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詠魚 誰能對自己“三七開”
—夜讀抄
讀趙文滔個人回憶錄《傷害》，最後有“半個世紀後的的通信”一節，發人深思。
趙文滔，1951年大學畢業後，到第二機械工業部教育司（後改稱局）工作。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的鳴放階段，他根據團小組群眾意見整理了三張大字報，除了批評教育司肅反運動的偏差（如硬指一個在1945年抗戰勝利時才10歲的青年幹部有“漢奸”嫌疑等）外，批評了高級幹部的特權（如用大筆公款裝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學的子女通過教育司走後門免試入學，小幹部因“流氓行為”受到行政和法律處分，而一名副局長誘奸了二三十個女人卻還有人事幹部為他辯護）。趙文滔因這三張大字報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此後22年間，他淪為政治賤民。他的妻子、姐弟都遭到株連。
2008年2月1日，趙文滔給半個世紀前反右派運動中直接處理他的黨支部書記梁某某寫了一封信，除了陳述個人對當時二機部教育司從肅反到反右期間誣枉好人的種種情事外，指出司裏一共三十一二人，打了六個右派，達到18.75%，遠遠“超標”。
趙文滔接到梁某某的回信如下：
趙文滔先生：
收到你的信，晚了幾天。我無法回答你提出的許多問題和意見。我隻能就我把你打成右派，送公安局勞教問題答複如下：
這是我為主幹的，給你造成苦難的一生，這是我的罪過。我向你賠禮道歉。
由於這是當時反右派運動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而不是個人之間的恩怨造成的。當時我們懷疑你和山西反動派有聯係，並沒找到真憑實據。有些情況也許你不知道，就是有一個多月，我被派去參加部屬西安工廠、學校的反右派工作組。我回來時部教育局的反右鬥爭基本結束，進入宣布處理階段。局領導讓我宣布處理，因為我是教育局的黨支部書記。所以有些細節，我也不太清楚。你有何意見和問題，請通過組織向我提出，以示正（鄭）重。
此外，關於馬世聰的漢奸問題，是指他是漢奸家的子弟，不能當國家幹部。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不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
以上都是我在後來黨和國家對反右派運動糾偏的工作中認識到的。我內心感到歉疚。
梁某某
2008年2月21日
趙文滔全文照錄這封信後寫道：“截至對這封信的校對時，仍然沒弄清寫給天津大學的誣陷信究竟出自誰手。（邵按：該信說趙妻田濱到天津大學看望趙在那裏讀書的小弟，編造公安人員尾隨，監視他們的反革命活動雲雲。）反正‘教育司支部’那枚章，隻能是‘書記’和‘組織委員’保管，他要沒有幹，那就是楊某某幹的。到哪兒找他？找到他會承認嗎？……這就是唯有在這個國度裏才有的‘有罪行而無罪人’的現象。”
但我要勸趙文滔兄息怒。這位前支部書記畢竟還是認賬的，他說內心感到歉疚，賠禮道歉，對於給你造成一生苦難的冤案，表示“是我為主幹的”，“是我的罪過”，也就不容易了。正是因此，在此文中略去他的名字；楊某的責任在疑似之間，亦姑隱其名。
我以為這位梁先生有這樣的表態就不容易，甚至是很難得的了，特別是在讀到另一篇報道之後。
《文彙報·新書摘》2009年2月22日摘介《一個真實的王光美》（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因是摘介，不知道原書於“桃園經驗”前後是怎麼記述的。於文革初期王在清華大學“蹲點”又是怎麼記述的。後者我過去零碎看過些報道，不知其詳。而前者，則因我親曆了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保存了一些感性的記憶。“四清”的學名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起源於1963年。那時大饑荒初初度過，國民經濟經過調整開始有所恢複。毛澤東在1962年夏秋的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重新發動一輪新的折騰，即所謂“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為了給四清運動（從開始的清賬目等“小四清”轉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大四清”）創造經驗樹立樣板，劉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撫寧縣桃園大隊“蹲點”，數月後，根據在那裏撇開原有基層組織，搞“紮根串聯”，重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的實踐，總結了一套“桃園經驗”，由劉少奇召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幹部聽報告，帶著這本經下鄉參加各地基層的運動。事實證明這是1949年以來農村曆次整風整社所不及的，一次打擊幹部、群眾“兩個一大片”的極左的鬥爭。後來毛澤東提出重點是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二十三條”，帶有糾偏性質。盡管後來有人披露，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曾經得到毛澤東的口頭認可，劉少奇也才放手大力推廣，那是另一問題，此處不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