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方來說，應該依法尊重患方的知情權，主動加強與患方溝通，盡量消除信息不對稱。例如，遇到特殊病情，讓家屬及時了解搶救進程，甚至親臨搶救現場，見證搶救過程，這既有利於家屬了解病情進展，也有利於展示醫院所做的努力。如果家屬全程參與醫療決策，就會更好地配合搶救。即便出現了
意外，患方也容易理解。如果醫療決策過程不透明，加上醫患溝通不到位，難免會讓患方疑竇叢生，最終導致衝突爆發。為了避免患方“人財兩空”的結局，醫方還應備好兩根“安全帶”：一根是給醫生的醫療責任險，一根是給患者的醫療意外險。如果有了“雙保險”，醫患衝突就會減少。
從政府來說，應該建立醫患糾紛的“緩衝帶”，避免醫患雙方發生正麵衝突。首先，堅持對醫療暴力“零容忍”，一旦出現打砸醫院行為，警方及時
出警，維護公共秩序，不允許發生涉醫違法犯罪行為。其次，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調解機製和公開透明的法律維權機製。無論是人民調解，還是司法訴訟，都不是“和稀泥”，更不是“花錢買平安”，而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維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讓當事者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陽光。如果醫方存在失誤和過錯，就應坦誠公開事實真相，這既是對死者的安慰，也有利於醫學進步，避免類似悲劇再發生。如果醫方盡心盡力，沒有過錯責任，就不該輕言賠償。因為賠償的前提是有過錯，而不是患者死亡。有過錯則賠償，無過錯不賠償。如果沒有鑒定結論，就逼迫醫院賠錢了事，那肯定是一筆糊塗賬，既難以讓患方滿意，也無法讓醫方服氣。事實證明，一味息事寧人，草草“私了”求和諧，不僅換不來和諧，反而埋下更大隱患。
醫療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醫療意外不可避免，但醫患衝突是可以避免的。以法治思維代替維穩思維，是化解醫患糾紛的治本之策。隻有讓暴力傷醫者寸步難行，讓依法維權者心悅誠服，“醫鬧”才會越來越少。
傷醫者該不該被“拉黑”
即便醫療環境不理想，醫生仍要堅守理想和信仰，學會用愛的寬恕來化解堅冰。這並不是對暴力的縱容，而是對生命的敬畏
2014年，上海一名女子帶著5歲的女兒到醫院看病，在未掛號的情況下，衝進診室要求優先治療，遭到值班醫生拒絕，女子在爭執中將醫生抓傷。事後，科主任在微信上發表聲明：“年輕醫生需要在應有的尊敬下工作；我的科室將不再為該女子的孩子提供繼續治療，直到此事得到合理、公正和滿意的解決。”這一聲明引起網友熱議，被稱為“報複性拒診”。此後，湖南等地相繼有醫生發表聲明，稱拒絕為傷醫者提供診療服務，有的甚至呼籲將傷醫者列入“黑
名單”。
醫生希望在安靜而有尊嚴的環境下工作，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我國大醫院人滿為患，喧鬧如集市，醫生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處於高度緊張狀態。而掛號看病，本是醫患之間的“契約”，其目的是保障患者有序就醫。如果患者違背“契約”，隨意闖入診室，並要求優先就診，不僅影響醫生的情緒，而且影響其他患者就診。尤其是當醫生受到暴力威脅或傷害時，醫患雙方已經失去了基本的信任，醫生很難再平心靜氣地看病，即便暫停出診，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當糾紛平息之後，醫生並沒有選擇患者的權利，更沒有把患者
“拉黑”的權利，這是由醫學的本質決定的。醫生不得拒絕治療患者，既是法律要求，也是道德底線。因此，我們寧願相信所謂的“拒診聲明”，隻是一種“姿態性表達”，而非真實的訴求。當一名患者生命垂危時，無論貧富貴賤，有罪或者無罪，在醫生麵前都是平等的生命，都應得到及時救治。因為生命價值高於一切，不管醫生內心有多少委屈，見死不救或者選擇性救治，都是違背醫學倫理的。可見，“報複性拒診”既不合情也不合法。
