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誼醫院在提升掛號費的同時，取消了15%的藥品加成。眾所周知，在醫院的收入中，掛號費體現的是技術價值，可以100%轉化為醫院收益；而藥品收入體現的是消耗價值，隻有15%可以轉化為醫院收益。例如，在60元的掛號費中，醫院的收入是60元；而在400元的藥品銷售額中，醫院的收入也是60元。因此，一加一減的經濟學意義在於，醫院從“賣藥品”變成“賣服務”，藥品消耗減少了，而醫院利潤並未減少，老百姓負擔也沒增加，這是典型的“正和博弈”。
優質醫療資源具有稀缺性，而人的醫療需求卻具有無限趨高性，這是一對永恒的矛盾。如何配置稀缺資源，是一道世界性難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稀缺資源無論如何配置，總會有人得到有人得不到，有人多得有人少得，有人滿意有人不滿。因此，一種較為合理的遊戲規則，就是以貨幣價格來配置稀缺資源，將稀缺資源分配給那些能夠並願意支付相應價格的人。因為在多數情況下，他們是最需要資源的人，或者說，資源效用價值對他們來說相對最大。例如，英國倫敦在上下班高峰時段，對進城車輛征收擁堵費。這並非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利，而是利用價格杠杆緩解供需矛盾。又如，有的城市推行階梯電價，居民在基本用電量範圍內是平價，超過基本用電量後支付較高價格。此舉既滿足了居民基本用電需求，又減少了電力浪費。這說明，利用價格機製配置資源，是節約資源的有效手段。
然而，醫療衛生是具有一定福利性的公益事業。盡管價格機製在資源配置中具有積極作用，但如果過度依賴價格之手，就會走向極端和反麵。例如，公立醫院的專家號是準公共產品，必須體現公益性，不能用於牟利。因此，調整掛號費，應該堅持適度、合理、平衡原則，照顧到大多數患者的經濟承受力，而不能“隨行就市”，任其趨高。假如按照市場競價，一個知名專家號很可能賣到數千元至上萬元。如此一來，專家號就會變成了富人的“專供品”，多數人失去了平等獲得稀缺資源的機會，這就背離了“窮人的經濟學”，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在醫改中，我們既要堅持政府主導，又要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既要大膽運用價格杠杆，又不能盲目迷信價格杠杆。在滿足基本醫療需求方麵，政府應突出體現公益性，維持較低價格，保證大多數人能夠公平享有資源，不能讓窮人輸在健康起跑線上。而在滿足非基本醫療需求方麵，則可以借助市場之手，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的價值。
讓醫生成為“陽光職業”
在醫改的一盤棋中，醫療價格改革是一個“敏感棋子”，也是一個“核心棋子”。價格改革到位，可能滿盤皆活；價格改革滯後，可能陷入僵局
2012年7月，北京友誼醫院大幅提高掛號費，讓醫生看病更值錢，此舉令醫務界備受鼓舞。
眾所周知，醫生是一個晚熟的職業。培養一名合格的醫生，至少需要十幾年的周期。在國外，雖然學醫的成本很高，但學成之後的回報同樣很高。因此，白大褂的職業魅力從未減退。盡管學醫之路充滿艱辛，仍有大批優秀學子願意為之獻身。
然而，我國醫生的職業自豪感卻越來越少。由於醫療服務價格嚴重扭曲，醫生自嘲為“廉價勞動力”。以掛號費為例，北京協和醫院一名主任醫師的普通號是14元，而門外的停車費卻是每小時15元。類似的不合理定價，比比
皆是。這說明，我國的醫療服務價格已經嚴重背離了價值規律，而這也正是醫生抱怨最多、最不滿意的地方。
