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內容(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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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歐各國中,意大利得風氣之先,是文藝複興運動的發源地,產生了第一批優秀的人文主義作家——薄伽丘(1313——1375)和他的詩友彼特拉克(1304——1374)。當時正是十四世紀中葉,在整個歐洲,以封建教會和世俗封建主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在政治、經濟、以至思想領域內,還是占著全麵統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也不過疏稀地出現在它北部的幾個城市罷了。封建的中世紀向資本主義的近代過渡,這一曆史過程還隻剛剛開始。正是在這資本主義才隻透露曙光的時期。薄伽丘寫下他的代表作《十日談》(約1350——1353)。

當兩個半世紀以後(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文藝複興運動傳播到英國,而終於產生莎士比亞的戲劇時,曆史條件就很不一樣了。封建割據勢力,以及羅馬天主教會的勢力,已經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大大削弱了;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在新興的資產階級支持下,已經鞏固地建立起來了;資本主義經濟正在英國迅速地發展。因此這兩位有代表性的巨匠,雖然一先一後、一頭一尾,同屬人文主義作家的行列,宣揚的就是人文主義思想,他們所擔負的曆史任務卻並不完全相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十日談》所表現的戰鬥性顯然強烈得多。

就拿一種人物的形象作個對比。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有個勞倫斯神父,他讓人感到是一位可尊敬的長者,有智慧、有學問,更難得的是他對於一對情人的反封建婚姻,自始至終是同情的、支持的。我們回頭再看看出現在薄伽丘筆下的神父都是些什麼東西吧。他們和勞倫斯是同行兄弟,同時代(中世紀),加上同民族(意大利),卻一個個都陰險狡猾,是為非作歹的特權階級,隻能成為被譏嘲、唾罵的對像。

再說天主教會的禁欲主義,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英國,它已經失去了聖潔的光輝,不過是封建思想意識的一種殘餘,在好幾個莎士比亞喜劇中它成為逗人的笑料,隻因為它不合時宜,荒謬絕倫,不攻自破。

在兩個半世紀前,卻是另一番光景。對於薄伽丘,這是大敵當前,勢不兩立,他運筆如刀,在整個作品中,通過各種藝術形象,全麵地向教會宣揚的禁欲主義展開猛烈的衝擊。這絕不是小題大做,薄伽丘也並不是著了魔的騎士堂吉訶德,錯把風車當作了妖魔。蠱惑人心的禁欲主義以它固有的荒謬、虛偽、違反人道的麵目出現在《十日談》中,有時候使人不禁失笑,更多的時候,激起人們的憤怒、憎恨!這些對比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產生《十日談》的時代特點。它的嬉笑怒罵的批判精神,實則上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向強大的封建勢力奪取自己的思想文化陣地而發動的一場進攻戰。對莎士比亞說來,是歌頌、是鞏固、是捍衛的問題,他的藝術激情主要表現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對於薄伽丘,他的任務是挑戰、是呐喊、是衝鋒陷陣,在藝術手法上則是一種探索,怎樣適用通俗的文藝形式來更好地擔負起一個時代的使命。不容懷疑地統治了西歐近一千年的天主教會的權威,第一次在文藝領域內遭受到這樣嚴重的挑戰。可以說,歐洲文藝複興運動正是以《十日談》的嘹亮的號角聲揭開了序幕的。