也許有人說，醫患之間是平等的。患者雖然是弱勢群體，但如果犯錯不受懲罰，無理取鬧者就會越來越多，醫生的權利誰來保護？其實，對於患者的
錯誤，需要分清性質、區別對待。有的患者故意侮辱或者傷害醫生，涉嫌在公共場所尋釁滋事，理應依法懲處；而有的患者並無主觀故意，隻是因為言行不當與醫生發生口角，這就需要加強溝通和教育。如果醫生隨意采取“報複性懲罰”“選擇性治療”，把自己不喜歡的患者“拉黑”，無疑會加劇醫患對立情緒，使本已糾結的醫患關係形成“死結”。古語雲：冤冤相報何時了。以怨報怨，以牙還牙，以暴製暴，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容易引發更多衝突。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說：“當我走出監獄時，我就明白，如果我不能把所有的悲痛和怨恨都拋在身後，那我就仍然在監獄裏住著。”作為醫者，也當有如此胸懷。
當前，暴力傷醫事件時有發生，重建醫患信任並非易事。然而，越是艱難時刻，越需要醫方先行，邁出關鍵的第一步，打破冰凍的僵局。醫學是人性善良的表達，沒有愛就沒有醫學。即便醫療環境不理想，醫生仍要堅守理想和
信仰，學會用愛的寬恕來化解堅冰。所謂愛的寬恕，就是因為愛而寬恕對方。這並不是對暴力的縱容，而是對生命的敬畏。當醫者把愛傳遞給患者時，患者也會把愛傳遞回來，從而形成一個正能量“循環圈”。
從長遠看，構建和諧醫患關係，僅靠醫患之間的相互理解是不夠的。消除醫患信任危機，根本出路在於深化醫改，破除醫藥衛生體製機製障礙，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醫療衛生製度，才是解決醫患矛盾的治本之策。
消除醫患之間的戾氣
暴力事件讓公眾產生焦慮，而這種焦慮又很容易以更極端的暴力方式釋放，形成惡性循環。消除醫患之間的暴戾之氣，既要彌補製度缺陷，更要彌補精神缺陷
2014年，全國連續發生多起暴力傷醫事件：黑龍江齊齊哈爾北鋼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孫東濤在接診時，被患者用鐵棍猛擊致死；河北易縣人民醫院外科醫生李愛新在寫病曆時，被患者用刀割破喉部致傷……淋漓的鮮血，一次次染紅白大褂，醫者痛心，社會震驚，醫患關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霧霾”。
嚴格地說，此類事件涉嫌刑事犯罪，已經超越了醫患關係的範疇。但是，縱觀近期多起傷醫案件，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點，即患方因對治療效果不滿意，並未與醫生進行充分溝通交流，便直接采取了極端暴力方式。如此野蠻粗暴之舉，堪稱文明社會的“返祖現象”。近年來，從怒摔嬰兒到校園投毒，從網絡暴力到航班鬥毆……一股暴戾之氣正彌漫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醫療行業尤為突出。一些人無視法律和道德的底線，試圖用“叢林法則”來解決社會矛盾。無疑，這是一種浮躁扭曲的社會心態，值得深刻反思。
醫患之間的暴戾之氣，究竟從何而來？首先，與醫藥衛生體製改革滯後相關。目前，盡管我國已經實現全民醫保，但城鄉居民醫療保障水平偏低，看病自費比例居高不下，看病難、看病貴仍被視為一座沉重的“大山”。很多人舉債看病，因病致貧，一旦治療效果不理想，感覺人財兩空，很容易產生偏激
情緒。其次，與公眾健康素養較低相關。不少人認為現代醫學無所不能，而忽視了醫學的風險性和局限性。當疾病無法治愈時，便會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導致偏激行為。再者，與新聞輿論的“放大效應”相關。一些媒體過度追逐醫療行業的負麵新聞，甚至歪曲事實，客觀上放大了醫療行業的黑暗麵，導致醫生形象被妖魔化，嚴重影響了患者對醫生的信任，甚至助長“仇醫”情緒。
雖然暴力傷醫背後，隱藏著深刻而複雜的社會背景。但是，一個人無論有多少不滿和怨恨，都不能濫傷無辜，更不能對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醫生“下狠手”。暴戾之氣橫行，不僅破壞了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而且汙染了和諧友善的社會空氣，最終導致人人自危，誰都沒有安全感。暴力事件讓公眾產生焦慮，而這種焦慮又很容易以更極端的暴力方式釋放，形成惡性循環。
