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堂從此化名“杜清”在西安活動。他把“西北王”胡宗南的核心機密源源不斷地報給我黨。雖然王超北是正處長，李茂堂是副處長，可是李茂堂能夠坐到胡宗南的會議室裏去，能夠坐到胡宗南的身邊去，能夠參加胡宗南的高參會。所以好些情報，好些絕密情報，都是李茂堂拿到手的。
喬裝打扮 營救同誌
1945年秋末，國民黨反動派在西安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大搜查、大逮捕，王超北成為重要的追捕對象。
頻繁發報的同時，有一天晚上李茂堂忽然接到通知，胡宗南在城南小雁塔第一戰區司令部開會。到了會場才知道，胡宗南在親手布置抓捕中共中央社會部西安情報處處長王超北。王超北是李茂堂的領導，多年奮戰在一起的戰友。
西安城內一個地下電台的具體地點特務們已經通過技術手段偵察清楚，確定淩晨零時抓捕，李茂堂聽後大驚，王超北此時已十分危險。但會議一時遲遲沒有結束，似乎要等到抓捕時間到了才能離開。
當胡宗南正喋喋不休地強調抓捕紀律的時候，李茂堂“嘭”的一聲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假裝暈倒。胡宗南見狀，以為自己的反共幹將李茂堂煙癮發作了，便擺擺手說：“他是煙癮犯了，來輛汽車，立刻送醫院！。”如此重要的會議，李茂堂卻煙癮發作，對這個“聰明絕頂又愛抽大煙、吃喝玩樂”的中統小老弟，胡宗南無計可施，隻能將立即送往醫院。說是送醫院，其實是送李茂堂去進煙館。
然而李茂堂一出胡宗南官邸，就給在大門外等候他的保鏢肖華傑使眼色。這個肖華傑也絕非等閑之輩，他年輕，機靈，能雙手使槍，還能駕汽車、開摩托。作為李茂堂的貼身保鏢，他一直忠心耿耿地跟著他，李茂堂叫他幹啥就幹啥。肖華傑見李茂堂給自己使眼色，立刻貼上身去，從李茂堂下垂的手裏偷偷拿過折成很小方塊的情報，轉身就送東柳巷1號李江波的家。
為了確保王超北的安全起見，到“醫院”後，李茂堂立即給他妻子掛電話：“剛才聽說狄仁叔今晚得急病，要馬上送醫院動手術，你立即去照料一下，要快！”他又追問了一句：“聽清楚沒有？”對方說“聽懂了。”他這才放下電話，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原來，狄仁叔就是“十人團”的諧音，而十人團就是西安情報處的代號。李茂堂的妻子一聽，就知道是王超北那裏要出事，便立即通過奇園茶社的掌櫃梅永和轉告王超北。當敵二處處長帶領一群特務坐吉普車趕到西安情報處時，那裏早已是人去樓空，王超北不知去向了。
時隔60年，當時在共產黨情報組織從事外圍工作的雷振山回憶，李茂堂中等個子，身材偏瘦，談吐幽默並且很有風度，關鍵時刻非常勇敢果斷。李茂堂擔任中統陝西方麵的負責人時，常常身著中山裝，或者西服革履，顯得文質彬彬。這身打扮的並非李茂堂一個人，許多中統特務都如此。據說中統特務這副打扮，無非是想裝扮成進步青年而已。與軍統特務相比，中統特務經常吹噓自己的“軟功”，並評價軍統“便衣武裝代替一切不是搞情報的精髓”。的確，中統的某些手段確實比軍統更為陰毒。比如中統特務在高校裏偽裝成進步學生，或者在學校“悄悄”開“進步書店”，以此吸引進步學生上鉤，然後進行打擊、分化、逮捕工作。
