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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因為商人地位超然身份重要，所以根本不受任何限製，也沒有任何人敢約束他們，加上他們斂財的本領實在太過強悍，這讓沒有念過哈佛mba的各位統治者很是頭疼。卻又隻能對著天天吃香喝辣的商人幹瞪眼。
眼看著商人，從本就不發達的商業體係中，大把大把的撈銀子，而統治者竟然隻能盼望百姓多生兒子，從而收取人頭稅。試問哪個皇上能咽下這口惡氣，可咽不下也得咽。因為光眼紅的是沒有用的，商人，根本不怕皇上。別逼老子，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投奔他國！！
但這個時候，始皇帝扣了扣下巴：“百姓們，官員們，我今天高調宣布，大秦帝國成立了，大家熱烈鼓掌。”這時，影響了華夏其後數千年曆史的重要力量，文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於是隨後不久，文人帶著一身耀眼的光環，隆重登場。
華夏曆史自古以來的農稅政策，讓統治集團更喜歡人員固定而厭惡人員流動，商人逐利的本性，決定了他們不受統治者喜歡。
商人精明的頭腦，見風使舵的能力和冒險的本質，更讓其難以接受長期人為盤剝，相比之下，頭腦簡單，喜歡穩定生活並擁有極強災難承受力的農民，自然就是統治者的最愛。
當然，最早是那位學者發現了這一秘密，現在已經不可考。但這人絕對是文人之中高山仰止的存在。因為，漢武帝隨後會丟一個隨機紅包出來，文人恰好獨占了這個紅包。
漢高祖平定天下後，秦奠定的市場經濟的製度和物質基礎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場迅速發展起來。漢朝吸取秦的教訓，輕斂薄賦，隻收6.67%的農業稅，客觀上隻能支撐一個宰相坐牛車的小政府。
在對待商業的態度上，漢初崇尚黃老哲學，放任無為不抑兼並，相當於現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市場活動強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國家納稅人口迅速減少。
大地主強大的避稅能力，使得國家稅收進一步減少，迫使晁錯提出“納粟拜爵”政策。到漢武帝時期，大地主們都有了爵位，但納稅人口的急劇縮小，使得國庫進一步空虛，國家糧庫沒多久又空了，邊境此時告急，不得已之下，漢朝政府隻好開征6%的財產稅。
如果富人們隱瞞稅收，一經告發，則財產一半給告發者，另一半收歸國庫。一時間，“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西漢政府，從初期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中嚐到了惡果後，終於轉向了西漢中期的殺商政策。
因為統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積聚社會財富的強大力量，必須“重農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農民的利益。否則這股力量，會反過來影響到自己的決策，皇上有淪為傀儡的風險。從此，曆屆政府都將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
從客觀來說，這是農耕社會必然的結果，也是商業經濟不發達時代，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而一直蟄伏的文人，終於等到了他們一生中最大的紅包。這一紅包，讓文人享用了上千年。直到另一個偉人，開啟了全民教育，將文人從神壇之上徹底拉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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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英明神武的漢武帝發現，自己殺了商人好像也不對，全國的經濟並沒有好轉，反而有進一步惡化的風險。而董仲舒這時，拉了拉漢武帝的衣角：“皇上，微臣有《葵花寶典》一本，當可一解皇上煩憂。”
看到董愛卿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注1）後，漢武帝拍案而起：“準了。”什麼叫人才，這就是人才。
當漢初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已經不能滿足漢武的雄心之時。如何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製度，成為了漢武帝急需解決的難題。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