可見，消除醫患之間的暴戾之氣，既要彌補製度缺陷，更要彌補精神缺陷，加強國民素質教育，提升全民精神“海拔”，讓暴力思維慣性漸行漸遠。一是普及醫學常識。很多人對醫生抱有過高的期望值，認為花錢看病必須治好，治不好就是醫生有問題。其實，醫學是一門“試錯”的科學，誰也不敢保證萬無一失。任何治療方法，都是有利有弊，醫生隻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治療有病的軀體，如同修補破碎的容器，永遠不可能“修舊如新”。二是加強生命教育。人世之間，生命至貴。生命都來之不易，一旦失去，無法重來。所以，每個人既要珍愛自己的生命，也要珍愛別人的生命，任何褻瀆生命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應該成為社會道德的底線。三是加強法治教育。法治是公平正義的基石，法治社會崇尚契約精神，每個人都要學會以理性代替衝動，以對話代替對抗，而不能為所欲為，以鬧取勝，更不能“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否則就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暴力傷醫，天理不容，違法者必將受到嚴懲。然而，消除醫患之間的暴戾之氣，任重道遠。構建一個尊重、寬容、互信、和諧的社會環境，需要國家、社會、媒體和公民共同努力。既然每個人都在追求更有尊嚴和安全感的生活，希望公平正義的陽光普照大地，那麼，誰都不應成為冷漠的旁觀者，而要學會彼此理解和尊重。如果每個人都釋放善意和信任，社會就會充滿正能量；如果每個人都心懷敵意和猜疑，社會就會充斥負能量。醫患之間，也是如此。正如星雲大師所言：“一念放下，萬般自在。”
願法治和道德的陽光，早日驅散醫患關係的“霧霾”！
尋求醫患溝通“最大公約數”
醫患之間，發生糾紛不可怕，可怕的是公共理性被偏激情緒所淹沒，醫生成為汙名化和妖魔化的犧牲品。媒體要善於打撈“沉沒的聲音”，不能讓任何一方成為“沉默的羔羊”
2013年，有網友稱福建泉州一名新生兒在保溫箱中“活活被烤死”。照片上嬰兒背部皮膚焦黑，慘不忍睹。後經泉州市衛生局調查，排除了嬰兒被保溫箱燙死的可能，初步鑒定為死於感染。目前，醫患雙方已達成和解協議。
這是一起典型的因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醫療糾紛。患方認為，嬰兒被活活烤死，顯然是醫生玩忽職守導致的。醫方認為，這一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保溫箱又稱嬰兒暖箱，其特點是恒溫、恒濕，一般設定在37攝氏度左右，和人體溫度基本一致。無論如何，保溫箱都不會“烤死人”。至於嬰兒皮膚上的燙傷樣痕跡，其實是一種皮膚感染性疾病，一般人很難辨別。
現代醫學是一門複雜的科學。由於分科越來越細，即便是學醫的人，對於自己不熟悉的疾病，也很難作出判斷，更不要說普通大眾了。如果隻看表象，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例如，發生在貴州的“女童被扇耳光致死”事件，患者看到護士“扇耳光”，其實是護士在做麻醉後喚醒，隻是動作幅度過大，護士並無傷害嬰兒的動機，這與患方所稱“扇耳光致死”有本質差異。與此類似的還有“八毛門”“縫肛門”等事件，均是醫患信息不對稱所致。因此，消除醫患“知識鴻溝”，是減少醫患誤傷、化解醫患矛盾的重要途徑。
通常來說，在醫患關係中，醫方占據主導地位，屬於強勢；患方處於被動地位，屬於弱勢。近年來，每當發生醫患糾紛，公眾總是傾向於同情弱者，站在患者一邊指責醫方。而個別媒體僅憑一麵之辭，就舉起輿論大棒，抨擊“醫者無德”。其實，“強勢”與“弱勢”是相對的。在“溫箱烤死嬰兒”事件中，患方既不同意做屍檢，也不做醫療事故鑒定，而是利用媒體施加壓力，將醫生推向輿論的“審判台”，迫使醫院給予高額賠償。在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醫方顯然成了“弱勢”。萬幸的是，一些醫學專業人士挺身而出進行申辯，政府部門組織專家調查澄清，終使醫生免受不白之冤。
