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隻是在知識界開展鬥爭的動向。在1949－1955的六年間，毛澤東運籌帷幄，繼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之後，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較1949年新政協《共同綱領》的規定遠遠提前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階段；同時接連在黨內勝利開展了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和反對“潘（漢年）揚（帆）反黨聯盟”的鬥爭。
當時正在乘勝擴展鬥爭成果，計劃要從文化界、知識界突破，原定在1955這一年裏開展對“二胡”“二梁”的批判，“二胡”是胡適和胡風，“二梁”是梁漱溟和梁思成；打一個以辯證唯物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戰役，來樹立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臨戰形勢發生突變，遂集中優勢兵力猛攻胡風，對“二梁”的批判暫時擱置，連對胡適的批判也不了了之，交給學術界草草收尾，讓人民出版社出了八本批判文集完事。
看來，因為找到把胡風從思想、學術問題升級為政治、組織問題的借口，胡風和他所辦刊物的作者群長期以來隻有一個“宗派主義”的帽子，現在三天兩晚上就從“小集團”變成“集團”，從“反黨集團”變成“反革命集團”。這一形勢的急轉直下，不僅震懾了整個知識界，而且吸引了全國人民的目光，果然比批判一個遠在美國的胡適——盡管他過去是文化教育界享有盛望的執牛耳者——政治效果要大得多。據說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黨羽已經遍及黨政軍和工廠學校各個部門，而其成員竟都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於是開動了國內所有的宣傳機器，加上各級黨政工青婦團體的表態，分別組織幹部群眾投入“學習”，其煽情的程度，使對於這真正隻是“一小撮”的文人的鬥爭，仿佛當年蘇聯反對“托洛斯基－季諾維耶夫反黨聯盟”的熾烈嚴重架勢。
195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這是第一批，第二、三批就改稱“反革命集團”了），5月16日就開始對所謂胡風分子們分批逮捕。很快，反胡風的鬥爭進一步轉為在全國機關團體學校和企事業單位內部“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簡稱內部肅反或肅反，以區別於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兩年以後，在反右派鬥爭中，針對有人對這一運動的批評，一方麵把批評者定罪為否定肅反，打成右派，一方麵竭力為肅反辯護，但能夠計入肅反運動成績的，絕大部分也不過是把當事人參加新政權工作之初交代過的曆史情況翻騰一遍，重新調查一番而已。
但不管怎麼說，從反胡風到肅反，這是一場“火熱的鬥爭”。它調動並釋放了1949年以來蘊積既久、蓄勢待發的，主要是在文化界、知識界鞏固領導權鬥爭的潛在能量。它動用了過去在老解放區、近年在新解放區行之有效的一套政治運動操作程序，訓練並檢閱了原有的和新集結的運動積極分子隊伍。以“反右傾”和反對溫情主義開路，提倡大膽懷疑，鼓勵揭發告密，形成人人自危的心理局麵，然後以所謂“排隊”、“摸底”為依據，進行有罪推定，實施非法關押，即名為“隔離審查”的私設公堂，通過“疲勞審訊”等體力和精神折磨，指供誘供，達到“逼，供，信”的目的。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義實行的。在“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斯大林語）勝利之後，專政便是革命暴力在國內和平環境下的繼續。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曾經是革命的動力至少是同路人，在革命成功後淪為專政的對象，這在他們是沒有思想準備的悲劇。然而，即使事情不發生在他們身上，也會發生在別人身上，不久以後的反右派鬥爭、四清運動，更不必說文化大革命，成千上萬的事例證明了這一點。其實，這不僅是中國現象，也是世界現象。革命要吃掉它的兒子，而且隨時擯棄它的同路人。在胡風誕辰百年時，我為“三十萬言書”單行本寫的讀後感《不可避免的沉重閱讀》一文，就從胡風與中共關係這一視角出發，力圖從胡風和中共兩個方麵來闡明後來不幸事態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