據丁香園網站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中國醫生對自身薪酬與待遇不滿意。醫生是一個高技術、高風險、高責任的職業，理應享有較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在西方國家，醫生的收入普遍高於教師和公務員。但是，我國的醫療定價很不合理。一方麵，技術勞務價格遠遠低於市場價值；另一方麵，藥品價格遠遠高於實際成本。醫生收入主要反映的不是人力資本價值，而是藥品、耗材、大型檢查的價值。很多醫生把“灰色收入”視為“合理補償”，由此催生出大處方、濫檢查等一係列問題。在扭曲的價格政策下，醫生由“陽光職業”變成了“灰色職業”。
我國很多醫療服務價格長期偏低，嚴重背離了價值規律，難以激發醫生靠技術吃飯的積極性。盡管社會各界大聲疾呼，有關部門卻始終巋然不動。其主要原因在於，我國醫藥費用快速增長，老百姓普遍反映看病貴。有關部門擔心，如果醫療服務價格大幅提升，而藥品價格依然降不下來，就有可能變成“兩頭翹”，引發社會不穩定。所以，很多地方政府雖已多次醞釀提價方案，但遲遲未敢出台。
醫改已經進入“深水區”，顯然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了。隻有大膽破除體製機製障礙，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醫改遇到的一大障礙就是醫療價格改革，這道坎繞不開、躲不過。如果因為害怕“微詞”而選擇回避，那就很可能使醫改的航船停滯不前。
在醫改的一盤棋中，醫療價格改革是一個“敏感棋子”，也是一個“核心棋子”。價格改革到位，可能滿盤皆活；價格改革滯後，可能陷入僵局。因為醫療價格是醫生勞動價值的體現，與調動醫生的積極性密切相關。建立合理的醫療價格體係，既是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也是對醫生勞動價值的尊重。
醫生是醫改的主力軍，也是決定醫改成敗的關鍵因素。醫生如果不靠技術吃飯，而是靠賣藥吃飯，那不僅是醫生的悲哀，也是社會的悲哀。因此，惟有從改革不合理的醫療價格體係入手，才能讓醫生回歸“陽光職業”。
打車難與看病難
無論是解決打車難，還是看病難，根本出路都在於改善供求關係。緩解看病難，必須著眼於增加資源供給總量，動員更多優秀人才源源不斷地進入醫療行業
2013年6月，北京出租車調價，起步價和堵車費都提高了。乘客普遍反映，高峰時段空車多了，打車容易了。即便是在最擁堵的時候，司機們也紛紛上路拉活兒，“人等車”變成了“車等人”。
北京“打車難”是個老問題。過去，出租汽車公司三令五申，要求司機高峰時段出車，但司機們總有各種理由應對，不是說要修車，就是說要交班，或者幹脆“躲貓貓”。其實，司機之所以不願拉活兒，主要是因為高峰時段出車賠錢，堵上5分鍾，才收2元，連油錢都不夠。如今，堵車費提高了，司機遇堵不慌，心平氣和，倒是乘客有點心驚肉跳了。這就是價格杠杆的力量。
由此想到看病難。打車和看病是有區別的，前者是彈性需求，後者是剛性需求，車可以不打，病不能不看。但是，打車難和看病難又有共同點，二者的本質都是供求失衡。因此，無論是解決打車難，還是看病難，根本出路都在於改善供求關係。
對於普通大眾來說，價格是一個敏感的信號。北京出租車漲價後，凡是打車的人，都是有剛性需求的人。沒有必要打車的人，權衡利弊，往往選擇性價比更高的公共交通。於是，稀缺資源就留給了那些既有需求也願意支付的人了。同理，看病難主要是專家資源短缺，供不應求。目前，在北京大多數三甲醫院，主任醫師的掛號費是14元，相當於出租車的起步價。由於專家號價格低廉，人人都消費得起，所以總是被一搶而空。很多人即便是頭疼腦熱，也要掛專
家號。而那些疑難重症患者，卻常常掛不上專家號，彈性需求者擠占了剛性需求者的資源。假如拉開專家號和普通號的價格差距，一部分小病患者就會選擇經濟實惠的普通號，專家號自然就會流向具有剛性需求的患者。可見，用好價格這隻“神奇的手”，可以優化資源配置。
當然，價格並非“萬能之手”。調價隻能解決存量問題，無法解決增量問題。當公眾度過了價格敏感期，供需矛盾又會凸顯。因此，僅僅靠提高價格來解決看病難，是有局限性的。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專家號不能無限上漲，其價格必須與患者的經濟承受能力相匹配，否則窮人就會看不起病。因此，從長遠看，緩解看病難，必須著眼於增加資源供給總量，動員更多優秀人才源源不斷地進入醫療行業。目前，我國的醫生總體待遇較低，難以吸引最拔尖的人才獻身醫學事業，這將導致專家資源越來越稀缺。如果不能有效改善資源供給狀況，看病難必將成為“死結”。