“自媒體時代”是一個眾聲喧嘩、眾說紛紜的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輿論場，每一個公民都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發出聲音，占領輿論製高點，以求在利益博弈中贏得主動。而作為社會良知的守護者，主流媒體必須堅持真實、客觀、公正、平衡的原則。越是麵對複雜的事件，越要頭腦冷靜、保持
理智，絕不能圖一時之快、逞一時之勇。在利益訴求多元化的今天，媒體不能僅僅滿足於做“傳聲筒”，而要做“挖掘機”，通過深入調查，還原事實真相。當利益雙方各執一辭時，媒體應向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求證，辨明是非，以理服人。尤其是在博弈雙方話語權不對等的情況下，要善於打撈“沉沒的聲音”，不能讓任何一方成為“沉默的羔羊”。假如媒體為了追求“轟動效應”，盲目跟風炒作，必然會影響公眾的判斷力，最終喪失公信力。
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醫患矛盾日益凸顯，醫患信任脆弱不堪。為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媒體應堅守底線，尊重事實，回歸常識，回歸理性，努力尋求醫患溝通的“最大公約數”，扮演社會“壓艙石”和“穩壓器”的角色。如果不能用科學精神捍衛醫者尊嚴，任憑詆毀醫生事件屢屢上演，必將導致社會“仇醫”情緒泛濫，引發惡性傷醫事件頻頻上演。
醫患是一對矛盾體，雙方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各自訴求。醫患之間，發生糾紛不可怕，可怕的是公共理性被偏激情緒所淹沒，醫生成為汙名化和妖魔化的犧牲品。因此，努力消除醫患信息不對稱，用對話代替對抗，用理性代替
衝動，是媒體重要的社會責任。
醫患信任，為何如此脆弱
很多醫生把病人僅僅當成病例，而非病人。患者隻能看到冰冷的設備，卻感受不到醫學的溫暖。醫生在病人身上，不僅要投入時間和技能，更要投入情感
2013年，一名車禍重傷男嬰在江蘇省射陽人民醫院不治身亡。患方稱，醫生讓患者先掛號後搶救，CT室的門敲了十幾分鍾才打開，延誤了治療。而調查顯示，患者是先做檢查後掛號，並未延誤治療。醫院錄像也證明，CT室的門僅十幾秒就打開了。
此事不禁令人想起“八毛門”“縫肛門”等事件。其共同特點是，患方對醫方產生“習慣性質疑”，主觀臆斷醫生見利忘義、見死不救，從而將醫生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博弈論中，有一個著名的“囚徒困境”。從理論上說，雙方互相保持忠誠是整體最優的結局。但最終的結果卻是，雙方都選擇了背叛對方。眼下，我國的醫患關係也陷入“囚徒困境”。過去，患者對醫生是深信不疑，如今卻是半信半疑。過去，病人隻要有1%的希望，醫生就會盡100%的努力。如今，即便有99%的希望，醫生也會小心翼翼，生怕出現1%的失敗率。在這樣的防範心理下，醫患雙方都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醫患關係日趨緊張。
最近，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顯示，社會的總體信任度
下降，隻有二到三成人信任陌生人。社會不信任導致社會衝突增加，又進一步強化了社會的不信任，陷入惡性循環的困境中。在我國，醫患之間鮮有“道德信任”，隻有“技術信任”。而失去了“道德信任”的基礎，“技術信任”往往脆弱不堪。一旦發生不良醫療後果，這種“信任”就會立即出現戲劇性轉折，而且變成徹底的不信任。治好了，醫生就是天使；治不好，醫生就是魔鬼。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信任，成為醫患關係的一大特點。
