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臨床醫生寫論文、搞科研並沒有錯，錯就錯在醫院將論文與職稱、薪酬等掛鉤，實行論文“一票否決”。雖然科研與臨床相輔相成，但對於大多數基層醫生來說，臨床與科研很難兼顧。在國外，醫生分為臨床型和科研型。一般來說，非教學醫院的醫生並不需要寫論文、做科研。即便是教學醫院，如果臨床醫生不承擔教學任務，也不必寫論文。很多臨床醫生寫論文，主要是出於個人興趣和探索精神，希望總結臨床經驗解決實際問題，並非出於功利目的。而我國醫生卻被逼成“萬能型”，無論什麼類型的醫生，一律都要寫論文，這顯然不符合醫學人才培養規律。
醫生的天職是治病救人，會看病是患者對醫生的基本要求。改革不合理的職稱評定製度，把醫生從“論文枷鎖”中解放出來，這是醫生的心聲，也是患者的期盼。
醫生和廚師
廚師不按菜譜做菜，多一把鹽，少一把鹽，問題還不算大，至多是影響食客的胃口而已。但是，如果西醫不按診療標準治病，隨心所欲，天馬行空，就可能損害患者的生命健康
北京協和醫院一位醫生到美國學習，居然在一家很小的診所裏，見到了全球知名的婦科專家。他發現，美國醫院是不分等級的。無論走到哪裏，醫生都遵循同樣的標準，大城市和小城鎮並沒有顯著差異。而在中國，醫生的水平參差不齊，協和醫院是國家水平，縣級醫院是縣級水平，鄉鎮醫院是鄉鎮水平。他認為，中美醫療的差距，主要在於醫生培養體係。
由此聯想到中美飲食的差別。在美式快餐連鎖店，無論漢堡還是薯條，廚師都執行同一標準。因此，無論走到哪家店，味道都是一樣的。中式餐館則不同，每位廚師都有自己的標準，不同的餐館，不同的味道。例如，同是魚香
肉絲，有的偏甜，有的偏酸，有的偏辣，名同而味不同。
當然，廚師和醫生是兩個不同的職業，社會對其要求有所不同。廚師不按菜譜做菜，多一把鹽，少一把鹽，問題還不算大，至多是影響食客的胃口而已。但是，如果西醫不按診療標準治病，隨心所欲，天馬行空，就可能損害患者的生命健康。因此，培養醫師必須強調標準化，而不能像培養廚師一樣個性化。同樣的疾病，無論在大醫院，還是小診所，醫生的診治標準必須是統一的，否則就會讓病人無所適從。
100多年前，美國開始實施住院醫師培訓製度並沿襲至今。在美國，一名醫學生畢業後，必須經過若幹年的住院醫師培訓，再考取醫師執照，才能成為正式醫生。住院醫師培訓實行全國統一標準，目標是培養能夠獨立執業的醫師。畢業生考取醫師執照後，可以選擇到醫院工作，也可以選擇個人開診所，還可以進入專科醫師培訓體係繼續深造。通過這樣的培養體係，美國源源不斷地製造“標準化醫生”，輸送到全國各地的醫院和診所，病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高質量的醫生。
相比之下，我國尚未建立統一的住院醫師培養製度，醫生隊伍魚龍混雜。醫學生畢業後，沒有進過嚴格的臨床實踐，就直接進入各級醫院。醫院的水平，直接決定了醫生的水平。同一院校的畢業生，一個分到“國家隊”，一個分到
“地方隊”。10年之後，兩個人的水平就會有天壤之別。由於缺乏住院醫師培訓製度，即便是分配到“國家隊”的畢業生，在當住院醫生期間，其主要工作也是寫病曆、開化驗單等，基本沒有獨立診療的機會。因為在大醫院，專家是核心資源，病人奔著專家去，醫護圍著專家轉。住院醫師是個“小角色”，很難有獨立診療的機會。因此，中國醫生和美國醫生起點大致相同，但成熟期平均晚10年，不僅浪費了醫學人才，而且減少了社會收益。
醫學是一門實踐科學。醫生離開臨床，就像水手離開大海。目前，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建立住院醫師培訓製度的國家。醫學生畢業後直接進