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凡是稀缺資源，必然有較高的市場定價。既然專家號供不應求，專家理應成為高薪階層。但是，我國的醫生絕大多數屬於事業單
位人，其薪酬待遇無法體現其勞動價值，而醫生的自由流動也受到嚴格限製，多點執業有待政策完善。很多醫學生畢業後，因為無法忍受清苦的生活，紛紛脫下白大褂，進入醫藥公司或其他行業，直接導致了醫療資源供給不足。
為了讓優質醫療資源越來越多，必須讓醫生拿到高薪，這樣才能吸引優秀人才學醫從醫。而要讓醫生成為高薪階層，關鍵是從製度上解放醫生，使其成為多點執業的自由人。當醫生進入市場後，其薪酬就會回歸本位。有真才實學的醫生將被高薪聘用，不學無術的醫生將被無情淘汰，一個良性競爭的局麵就會逐漸形成。當醫生成為由市場定價的自由人之後，優質醫療資源供給量必然增加，看病難就會漸行漸遠。
解決看病難，根本出路在於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醫生是醫療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隻有打破束縛生產力的製度藩籬，最大限度釋放醫生潛能，才能真正解放醫療生產力。
“掛號難”成了“老大難”
解決“掛號難”，既要考慮如何“分蛋糕”，更要考慮如何“做蛋糕”。隻有把“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結合起來，才能有效緩解供需矛盾
2012年8月20日，北京協和醫院實行24小時掛號新製度，取消原來每天早晨6點30分掛號的做法，從每晚8點開始掛第二天的號，並可掛未來三天
的號。此舉雖然減少了患者半夜排隊之苦，但在號源不增的情況下，隻是把掛號早高峰提前到晚高峰。很多稀缺專家號1個小時就被搶空，剩下的23個小時成為擺設。
近年來，為了緩解“掛號難”，北京協和醫院可謂煞費苦心，傷透腦筋。
然而，麵對“全國人民上協和”的巨大壓力，無論“遊戲規則”怎麼變，“一號難求”的局麵始終無法改變。
“掛號難”的本質是優質資源短缺，供求關係失衡。隨著全民醫保製度的完善，醫療需求大量釋放，未來醫療市場的供給壓力會日益增大。因此，解決“掛號難”，既要考慮如何“分蛋糕”，更要考慮如何“做蛋糕”。隻有把“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結合起來，才能有效緩解供需矛盾。
首先，要換個思維“分蛋糕”。應該說，北京協和醫院集中了全國最優質的醫療資源，不僅疑難重症患者慕名而來，就連普通感冒患者也趨之若鶩。原因很簡單，到協和看病，性價比最高。一是我國尚未建立完善的分級醫療製度，到任何醫院看病都沒有門檻，來去自由，非常方便。二是協和醫院的掛號費和其他同級醫院沒有差異，除了特需號之外，最低的普通號5元，最高的主任醫師號14元，價格差距不足10元，相當於王府井地區1個小時的停車費。由於價格信號“失靈”，患者總是先搶專家號，再退而求其次，專家號供不應求，普通號大量剩餘。據很多專家反映，每天幾乎有一半的患者是常見病，根本不需要專家診斷，資源浪費嚴重。可見，要想破解“掛號難”，必須讓市場之手來“切蛋糕”。因為在資源配置方麵，“看不見的手”往往比“看得見的手”更靈活。具體來說，就是在敞開供應低價普通號的基礎上，大幅提高專家號
價格，以體現“優質優價”原則。其目的是通過價格杠杆調節供求關係，把最優質的資源分配給最願意付費的人，而最願意付費的人往往是最需要資源的人。這樣一來，有限的“蛋糕”就不會被浪費。
