醫療衛生行業應舉一反三，切實加強職業道德教育，讓更多醫生防微杜漸，避免重蹈覆轍。
醫生賣嬰是一個極端事件。但是，醫療衛生行業必須警鍾長鳴，用良好的製度約束不法行為。如果每一位醫務人員都能守住職業道德底線，每一個突破底線的行為都會受到法律的懲處，整個行業的道德水準必將大幅提升，醫患關係也就會越來越和諧。
“病不逢時”為哪般
醫保與醫院互相博弈，本是為了維護患者利益。但是，由於我國醫保製度設計的缺陷，患者反而成了“犧牲品”，這就違背了醫保製度的初衷
歲末年終，很多醫保患者反映“住院難”“手術難”。原來，各醫院本年度的醫保限額告罄，於是紛紛采取推諉對策，導致醫保患者到處碰壁，重病住不進院，小病拿不到藥，隻能抱怨“病不逢時”。
近年來，隨著醫療需求的井噴式釋放，醫保基金不堪重負，很多地方推行了醫保總額付費製度，讓醫院承擔超支風險，以確保基金收支平衡。通常來說，醫保部門根據各醫院上年度的門診量和出院人數，按照一定的增長比例，確定醫院本年度的醫保費用總額。如果費用超額，醫院自己消化。
然而，對於醫院來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醫保額度用盡之後，醫生為了避免“多幹多賠”，隻好“看菜下飯”，多收自費病人，少收醫保病人。於是，醫保患者就被以各種理由拒之門外。
醫保與醫院互相博弈，本是為了維護患者利益。但是，由於我國醫保製度設計的缺陷，患者反而成了“犧牲品”，這就違背了醫保製度的初衷，所謂“神仙打架，小鬼遭殃”。為了讓醫保患者不再受到傷害，必須從醫保支付製度改革入手。
應該說，醫保總額支付製度的出發點是好的，其目的是遏製過快增長的醫療費用，避免醫保“蛋糕”被吃光。但是，任何政策僅有良好的願望是不夠的。如果醫保部門“隻問結果、不問過程”，隻看醫保基金是否超支，不管診療行為是否合理，無疑是一種“懶政”思維。這種做法不僅無法從根本上遏製過度醫療，而且背離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醫保是一根靈敏的“指揮棒”，決定著醫生的診療行為。目前，醫保總額付費製度的最大缺陷是注重“末端治理”，忽視全程監管。這就如同一場音樂會，指揮者隻在序曲和曲終到場，中間部分放任自流，其結果必然是一團混亂。縱觀西方發達國家，醫保部門對醫院實行的是全程監管。在美國的很多醫院裏，醫保機構派駐了大量醫學專業人員，隨時監控醫生的行為，從而有效地製約了醫生的診療行為，最大限度節約了醫保基金。而我國的醫保支付方式主要是按項目付費。無論是藥品還是耗材，隻要在醫保目錄範圍內，醫生都可以“自由裁量”，醫患之間很容易結成利益同盟。在利益驅動下，醫生的過度檢查、小病大治、分解收費等行為屢禁不止。這就是典型的浪費型醫療，即多消耗多
收益、少消耗少收益。
可見，醫保部門應在總額預付費製度的前提下，結合臨床路徑管理，推行按病種付費、按疾病診斷組付費等混合支付方式。隻有把總量控製與過程監管結合起來，才能讓醫療費用支出更合理。同時，要變粗放式管理為精細化管理，實行彈性付費。例如，因次均費用超過定額造成基金支出增加的，超過部分由醫院自行承擔；因次均費用下降使基金支出減少的，減少部分給予醫院獎勵。而這一切的基礎是建立信息共享製度，讓醫療和醫保之間實現雙向信息透明，互相監督製約，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管理漏洞。
改革醫保支付製度還應與調動醫生積極性相結合。一般來說，醫生是醫療控費的消極方，甚至是對抗方。隻有調動醫生主動參與控費的積極性，才能更合理地利用衛生資源。因此，醫保部門應建立一種正向激勵機製，努力尋求
“最大公約數”，讓醫保、醫生和患者的利益趨於一致。例如，建立一種“節約型增收”機製，讓醫生在節約費用中實現增收，而不是在浪費中獲益，這才是醫保控費的根本出路。
醫保支付製度改革是醫改的核心，也是醫改的難點。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醫保支付製度，努力減少醫療浪費，讓有限的資金發揮更大作用。
“茶水發炎”為何重演
記者的調查方法，既要符合科學規範，也要符合道德規範。以茶代尿的做法，使記者麵臨技術和道德的雙重尷尬
2012年，某電視台記者對石家莊某男科醫院進行暗訪。記者用綠茶替代尿液送檢，隨後醫生稱尿液檢測出了炎症、黴菌和雜菌，記者被診斷出重度腎虛、前列腺炎、附睾炎。可能這家醫院確實存在過度醫療問題，但記者的調查方法引發了質疑。
其實，把茶水冒充尿液來檢驗，並非什麼新“創意”。早在2007年，浙江就有位年輕記者為了“考察”醫德，策劃了“茶水發炎”事件。結果，10家醫院，有6家驗出陽性。誰料到，5年之後，“茶水發炎”事件居然重新上演。
開展輿論監督，揭露醜惡現象，是記者的職責和權利。但是，記者的調查方法，既要符合科學規範，也要符合道德規範。以茶代尿的做法，使記者麵臨技術和道德的雙重尷尬。
從科學規範層麵說，一名患者送去“尿液”標本，醫務人員理所當然視為尿液，而不會懷疑為綠茶；從常識來判斷，假如一個人的尿液變成了茶水、
啤酒、醬油一樣的東西，身體肯定是出問題了。更何況，尿液分析儀是專門為分析尿液設計的，本來就不具備辨別其他液體的功能。由於綠茶裏含有很多不明成分和雜質，儀器很容易判斷為陽性。這就是茶水會驗出“發炎”的原因。既如此，醫生根據檢驗報告得出有炎症的結論，並非沒有道理；如果這樣簡單化地推定醫生過度醫療，顯然缺乏說服力。