醫院，“碩士博士不會看病”的現象比比皆是。有的雖然評上了高級職稱，但臨床經驗匱乏，隻會紙上談兵。老百姓看病，一半聽名氣，一半靠運氣。為了避免被誤診誤治，很多人寧願到大醫院通宵排隊，也不願意去小醫院，從而導致“全國人民上協和”。這說明，我國醫生的培養模式與醫學規律嚴重脫節，極大地影響了醫療質量，損害了病人利益。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建立全國統一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製度，是深化醫改的重要內容，也是走出人才瓶頸的必由之路。今後，“一出校門就當醫生”的曆史將被改寫，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將成為一項剛性製度。當一批又一批的“標準化醫生”成長起來後，老百姓看病就不會“撞大運”了。
良醫不是速成品
醫生是公認的“晚熟”職業，不可能人工“催熟”。醫生有良醫和庸醫之分。良醫治病，庸醫要命。而庸醫之害，甚於無醫
最近，國家為了緩解院前急救、兒科崗位專業人員匱乏現狀，在醫師資格考試中，對兒科和院前急救崗位從業人員開展相關專業內容的加分考試。業內人士稱，這意味著變相降低急救和兒科醫生的執業門檻。
降格錄取醫生，主要是為了緩解看病難。所謂看病難，說到底是醫生短缺，尤其是好醫生數量不足。截至2014年底，我國每千人口擁有執業醫師2.12人。其中，兒科醫生缺口更大，每千名兒童僅擁有0.25名醫生。按照發達國家的
標準，我國至少還缺20萬名兒科醫生。病人越來越多，而醫生數量卻無法同步增長，這是一個全球普遍現象。即便是在歐美國家，每千人口擁有3至4名執業醫師，患者依然抱怨醫生太少，看病等候時間過長。而我國醫生除了數量不足之外，素質也參差不齊。例如，協和醫院是國家級水平，縣醫院是縣級水平，鄉鎮醫院是鄉鎮水平。醫生水平相差懸殊，加劇了醫療資源供需矛盾。
有人說，既然醫生這麼短缺，為啥不擴大醫學院招生規模，多培養點醫生？的確，隻要稍稍降低一點門檻，就可以迅速增加醫生數量，緩解燃眉之急。
但是，醫生是一個關乎生命的神聖職業，隻有經過最嚴苛的訓練和考試，才能成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醫學教育是精英教育，必須百裏挑一，優中選優。良醫不是“速成品”，無法“批量生產”。培養一名良醫，不僅需要選擇一顆“良種”，更需要漫長的等待。沒有數十年的澆灌，是不可能開花結果的。因此，醫生是公認的“晚熟”職業，無法人工“催熟”。倘若急於求成，盲目擴大數量，就如同往美酒裏摻水，自毀品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為此，一大批農民放下鋤頭拿起針頭，成為“赤腳醫生”，這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產物，雖然有一定積極作用，但並不符合醫學人才培養規律。改革開放後，我國建立了鄉村醫生資格準入製度，今後這支隊伍將逐漸被經過全國統考的執業醫師取代。
醫生有良醫和庸醫之分。良醫治病，庸醫要命。而庸醫之害，甚於無醫。如果良醫短缺了，就用庸醫來充數，無異於飲鴆止渴，拿人命當兒戲。降低當醫生的門檻，必然導致醫療質量下降，最終受害的是患者。讓不合格的人穿上白大褂，等於讓“隱形殺手”混入醫生隊伍。所以，在醫生準入這件事情上，任何國家都不敢“任性”，寧缺毋濫。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物以稀為貴。大凡稀缺資源，價格必然較高。而市場是一隻“神奇的手”，可以通過價格機製調節資源稀缺程度。醫生短缺，從眼前看令人憂慮，從長遠看未必是壞事。目前，我國的醫生還是“單位人”，無法自由流動，其薪酬標準基本固定，與市場需求無關。但是，當醫生擺脫體製的束縛，實現自由執業後，其薪酬高低將由市場來決定。既然醫生是稀缺資源，供不應求，其薪酬自然會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當醫生成為一個高收入、有尊嚴、有地位的職業時，必然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學醫從醫，從而源源不斷地增加醫生總供給。如此一來，看病難就會逐漸緩解。
醫生短缺，是一道世界性難題。然而，培養良醫是百年大計，不能急於求成，更不能拔苗助長。惟有創造一個尊重醫生的社會環境，良醫才會蓬勃生長。
打開私人診所“綠色通道”
