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詠魚 “胡風學”研究的一本新書
—序路莘《三十萬言三十年》
又一本關於胡風的書寫出了。在“胡風學”的書目上又增添了一部追憶兼研究性的著作。
我說“胡風學”，不是玩笑話，在像胡風和他的朋友，以及他並不識麵的同案者的生死命運麵前，是不允許開玩笑的。
我在少年時代是胡風所編“七月詩叢”詩人群的讀者和小學生，僥幸沒有在1955年反胡風的運動中受到牽扯。但兩年後的反右派鬥爭中，掌控批判鬥爭的支部書記，還是不忘在聲討我的罪行時加上一條：向人推薦“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路翎的《初雪》和《窪地上的“戰役”》。
曆次政治運動有一個為發動者和領導者始料不及的後果，就是使原來曾對他們深信不疑（至少是多信少疑）的人們，對他們所指的鬥爭和專政對象，不像從前那麼同仇敵愾了，在某種情況下還會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覺，甚至“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感情。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思路看，這當然是抗拒改造，堅持反動立場——這種立場決定了反動的思想感情雲雲；然而換一個角度看，這不正是毛澤東早年提醒幹部要防止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效應嗎？何況根據“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原理，你把一個人推到敵方，打下底層，再麻木的人也要重新考量一下原先對人對事的認知吧。總之，到了文革期間，我以“老右派”的身份遭到所在支部文革小組揪鬥時，對專政隊內的“牛鬼蛇神”包括“現行反革命”在內，便毫無異己感而隻有同情，視為跟我一樣的人，多半還是好人，頂多是所謂“犯錯誤的好人”罷了。
文革結束後，我的右派問題得到澄清，我格外關注的是胡風一案的平反。然而在整個80年代，我的認識限於這是一起株連甚廣的文字獄，莫須有的冤案錯案，1988年寫的《有感於胡風案件的平反》，以至90年代就《胡風與我》這一專集寫的讀後感，雖也提出一些應該汲取的經驗教訓，卻還是停留在為胡風及其同案者辯誣。即使如《有個集團又何妨》，也隻是在爭取兌現集會結社的權利上立論。
後來有了林賢治著名的長文，而且隨著時間既久，當事人和知情人披露的資訊越多，相關的討論便也更加深入。不再僅僅把胡風當做一位蒙冤受屈的“苦主”，而是把所謂胡風問題，當做一個思想事件和政治事件，放到一段曆史的背景下考察，它不僅涉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史，也涉及中共各個時期在文化、統戰特別是知識分子工作方麵的曆史。1949年中共在全國執政以後，以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或政治性的群眾運動）方式治國，包括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處理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的問題。發端於1954年而鋪開於1955年的反胡風鬥爭，在50年代政治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有關的跨學科研究，實際上已經存續多年，有鑒於此，我以為不妨命名為“胡風學”。
在1955年全麵反胡風之前，於全麵推進新解放區土改和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同時，已經以朝鮮戰爭為由頭，在倡導“反美，仇美，蔑美”，批判“崇美，恐美、媚美”的口號下，揭開了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要求教授們一一反省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與美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交代與在美國及其他國外、境外的社會關係（首先是與各種政府、黨派、組織的關係，其次是與在外的親屬、朋友、師生等的關係）；同時發動過對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批判，特別是後者，聲勢較猛，觸及較廣，震動較大。另外在文學界也頗展開了一些不無殺傷力的批判。但在執事者看來，大概都認為“收效甚微”（這是60年代“兩個批示”中的話了），於是總在尋找“戰機”。周揚說過文學評論家應該是黨在文學戰績上的“哨兵”。周揚忽略了的，被另一個“尖兵”江青發現了。接著，就是圍繞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論爭引發的對胡適和胡風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