其次，要換個思路“做蛋糕”。我國醫療資源相對短缺，每千人口擁有醫師數量不足兩人。而要解決資源不足問題，必須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和醫療衛生規律，調動全社會力量做大“蛋糕”，擴大醫療資源供應能力，尤其是動員最優秀的人才進入醫療行業。據報道，我國每年培養約60萬醫學畢業生，僅有約10萬人穿上“白大褂”。其中主要原因是醫生的投入大、風險高、收入低。正常情況下，培養一名醫學博士需要11年時間。畢業後，再經過5年住院醫師培養，才能成為一名可以獨立看病的主治醫師。然而，醫生的陽光收入並不高，付出與回報不相稱，導致很多優秀人才不願學醫。更重要的是，我國公立醫院長期占據壟斷地位，集中了最優秀的醫學人才。在目前的醫療體製下，醫生絕大多數都是“單位人”，而非“社會人”。由於醫生無法自由流動，民營醫院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嚴重製約了社會資本大規模進入醫療領域。同時，在市場競爭不充分的環境下，醫生的薪酬不能根據市場定價，收入水平難以反映其稀缺價值，客觀上束縛了醫療生產力。可見，隻有打破公立醫院對人才資源的壟斷，讓醫生由“單位人”變為“社會人”，實現全行業自由流動，才能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醫療行業，從而增加醫療資源總供給，解放醫療生產力。
我國醫改已進入“深水區”，而“掛號難”就是“深水區”的一塊“礁石”。要想搬掉這塊“礁石”，必須善於運用市場經濟規律，用新思維解決老問題。
否則，“掛號難”永遠是“老大難”。
讓醫療價格體現醫生尊嚴
醫生的收入高低與技術無關，與勞動量無關，而與“心黑”程度有關。其深層原因在於，無形的技術價值嚴重貶值，有形的藥品價格嚴重“摻水”，物的價值超過人的價值
2014年，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重提舊事：一次，他到基層調研考察，一位中醫告訴他，自己的按摩理療服務價格每小時隻有幾十塊錢，而在外麵的“洗腳城”，一小時按摩服務的價格卻有上百元。這位醫生覺得自己的勞動既沒有價值，又沒有尊嚴。
按摩的不如洗腳的、劃肚皮的不如劃鱔魚的、開顱的不如理發的……此類現象比比皆是，反映了我國醫療服務價格極不合理。近十多年來，由於勞務技術價格嚴重偏低，極大地挫傷了醫務人員的積極性。例如，在北京的三甲醫院，高強度的一級護理，一天收費隻有9元。中醫師做一次針灸，收費4元；做一次拔罐，收費3元；做一次推拿，收費10元。如此廉價的勞動，令醫生的心靈
“很受傷”。一位醫生自嘲說，到公園看猴還得花幾十元門票錢，而掛個專家號隻有十幾元，看病還不如看猴貴。
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看門診、做手術基本是虧本的，醫生隻能用其他方式來補償收入不足。例如，讓病人多做化驗和檢查，在手術中多使用耗材和藥品。總之，羊毛出在羊身上，患者就是無辜的“羊”。由於醫療消費是醫生主導下的消費，患者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隻能成為“刀俎”之下的“魚肉”。結果，很多人不僅花了不該花的錢，還吃了不該吃的藥，濫用抗生素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如今，大處方、濫檢查成為公立醫院的一大頑症，久治不愈，其根源之一就是醫療價格背離價值規律。
既然醫療價格如此不合理，為什麼遲遲不調整？因為漲價是一個敏感的民生問題。不少政府部門認為，物價指數居高不下，看病貴呼聲不絕於耳，醫療價格再漲起來豈不是火上澆油？即便是舉行聽證會，多數人的態度也會是聞降則喜、聞漲則怒，不支持漲價。結果，醫療價格調整按兵不動，一拖就是
十幾年。
其實，全世界的醫生都是靠技術吃飯，而我國的醫生卻是靠賣藥吃飯，醫生成了藥品銷售的終端環節。在不少醫院，醫生的收入高低與技術無關，與勞動量無關，而與“心黑”程度有關。其深層原因在於，無形的技術價值嚴重
貶值，有形的藥品價格嚴重“摻水”，物的價值超過人的價值。以藥養醫，就是畸形醫療價格的產物。假如醫生的勞動技術升值了，醫生靠看病能夠獲得有尊嚴的高薪，破除以藥養醫的阻力就會大大減少。