凡是和醫療安全無關的管製，都應該放寬甚至取消。讓醫生自由開辦私人診所，是一種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強激勵機製，可以最大限度調動人的潛能，增加醫療資源供給
據報道，河南某三甲醫院一名眼科醫生辭職，自籌300多萬元，準備開辦私人診所。然而，在通往自由執業的路上，他經曆了繁雜的行政審批。奔波近一年，房子租了，設備買了，人員聘了，卻被告知審批不合格，進退兩難。
這位醫生的遭遇，折射出我國醫生管理體製的弊端。目前，我國絕大多數醫生都屬於事業單位人，一個蘿卜一個坑，很難自由流動。一名醫生要想開辦私人診所，需要打通各種關節，蓋上幾十個公章，如同走一場“萬裏長征”。這種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審批方式，不僅為權力尋租留下空間，而且嚴重束縛了醫療生產力。
我國醫療資源總體不足，加之布局不合理，尤其是基層優質醫療資源薄弱，老百姓深感看病難。而要緩解看病難，當務之急是釋放醫生的潛能，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使老百姓就近看病。目前，很多公立醫療機構都存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問題，醫生忙閑不均。尤其是在基層醫療機構，醫生積極性還沒有調動起來。
這讓人想起農村土地承包製改革。改革前，土地是集體的，打的糧食也是公家的，農民幹活沒有積極性，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誰也吃不飽。土地承包後，農民有了“自留地”，也有了自主經營權，沒人催，沒人管，半夜起來就幹活。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但糧食產量卻大幅提升。同理，醫生開辦私人診所，就如同有了一片“自留地”，多勞多得，自收自支，積極性必然增加，服務質量也會提高，最終受益的是患者。
理論上說，凡是和醫療安全無關的管製，都應該放寬甚至取消。降低對私人診所的審批門檻，為私人診所打開“綠色通道”，是政府簡政放權的應有之義。從全世界來看，醫生和律師、會計師一樣，都是自由職業。讓醫生自由開辦私人診所，是一種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強激勵機製，可以最大限度調動人的潛能，增加醫療資源供給。
有人擔心，放開私人診所管製，會不會引起醫療市場無序競爭，導致資源浪費？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私人診所的技術壟斷性弱，隻要放開準入門檻，市場就會進行充分競爭。同時，私人診所不需要大量投入，即便倒閉了，也不會造成太大浪費。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基層醫療服務主要由私人診所提供。
還有人擔心，放開私人診所管製，會不會導致醫療騙子泛濫？其實，市場不僅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還有一隻“隱形的眼睛”，即聲譽監督機製。醫療是一個晚熟的行業，不可能短期贏利，隻有不斷積累聲譽，才可能獲得更大收益。在市場競爭充分的環境下，政府實行放寬準入、嚴格監管，私人診所自然會愛惜聲譽，否則就會被列入“黑名單”，無法生存。
更重要的是，鼓勵開辦私人診所，可以倒逼公立醫院深化改革，製定符合行業特點的薪酬製度，更好地調動醫生的積極性。目前，公立醫院醫生普遍反映薪酬太低，但究竟應該如何給醫生定薪酬，還是一個難題。由於私人醫生市場尚未形成，醫生的合理薪酬也沒有“參照物”。如果私人診所發達了，市場自然會給醫生定價，政府為醫生合理定薪便有了依據。
讓醫生自由執業，是解放醫療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當一座座私人診所星羅棋布時，老百姓看病才會越來越方便。
醫生不能成為“一潭死水”