為什麼醫療技術越來越發達，醫患之間的衝突卻越來越頻繁？醫生得到的評價卻越來越差？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在經濟社會劇烈變革的今天，醫患信任危機的原因是複雜的，既有社會環境因素，也有醫療體製因素。然而，僅就醫患關係而言，醫生是主導因素。因此，改善醫患關係，需要醫方先行。
醫學在快速發展進程中，如果缺乏人文精神的燭照，隻能沿著技術崇拜的路徑前行，這是醫患關係緊張的一個重要誘因。很多醫生把病人僅僅當成病例，而非病人；把醫學僅僅當成放幾個支架、切幾個腫瘤、用幾種新藥，而非情感的交流。患者隻能看到冰冷的設備，卻感受不到醫學的溫暖。
醫學的本質是人學，醫學承載著“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神聖使命，本應是愛的表達。醫學要前行，不能單純依賴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需要有人文精神的滋養。在醫生的眼裏，不能隻見疾病，不見痛苦；不能隻有技術救助，沒有心靈撫慰。醫生在病人身上，不僅要投入時間和技能，更要投入情感。如果醫生的心中沒有同情、憐憫和關愛，再先進的技術也會貶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信任缺失的環境下，醫患雙方都是受害者。而要破解醫患信任危機，必須高揚醫學人文精神，重建醫療行業的公信力。隻有醫學變得越來越溫暖，醫患關係的堅冰才會日漸消融。
打通患者維權的“任督二脈”
“醫鬧”猖獗的深層原因是患者維權渠道不暢，維權成本太高。如果隻“堵”不“疏”，就有可能治標不治本，甚至形成患者維權的“堰塞湖”
據報道，廣東中山市連續兩年實現“零醫鬧”。根據規定，一旦醫院出現“醫鬧”，警方應在15分鍾內派出不少於10名警力到達現場，進行先期處置，並迅速組織3倍於患方人員以上的警力，由公安分局領導帶隊到現場處置。這就是中山市治理“醫鬧”的典型模式。
2013年，我國醫療糾紛總數約為7萬件。雖然“醫鬧”僅占少數，但其社會衝擊力極大，影響惡劣。過去，很多地方警察麵對“醫鬧”，隻是在一旁拍攝取證，隻要不發生流血事件，就不出麵製止，結果越鬧越大，無法收拾。中山市變“鬧後被動處置”為“防鬧主動作為”，這不僅是工作思路的轉變，更是社會治理能力的體現。
從患方的角度看，之所以願意選擇“鬧”，是因為“鬧”的成本最低、收益最高。一些地方政府在維穩的壓力下，犧牲法治原則，花錢買平安。不管患方有理沒理，一律讓醫院賠償了事，助長了患方“不鬧白不鬧，鬧了不白鬧”的心理。事實上，越想“和稀泥”，就越不太平。隻有打破“小鬧小賠，大鬧大賠，不鬧不賠”的規則，堅持“小錯小賠，大錯大賠，無錯不賠”，才能長治久安。
有人質疑，“主動出警”與“慎用警力”是否相悖？“慎用警力”不是濫用警力，也不是不用警力。明知有可能發生暴力衝突，警察還不製止，就是失職行為。如果等到“鬧大了”再來處置，往往需要動用更多警力，社會成本
更高。所以，重拳出擊治“醫鬧”，目的就是引導患方放棄“叢林法則”，走上依法維權的軌道。
“醫鬧”猖獗的深層原因是患者維權渠道不暢，維權成本太高。隻“堵”不“疏”，光“堵邪路”而不“開正路”，就有可能治標不治本，甚至形成患者維權的“堰塞湖”。所以，根治“醫鬧”，關鍵是打通患者依法維權的“任督二脈”。
當前，醫療糾紛發生後，患者的維權路徑大致如下：一是和醫院談判協商。這是一種最溫和的方式，由於醫患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稱，其結果往往是醫院占據強勢，患者處於劣勢。二是向衛生行政部門投訴。由於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有天然的“血緣關係”，存在“護犢”之嫌，所以公信力不高。三是向各級醫學會申請醫療事故鑒定。醫學會是事業單位，上級主管是衛生行政部門，鑒定專家來自各大醫院。讓“老子”鑒定“兒子”，其結論難免令人質疑。加之申請醫療事故鑒定程序複雜，層層審批，很多申請者被拒之門外。四是向法院起訴。且不說司法鑒定的公信力高不高，單說冗長的訴訟程序就讓人“傷不起”。一個醫療官司往往需要打上數年，黑發人變成白發人，也未必能得到一紙公正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