薄伽丘也的確自覺地意識到,緊握在他手裏的羽毛管筆,就是一種得力的鬥爭工具,意識到《十日談》的寫作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和敵人短兵相接的搏鬥。這故事集還不曾寫滿三分之一,就招來了反動派那邊的誘勸、威脅、辱罵,他們不斷地向作者圍攻,要他把筆擱下來。“那一陣陣的無情狂風,刮得我天昏地黑,刮得我站不住腳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體鱗傷。”作者甚至不得不中斷了他的敘述過程,在故事中間插進了一段表白——十分有趣的是,這位文化戰士用對女性的崇拜(使人想起了我國的賈寶玉)來表達他反叛封建勢力的決心:“我天生是個多情種子、護花使者,從我小時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個兒心靈獻給你們”,“我現在這份意誌就格外堅決了”。緊接著這一表白,他寫出了全書思想境界最高的一個愛情故事:“綺思夢達殉情記”(第四天故事第一)。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藝評論家桑克提斯(DeSanctis,1817-1883)曾把《十日談》和但丁的《神曲》並列,稱之為《人曲》)。人間百態、形形色色的人物,都進入了作者的創作視野:一百個故事塑造了國王、貴族、僧侶,後妃、閨秀、梳羊毛女工,高利貸者、販夫走卒等等不同身份,各自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從中世紀以來,歐洲文學還是第一次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在作品中反映了這樣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十分可貴的是作家的人道主義精神,總是關心人的命運——人們怎樣試圖擺脫封建教會的精神枷鎖,好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從某一方麵說來,這“人曲”又是一部猛喝一聲的“醒世小說”,讓大家睜眼看清楚了社會的黑幕:那些披著神聖外衣的天主教神父正在暗地裏幹些什麼害人的勾當。革命導師曾經這樣提到但丁——薄伽丘所終生敬仰的前輩詩人(1265——1321):“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這段評語在某種意義上同樣適用於文藝複興運動的先驅薄伽丘身上。他處在一個“承前啟後”的位置上。雖說他麵向著一個新時代,但究竟來自舊世界,並不那麼容易和中世紀的舊思想、舊觀念劃清界線。《十日談》中的一些舊的倫理道德觀念,以至一部分糟粕,可以從這裏得到說明。當然,“啟後”,新觀念的表達,新世界的向往,是這部傑作的主要一麵。從這一個意義上說。桑克提斯這樣認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丁結束了一個時代,薄伽丘開創了另一時代。”

桑克提斯甚至還提出“薄伽丘是十四世紀的伏爾泰”。當然,後來法國啟蒙時期的優秀作家,像伏爾泰等,對於天主教會所庇護的封建思想,批判得更深刻、更徹底,更有說服力;但這些批判幾乎都可以在幾個世紀前這部巨著裏找到它們的先聲。

底下就進一步,從幾個方麵談談《十日談》思想意義——談它的進步性,也要談它的局限性。

1348年,歐洲中世紀,一場可怕的瘟疫爆發了。繁華的佛羅倫薩喪鍾亂鳴,屍體縱橫。十室九空。人心惶惶,到處呈現著觸目驚心的恐怖景像,仿佛世界末日已經來到了……薄伽丘在他的巨著《十日談》裏,一開頭就通過許多給人以真實感的細節,描繪出一幅幅陰暗的畫麵。小說就在這樣一片悲慘的氣氛中開始。

在這場浩劫中,有十個青年男女僥幸活了下來,他們相約一起逃出城外,來到小山上的一個別墅。隻見周圍盡是一片青蔥的草木,生意盎然;別墅又修建得非常漂亮,有草坪花壇,清泉流水,室內各處都收拾得潔靜雅致。十個青年男女就在這賞心悅目的園林裏住了下來,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輪著講一個故事,作為消遣,住了十多天,講了一百個故事。

從一座觸目淒涼的死城,忽然來到陽光燦爛、歌聲歡暢的人間樂園,這一對比是強烈的,叫人眼前頓時為之一亮。這柳暗花明又一村、換了人間的境界,可說具有一種像征的意義,就像從中世紀的禁欲主義的森嚴統治下解放出來,人們忽然發現,原來這紫姹紅嫣的現實世界是多麼美好,多麼值得歌頌啊!

馬克思曾經指出:“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薄伽丘筆下的那些充滿著對人生的熱愛,一心追求塵世歡樂的故事,就是拋棄了天國的幻夢,宣揚幸福在人間。《十日談》這部傑作,可說是在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早春天氣,衝破寒意,而傲然開放的一朵奇葩——那籠罩大地的寒意(像中世紀黑死病一般摧殘人間),就是龐大的天主教會的黑暗勢力。

我們隻有把這部古典名著和它的特殊的時代背景,特殊的曆史使命聯係起來,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珍惜它在曆史上的巨大的進步意義。

開卷展讀《十日談》,我們看到,頭上接連幾個故事,全都是對當時炙手可熱的天主教會的諷刺和揭露。一篇故事就是一篇挑戰書,顯示出一種不可輕視的力量,代表了整個作品、以至一個時代的批判精神,很值得我們注意。讓我們首先挑“楊諾勸教”(第一天故事第二)讀一讀吧。

巴黎有個絲綢商,名叫楊諾,和一個猶太商人十分友好,幾次三番苦勸他拋棄猶太教,改信正宗的基督教。最後,那個猶太教徒表示,如果非要他政變信仰不可,那他先要到羅馬去考察一番再說,看看天主派遣到世上來的代表(教皇)氣派究竟怎樣。他果真趕到了羅馬,在教皇的宮廷裏他看到的是什麼景像呢?