盡管公立醫院存在諸多弊端，但是一位醫生如果離開公立醫院，又能到哪裏去呢？我國私立醫院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難以和公立醫院抗衡
2013年，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女超人”於鶯主動辭職，告別了公立醫院的“鐵飯碗”，成為一名自由人。此舉在醫務界引起很大反響，有人稱讚，有人擔憂，有人惋惜。
在價值觀多元化的今天，一名醫生無論選擇公立醫院，還是選擇私立醫院，其實都很正常，不足為奇。然而，於鶯離開公立醫院的理由是：“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評判體係玩了。”這句話引發了人們對公立醫院管理體製的反思。
對於醫生來說，在一家“大廟”裏工作，很快就能嶄露頭角；在一家“小廟”裏工作，可能一輩子默默無聞。這就是有人勸阻於鶯辭職的理由：“協和離開了你，協和還是協和；你離開了協和，你就不是你了。”因此，絕大多數大型公立醫院的醫生，是沒有勇氣辭職的。
長期以來，公立醫院占據壟斷地位，人才資源、科研經費、尖端設備都聚集在這塊“風水寶地”，患者趨之若鶩。但是，拔尖人才紮堆的地方，未必是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很多人感到，在公立醫院體製內，就像“籠子裏的螃蟹”，互相掣肘，論資排輩，很難放開手腳，無法充分實現個人價值。
我國的公立醫院屬於事業單位，行政化、官本位現象嚴重。即便是同在北京地區的三甲醫院，由於行政隸屬關係不同，有的醫院是局級，有的醫院是處
級。級別不同，待遇也不同。於是，“醫而優則仕”之風甚烈。一位醫生稍微有點名氣，就想著如何當官，因為這樣可以占有更多資源，獲得更大發展。而技術一流卻無級別的醫生，往往被邊緣化。在這樣的體製裏，“醫生圍著主
任轉，主任圍著院長轉”，醫生的核心價值難以體現。
在公立醫院，以論文為導向的評價體係也讓不少醫生深感無奈。一位醫生臨床水平再高、患者口碑再好，如果沒有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恐怕很難評上高級職稱。在片麵追求論文的“指揮棒”下，醫生把大量精力都花在了寫論文上，留給病人的時間大大縮水。一些醫生為了發表論文，到處抄襲，編造
數據，甚至嚴重脫離臨床實踐，論文數量上去了，看病質量下來了。
最令醫生不滿的是公立醫院的薪酬製度。醫生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高技術的職業，但是，由於公立醫院屬於事業單位，人力成本支出是有限製的，所以醫生的收入相對偏低。同時，我國醫療服務價格嚴重背離價值規律，
手術費、治療費基本虧本，醫生的勞動價值得不到合理體現。為了彌補收入不足，很多醫生利用周末假期，偷偷外出做手術。醫生屬於“單位人”，雖然法律並不禁止“多點執業”，但誰也不敢公開“背叛”醫院，隻能私下“走穴”。
盡管公立醫院存在諸多弊端，但是一位醫生如果離開公立醫院，又能到哪裏去呢？目前，我國私立醫院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難以和公立醫院抗衡。同時，私立醫院在醫保、科研等政策上，也存在不平等現象。一位醫生到了私立醫院，不僅事業編製沒有了，而且科研經費、學術地位、福利保障也會受到影響。很多曾經“逃離”了公立醫院的醫生，在屢屢碰壁之後，最終又無奈地回到了公立醫院，這足以說明醫生離開體製的困境。
樹挪死，人挪活。讓醫生流動起來，是大勢所趨，也是國際慣例。而要讓醫生從“單位人”變成“自由人”，就必須取消公立醫院的行政級別和事業編製，全麵推行醫生多點執業，打破公立醫院對人才的壟斷，讓市場重新為醫生定價。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放醫生，讓“一潭死水”變成“一江春水”。
醫生何時自由飛翔
很多公立醫院的醫生私下一直在“多點執業”，有的暗中在私立醫院出診，有的周末到外地“走穴”。與其讓醫生偷偷摸摸地兼職，倒不如明明白白地簽約，實行契約式管理