從職業倫理角度講，記者用一種不誠實的手段去驗尿，本身就違背了道德原則。記者在放棄了道德底線的前提下，又有什麼資格要求被采訪對象接受道德審判呢？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作為新聞記者，理應恪守職業倫理，客觀公正地反映事實的全貌，而不能犧牲調查方法的科學性和嚴肅性，損害新聞的公信力。英國《世界新聞報》因身陷“竊聽門”停刊，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值得反思。
願“茶水發炎”的新聞永遠成為曆史！
醫患和諧是主流
醫患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共同的敵人是疾病。醫患之間，合則兩利，鬥則兩傷。醫者安心，患者放心，必將成為未來醫療新常態
2015年新年伊始，一張照片在微信朋友圈裏熱傳：上海踩踏事件發生後，一名醫生匆匆趕到醫院，在大廳裏邊跑邊穿白大褂，準備搶救傷員。這張充滿正能量的照片，感動了無數網友。
2014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量達78億人次，比2013年增加5億
人次。同年，全國發生醫療糾紛11.5萬起，較2013年下降8.7%。醫療服務量在增長，而醫療糾紛卻在下降。
這組數字說明，我國醫患關係的總體形勢是好的，絕大多數醫務人員遵循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宗旨，盡職盡責為患者服務，廣大患者對醫務人員的辛勤勞動給予充分的肯定、信任、理解和尊重。醫患和諧是主流，不和諧是
支流。
2015年1月14日晚，四川瀘州古藺縣人民醫院發生一起暴力傷醫事件，3名男子毆打醫護人員，致1名護士流產。公安部領導迅速做出批示，要求堅決依法嚴懲凶手。目前，古藺縣公安局已立案偵查，涉案3人已被刑事拘留。
對醫療暴力零容忍，不僅體現了對醫務人員的尊重，更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和對法律的敬畏。2014年3月，公安部出台《公安機關維護醫療機構治安秩序六條措施》，要求堅決依法打擊暴力傷醫違法犯罪。4月，國家五部門出台
《關於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規定對6類涉醫違法犯罪行為予以嚴懲。
各地加強警醫聯動，及時有力處置涉醫違法犯罪活動。公安機關出警果斷，處置有力。2014年，公安機關破獲涉醫刑事案件1349起，刑事拘留1425人，移送審查起訴347人；查處涉醫治安案件4599起；及時製止發生在醫院的現行違法行為8342次。上海、陝西等多地製定了處置突發涉醫案事件工作流程與細則，及時製止、處置多起傷醫案件。2014年，發生在醫院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案件同比下降10%，全國80%的二級以上醫院設立警務室。
國家衛生計生委等11個部門開展維護醫療秩序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中央綜治辦等對涉醫案事件多發地方進行約談。公安部與國家衛生計生委重點督辦26件有影響的涉醫案件，並對重點案件打擊處理情況進行全國
通報。
在山東省立醫院，一名腦瘤患者即將進行開顱手術。術前，神經外科主治醫生與患者家屬進行談話，並引入了醫患調解第三方見證。第三方見證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患方解釋了術前準備、手術方案、意外風險等內容，全程錄音錄像。最後，醫患雙方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確認。醫院在高風險手術前引入第三方見證，不僅使醫患溝通更加充分，而且有效降低了醫療糾紛。
2014年，我國深入推進“平安醫院”建設，建立“三調解一保險”長效機製，院內調解、人民調節、司法調解、醫療風險分擔機製有機結合、相互銜接，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製度體係不斷完善，呈現了“兩升兩降一延伸”的良好局麵：人民調解比例提升、醫患雙方滿意度提升、涉醫案件下降、醫療糾紛數量下降、醫療風險分擔覆蓋麵向基層醫療機構延伸。
各地加強醫院管理，規範醫療糾紛院內投訴處理。全國所有三級醫院、80%以上二級醫院設立專門機構或專人負責醫療投訴管理。2014年，全國醫療機構接受並妥善處理投訴10.8萬餘起，將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人民調解處理醫療糾紛6.6萬起，占醫療糾紛總量的57.4%，較2013年提升4.8%。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成功率在85%以上。