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不是寡廉鮮恥,犯著“貪色”的罪惡,甚至違反人道,耽溺男風,連一點點顧忌、羞恥之心都不存了;因此竟至於妓女和孌童當道,有什麼事要向廷上請求,反而要走他們的門路……他又繼續留意觀察,把這些寡廉鮮恥之徒的貪得無厭、愛錢如命、買賣聖職等所作所為,全都看在眼裏。觸目驚心的情況使那個嚴肅的猶太人提出這樣一個結論:羅馬是什麼“神聖的京城”,乃是藏垢納汙之所:教皇、紅衣主教,這些人本該是基督教的支柱和基礎,卻無惡不作,無非要叫基督教早些垮台,有一天從世上消滅罷了。

至此,讀者一定會像楊諾一樣,以為他再也不會皈依基督教了吧;可是薄伽丘顯示了一位短篇小說作家的技巧,讓亞伯拉罕把話頭一轉,使故事得到了一個出人意外的結局:“可是不管他們怎樣拚命想把天主教推翻,它可還是屹然不動……這麼說。你們的宗教確是比其他的宗教更其正大神聖。”因此他竟下了決心,到教堂去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了。

作者本人是個天主教徒,做不到像無神論者那樣根據宗教的本質來徹底否定天主教;但是不給天主教會一點光彩,還它漆黑一團的真麵目,把天主教的值得存在的理由,僅僅說成在於它本該像一個被蛀空了的大廈那樣倒下去,卻終於還支撐在那裏,這對於天主教會豈不有著極大的諷刺意味?薄伽丘大大發揚了他的前輩但丁對教會的批判精神。

這篇故事帶有提綱挈領的意義。就像楔子(十個青年男女的聚會)在藝術結構上成為全書的一個框架,這第一天故事第二,可說在主題思想上為整個作品定下了基調。《十日談》中許多批判性的故事,又可說通過無數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對於“楊諾勸教”這故事所勾勒的輪廓,進一步地、多方麵地賦予血肉,充實內容;或者是冷嘲熱諷,或者是嬉笑怒罵——一句話,在薄伽丘的犀利的筆鋒下,“神聖的”封建教會顯現了它的原形!革命導師恩格斯曾經這樣指出:“當時反對封建製度的每一種鬥爭,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頭指向教會。”

這是因為在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裏,羅馬天主教會是壓在人民頭上的一座大山,它是各國最大的封建地主,也是封建製度的最頑強的精神支柱,它給封建宗法製度繞上一圈神聖的光彩。它的教堂、修道院、宗教法庭、異教裁判所,遍布在每個封建莊園,每個新興的城鎮——可以說,龐大的天主教會組織就是一麵編織得密密層層的大蜘蛛網,幾乎掛滿在西歐的每一塊土地上,它的勢力伸入到每個偏僻的角落,滲透到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麵。除了殘酷的經濟剝削外,它的職能就是對廣大的人民實行全麵的、無孔不入的精神統治。因此情況必然是:“要在每個國家內從各個方麵成功地進攻世俗的封建製度,就必須先摧毀它的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 我們也正是首先從這個意義上,對《十日談》這部世界文學名著給予它曆史上的應有評價。

偉大的文藝複興時代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也的確產生了一係列多才多藝的巨人(包括薄伽丘在內)的時代。但是,另一方麵,對於天主教會來說,為了維護、加強它的罪惡統治,這卻是一個需要“聖徒”、需要神的“奇跡”的時代。果然,在當時被蒙蔽的愚夫愚婦中間,所謂“聖徒”、所謂“奇跡”,大量地湧現,在《十日談》裏就提到:“一年到頭,就沒有一天不是供奉著一位聖徒,甚至是好幾位聖徒。”天主教會的存在離不開它的特殊需要:迷惑和蒙騙,因此“布置下無數陷阱和圈套”,好像張網的漁夫那樣要把眾生“一網打盡”。放在這樣一個曆史背景裏,全書第一個故事“歹徒升天”所顯示的反蒙昧主義精神,就顯得特別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