2013年，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了15年的龔曉明主動辭職，跳槽到上海一家公立醫院。允許多點執業，是他向新醫院提出的唯一要求。他說自己的理想狀態是，在公立醫院裏做教學、科研，在私立醫院和自己的診所做高端服務。
其實，龔曉明的理想狀態，就是美國醫生的常態。美國醫生屬於自由人，可以受雇於多家醫院。而我國醫生屬於單位人，一個蘿卜一個坑，無法自由
流動。尤其是大型公立醫院，等級森嚴，論資排輩。年輕醫生至少熬上10年，才能有機會獨立出診。隻要前輩把住手術台不放，晚輩就很難有出頭之日。因此，很多醫生感覺就像籠中鳥，有翅難飛，有勁難使。
中國病人和美國不一樣，認“廟”不認“和尚”。例如，北京協和醫院的名氣大，病人都是衝著這座“廟”來的，隻要一開門，就有人來“燒香”。即便“和尚”不會念經，也照樣門庭若市，這就導致“和尚”不敢輕易離開“廟”，否則就沒人認了。
患者跟著醫院走，而不是跟著醫生走，這是我國醫療體製的一大弊端。由於少數大型公立醫院擁有最尖端的人才、最先進的設備，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導致患者過度依賴大醫院。讓醫生自由流動，不僅可以改變醫療資源過度集中的局麵，促進醫療資源合理流動，避免“全國人民上協和”，而且可以打破僵化的醫療體製對人的束縛，解放醫生的生產力，使每一個人的潛能充分釋放，最終增加醫療資源供給總量，緩解看病難。
有人擔心，允許醫生多點執業後，專家都到私立醫院兼職了，公立醫院怎麼辦？事實上，很多公立醫院的醫生私下一直在“多點執業”，有的暗中在私立醫院出診，有的周末到外地“走穴”，有的甚至幾個星期見不到人影。對此，院長心知肚明，卻又無可奈何。其實，與其讓醫生偷偷摸摸地兼職，倒不如明明白白地簽約，實行契約式管理。公立醫院允許醫生多點執業，但一周出幾天門診、做幾台手術、管多少病人，都要有明確的規定。如果專家選擇多點執業，就必須騰出位置和機會給年輕人，這樣既可避免“專家霸台”，又能打通向上流動的渠道，公立醫院反而更有活力。
目前，我國醫生的陽光薪酬普遍偏低，無法體現其高風險、高技術、高付出的行業特點，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隻要讓醫生流動起來，醫生的市場價值就會自然形成。實行多點執業之後，醫生的薪酬將由市場來決定，真正體現多勞多得、優勞優得。有本事的醫生可以受聘多家醫院，名正言順地拿高薪，技術的價值將得到尊重。同時，市場的聲譽機製還會倒逼醫生提高醫德醫術，減少大處方、濫檢查等不良行為。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醫生的聲譽就是飯碗。一名醫生隻有贏得患者的信賴，才能獲得更豐厚的報酬；如果口碑不好，就會失去市場。由於個人聲譽與經濟收入密切相關，醫生自然會更加愛惜“羽毛”。
醫改成敗，關鍵在人。解放醫生，才能解放醫療生產力。可以預見，打開束縛醫生的體製枷鎖，讓醫生自由飛翔，將會催生一場曆史性的變革，給醫療市場帶來無限活力。
假如醫生沒有“身份”
作為事業單位人，醫生的薪酬不可能太高。而一旦醫生實現自由流動，其薪酬便可以由市場來決定，稀缺資源的價值得以充分體現
2014年，武漢亞洲心髒病醫院總經理葉紅坦言參與公立醫院改革的困惑。兩年多前，該院整體托管了武漢第七醫院。當時，武漢第七醫院接受私立醫院托管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保證職工的事業單位編製身份不變。目前，改革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少數具有事業單位編製的員工沒有後顧之憂，工作積極性不高，對醫院發展和效益漠不關心。
在中國，公立醫院醫生都擁有一個耀眼的光環—事業單位編製，而編製意味著一係列福利待遇。盡管很多人抱怨公立醫院體製僵化，但誰也不願輕易離開，因為他們害怕成為無依無靠的“社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