國家五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強醫療責任保險工作的意見》，積極推動醫療責任保險為主的醫療風險分擔機製。2014年，全國共有5萬餘家醫療機構參加醫療責任保險，其中二級以上醫院6100餘家；近6000家醫療機構參加醫療風險互助金。
調查顯示，患者對醫療服務滿意度、醫務人員對醫療秩序滿意度都有所提升。各地患者及醫務人員普遍反映醫療秩序得到有效維護，醫患關係日趨
緩和。
“大鬧大賠，小鬧小賠，不鬧不賠”，曾是很多地方解決醫患糾紛的“潛規則”。這種做法不僅犧牲了公平正義，而且助長了“醫鬧”行為。痛定思痛，各地積極探索社會治理新模式，運用法治思維解決醫患矛盾，使醫療糾紛處理走上法治軌道。
寧波市醫療糾紛理賠處理中心成立於2008年，由人保財險等5家保險公司組成政策性醫療責任保險共同體，下設醫療糾紛理賠處理中心，負責醫療糾紛理賠事宜。此前，由於沒有獨立的第三方調解機構，醫療糾紛往往是院方和患者麵對麵，“針尖對麥芒”。2008年3月，《寧波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暫行辦法》頒布，各家醫院購買醫療責任保險，出現醫療糾紛時，1萬元以內醫院可自行協商處理，超過1萬元的必須通過中心解決。2012年3月，《寧波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條例》實施，成為國內首個醫療糾紛處置地方性法規。這一條例不僅能幫助患者維權，而且有效遏製了“醫鬧”風氣，被譽為醫療糾紛的“寧波解法”。“寧波解法”之所以成效明顯，就在於實現了醫患的有效溝通，維護了雙方權益，既當患者的“老娘舅”，又做醫生的“知心人”。
2009年1月，天津市在全國率先以省級政府令形式頒布《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辦法》，成立了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全市公立醫院推行醫療責任保險。為確保醫調委獨立的第三方地位，天津創新性地實施了政府出資購買服務、市財政全額保障機製。二級以上公立醫院統一加入醫療責任保險，並推出了“10個工作日內將賠款劃入患方賬戶”的服務承諾。目前，天津已成功調解2003件醫療糾紛，成功率達87.3%，協議賠償額1.46億元，占患方索賠額的19.2%。與此同時，醫療糾紛發生率較2009年下降了58%。2015年1月1日，《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條例》正式實施，標誌著醫療糾紛處置納入法治
軌道。
醫患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共同的敵人是疾病。醫患之間，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維護正常醫療秩序，構建和諧醫患關係，是全麵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舉措，也是維護人民健康權益的重要手段。醫者安心，患者放心，必將成為未來醫療新常態。
“消失的腎”拷問醫患信任
醫患信任消失，根源在於不合理的醫療體製。如果不從體製上鏟除公立醫院的“逐利基因”，醫患信任就是空中樓閣
據央視報道，湖北農民萬潤平因為尿痛到醫院檢查，意外發現自己的右腎消失了。此前他曾經因車禍受傷，在湖北省人民醫院做過肝髒修補術。為此，萬潤平懷疑，醫生在手術中偷切了右腎。盡管醫學專家認為是外傷性腎萎縮，但萬潤平始終不認可，至今仍在討說法。
客觀地說，外傷性腎萎縮病例並不罕見。但是，作為一個農民，萬潤平沒有專業知識，加之聽到了太多的“醫生偷腎”傳聞，所以寧可相信“江湖險惡”，也不相信“醫生清白”。消失的右腎，折射出消失的醫患信任。
醫患之間發生誤解，通常是緣於醫患溝通不暢。醫學是一門極其複雜的科學，一個人即便窮其一生潛心鑽研，也隻能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而無法成為醫學通才。醫生尚且如此，更不必說患者了。例如，從患者的角度看，一個腎髒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讓患者理解並接受這樣的事實，絕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解釋清楚的。但是，在臨床中，很多醫生存在“家長式”
傲慢，或不屑溝通，或不善溝通，對患者冷言冷語、敷衍潦草，使患者無法理解醫學的局限性和風險性，從而為醫患衝突埋下隱患。一旦發生醫療意外，患者立刻啟動“有罪推定”模式，懷疑醫生道德淪喪，最終導致醫患衝突。
醫患信任消失，根源在於不合理的醫療體製。現代醫學的本質是“來自陌生人的照顧”。憑著一張小小的掛號條，醫患雙方締結契約，形成托付與被托付的關係。患者之所以願意把生命托付給一個“陌生人”，主要是基於對醫生的信任。但是，由於我國醫療體製改革滯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