醫改進入“深水區”，遇到的最大“冰山”就是不合理的醫療價格體係。
眼下，物價指數持續走低，正是價格改革的“窗口期”。如果抓住機遇，順勢
而為，讓醫療價格漲到位，使其能夠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和尊嚴，必將極大地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從而釋放更多的改革紅利。如果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很可能錯失改革良機，影響醫改全局。
讓醫療價格升起來，絕不是轉嫁改革成本，更不是增加患者負擔，而是通過理順扭曲的醫療價格體係，提升人的價值，減少物的消耗，倒逼醫生從“賣藥人”回歸“技術人”的角色，合理診斷、合理治療、減少浪費，最終降低醫藥費用和醫保支出，實現讓醫務人員受鼓舞、讓人民群眾得實惠的醫改目標。
別讓論文“綁架”醫生
以論文為導向的醫生評價製度，既背離了醫學宗旨，也損害了患者利益。醫生寫論文沒有錯，錯就錯在將論文與職稱、薪酬等掛鉤
2015年兩會期間，一位全國政協委員說，看到一篇來自某縣醫院的醫學論文，作者總結了200多個間質性病變的病例。這樣的疑難病例，在大醫院一年也見不到幾十例，怎麼可能集中到一個縣醫院？顯然是造假。
醫學界論文造假之風泛濫，源於不合理的醫生評價製度。在全球四大科學論文檢索係統中，SCI最權威。因此，很多醫院出現了“SCI崇拜”，盲目追求SCI論文數量，並將發表SCI論文作為評價醫生的主要依據。實際上，正如GDP不能全麵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SCI也不能全麵反映一家醫院的醫學實力。對於臨床型醫生來說，SCI論文隻能證明其科研能力，無法證明其臨床水平。而患者最看重的恰恰是臨床水平。一位醫生好不好，不在於寫了多少
論文，而在於看好了多少病。
日前，丁香園網站在近2000名三甲醫院醫生中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醫生發表論文就是為了評職稱，而不是出於興趣。超過1/3的醫生認為發表論文對提高醫術不重要。這一現象反映了我國畸形的醫生評價體係。在多數醫院，發表SCI論文是晉升高級職稱的必要條件。論文與職稱掛鉤，職稱與薪酬掛鉤。一名醫生醫術再高，如果沒有高級職稱，不僅無法獲得合理的薪酬，而且無法獲得公正的社會評價。
論文多少、職稱高低和臨床水平並不相稱。會看病的醫生不會寫論文，會寫論文的醫生不會看病，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很多醫生臨床水平有口皆碑，由於沒有精力搞科研，無法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直到退休也評不上高級職稱。難怪很多網友說，看病之前，先查查這個大夫有沒有發過SCI論文，如果論文很多的話，趕緊把號退了，這個醫生看病肯定不咋地。這種說法雖然偏頗，但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患者對“論文醫生”的輕視。以論文為導向的醫生評價
製度，既背離了醫學宗旨，也損害了患者利益。
“沒有論文不能評職稱”的做法，不僅浪費了醫生的時間，還炮製了大量的學術垃圾。有的醫生反映，為了晉升職稱，多數人都是花錢請“槍手”編造數字，或者到處抄襲論文。甚至有醫生說，自從評上副高職稱後，再也不看國內的學術期刊了，因為很多都是假的。可見，以論文為申報條件的職稱評定製度催生了論文買賣，助長了學術腐敗，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淪為商業交易。醫生被論文“綁架”，實屬製度性“逼良為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