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靜下心來想想，不知這封信稿，是否謄清發出，如果發出，那三位至友是否有能力實現這個可憐的願望，如果確能如所期待，那麼，幾十年間隻是少了一個被蔑稱為“地主婆”的五類分子，使她的子侄們也得以因她的僥幸，而免於被蔑稱為“狗崽子”“黑五類（子弟）”的命運，甚至可以說共產黨也少了一個“敵對陣營”的成員，又有什麼不好呢？
也就是說，當苗某出於親情，呼籲他的至友出力開脫他的母親時，至少在他寫這封信的時候，他的人性在與黨性的角力中一時占了上風，他的良知使他把個人的利害得失拋到了腦後。他整個的思想體係並沒有突破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但在此時此地此一問題上，卻逸出了政治成見的常軌。
不過，即使這封信的設計成為事實，也仍然隻是土改中的一個個案。而且是借助於那三位當地當權派的運作才能成功的。這在我們的認知中，仍是傳統中國“熟人社會”的常態，也是一定程度上“官本位”或“黨本位”（因為寫信的當事人與受信的三位幹部都是中共黨員無疑）作用的結果。一般廣大的無權無勢沒有“門路”的中國人，是連這點可憐的僥幸都沒有的。
說到這裏，我聯想起一個也是土改中的事例。
事例的主人是著名蘇聯文學翻譯家曹靖華的父親曹植甫老人。上世紀30年代中期，魯迅曾應曹靖華之請，為老人寫過一篇《教澤碑》，表揚他為家鄉教育事業的貢獻。老人一直生活和執教在河南伏牛山區的盧氏縣。1946年內戰爆發，從鄂北宣化店突圍的中共李先念一支3000人的先頭部隊，來到伏牛山區時人地生疏，錢糧不繼，借重於已是77歲高齡的曹植甫，聯絡當地士紳，穩定民心，使籌糧工作順利進展，部隊糧足飯飽，士氣高漲，打出了軍威，穩定了初建的豫陝邊區政權。1949年建國前夕，國民黨軍剛剛退去，經曆了“拉鋸”慘劇的深山區人民，對新政權能否鞏固還將信將疑。曹植甫老人再次走出草廬，四處奔走，尋找教師，立即開學。在10月1日馬耳岩慶祝建國的鄉民大會上，老人和駐軍首長一起講了話，號召山區的父老兄弟跟著共產黨走。
就是這樣從心底擁護新政權的老教育家，卻在不久開始的土改試點工作中被劃為地主。在這之前，曹靖華還給老人來信，要他對這場政治運動有個思想準備，信中說：“不久故鄉就要隨著全國實行土地改革，望闔家歡迎，全心全意鼓起全身的氣力的歡迎。因為土改是最好不過的，耕者有其田，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但老人欲加入歡迎的隊伍已不可得。劃為地主後，他就從馬耳岩村搬出來，又住到當年為躲避國民黨騷擾而住過的鸛河岸邊的草房子裏。土改工作隊裏有位老教師，因仰慕而來訪，老人把多年來自己用毛筆抄成兩厚本的獨生子來信《靖華手劄》給他看。老教師坐在老人的土炕上看得入了神，並深為曹氏父子間的親情所感動。沒想到他回去受到嚴厲責備，問他“為什麼到地主家裏去？”批評他“劃不清階級界限”。
在成分問題的震動中，曹靖華1951年去南方老根據地訪問途中，從漢中專門給父親發來一信，信中說：
昨前兒函詢關於家中土地改革，是想要知道依此劃的成分對不對？因為你我父子階級，依法令，是均不能劃為地主的。你一生主要是筆耕舌佃為經濟，而非靠生產農業作營生，是專門用腦力的知識勞動者。說到兒我的本身，行年十四即出外，迄今總算起來，脫離土地生活已四十餘年，無晝無夜無寒暑，伏首芸窗，委身硯田，除執教中外大學外，抽暇編輯譯著：一方麵努力為青年儲蓄精神食糧，一方麵為國家除舊增新，傾心幹革命工作，並不曾依賴土地，更不能算是地主。且今日大學教授，盡入全國工會（兒亦為工會會員），屬工人階級。未知故鄉公民將你的成分仍劃為地主否？這些地方，當局恐不盡徹底（了解），安知成分劃錯，是常有的，是當改正的。
1951-1952年之交，曹氏故鄉進行土改複查。春節時，盧氏縣擴幹會上傳達了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指示：根據曹植甫老人畢生獻身山區教育事業，他家裏雖有少量土地出租，夠不上地主，隻能是個“小土地出租者”，以前錯劃的成分，應予改正。
如果隻靠曹植甫老人在當地向複查工作隊申訴，不一定能驚動得了省委書記下達指示。然則很可能是曹靖華從家裏了解情況後，直接“上書”給河南省委，用今天的話說，是“越級上訪”，碰上吳芝圃知道曹靖華是何許人，也讀過魯迅為他父親寫的教澤碑文，於是問題迎刃而解。但這也有賴於被錯劃者是知名人士。有些地方負責複查工作的就是原先的工作隊員，他們是不是能夠那麼順暢地解決問題？在中國盛行“屈死不告狀”的傳統思想影響下，又有多少被錯誤處理的人能夠勇敢地上告、申訴？又有多少上告、申訴者能夠如願順利地改變錯誤的決定？這些就不是我們所能確知的了。
關於曹氏父子的這一段故事，是我從《張羽文存》（中國青年出版社版）上冊中《山區教育家曹植甫軼事》和有關曹靖華的幾篇文章中看到的。
200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