據曾在秘密戰線上為黨工作的謝維傑介紹，中統特務內部經常組織“小組學習”，要求特務們讀一些馬列主義的書，有時還討論共產黨的“黨的建設”，要特務“鑽研”《聯共黨史》。他們認為要做一個高級特務，非有“這一套”不行。中統特務中，不少人以“精通”馬列主義自命。有時，中統特務還搞“調查演習”，由特務裝扮成共產黨人，就某一個具體問題，“站在共產黨的立場，用共產黨的觀點，以共產黨的思想方法”，對當下形勢作一番分析、判斷。這套把戲，是為了讓特務們掌握共產黨的精髓，從骨子裏了解共產黨，以便打擊共產黨更準確，更有力。
不過，中統特務在陝西各所大學設下的“進步圈套”，基本上沒派上過什麼用場，李茂堂早早就把這些偽裝成進步青年的特務名單提供給了共產黨情報組織。
改變案情，營救同誌；遲發“內密”，放走戰友；在中統特務的巢穴架電台，傳送情報等等，這些是李茂堂每天工作的常態。有時候，李茂堂還會利用敵人過失，除掉中統特務。中統在西安市的負責人和女朋友鬧矛盾，這個特務頭目懷疑自己女朋友“紅杏出牆”，把女朋友以“通共”的罪名予以逮捕。李茂堂聽說後當即將其撤職，理由是“為了私欲加害無辜，有損黨國，並違反中統紀律”。空出來的職位，換上了共產黨員。
李茂堂在西安情報處工作期間，同王超北一起，先後建立了兩個地下工作室、一個聯絡站、八個秘密電台，巧妙地將電台架設在國民黨軍隊司令部和省政府主席辦公樓附近的地下室裏，搜集了中統局派進陝甘寧邊區搞“點線”破壞活動的20多名特務名單。他們剛把中統局派進陝甘寧邊區的特務名單上報給南京中統總部，那邊延安的情報機關就拿到了名單。李茂堂潛伏在中統組織裏，把中統、胡宗南部各種反共活動的重要情報，及時報告中共中央。為中共秘密戰線提供了十餘萬字的情報，還提供了大量會議記錄、機密文件、電話錄音等，對西安解放起到重要作用，為保衛中共中央和西北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中統在陝西的頭麵人物，並不意味著可以阻止手下那些“貨真價實”的中統特務抓捕共產黨。僅1946年5月上旬，特務就逮捕青年學生、店員50多人，活埋5人，西北大學進步學生被國民黨逮捕、開除、勒令退學者達80多人。
讓李茂堂感到痛苦的是需要不斷審問手下特務抓來的自己的同誌。
1947年9月14日晚，中統陝調室根據叛徒指認，抓獲了中共方麵的關中調查站聯絡員汪戈（有的文章寫成“王國”）。9月15日淩晨，李茂堂收到延安加急電報：關中派到西安執行任務的汪戈同誌，在西安被中統秘密逮捕，此人與陝西地下黨組織的安危有很大關係，必須火速營救！
汪戈是因叛徒指認被捕的，中統已知道他是從關中來的共產黨，帶有法幣1000萬元，還有信件。汪戈被捕後態度堅定，特務威逼汪戈承認自己是“延安派來收買高級將領和購買機器”的，汪戈不承認，敵人準備對他嚴刑逼供。在這種情況下，正麵營救已不可能，隻能通過李茂堂想辦法。
李茂堂把案件承辦人喊到自己辦公室，表示對汪戈案十分關切。他看了汪戈的有關材料後說：“不怕他嘴硬，用重刑，我來辦。”經過考慮，子夜時分李茂堂親自秘密“提審”汪戈。他輕描淡寫有意把汪戈說成是“毒品販子”。汪戈乘機說自己從不涉毒，李茂堂裝出異常凶狠的樣子，大吼：“不老實，上重刑！”說著他親自動手，手持木棒朝汪戈的太陽穴“狠狠”一擊，汪戈就昏死過去。其實這是李茂堂讓人和他約好的，一打就裝昏死過去。
“死了？看來在那邊兒吃得營養不好，不經打，拉出去埋掉。”李茂堂搖搖頭，吩咐把汪戈抬上自己的汽車，他把車開往城外。出城不久，汪戈蘇醒過來，李茂堂取下他身上的腳鐐手銬，低聲說：“你走吧。”汪戈跑走後，李茂堂虛張聲勢朝天開了兩槍，算是為戰友送行。
汪戈說他當時一直很納悶：“一個中統特務頭子怎麼會放了我？”解放後，汪戈才知道那個特務頭子是自己人，才明白自己是怎樣被解救出來的。
千方百計 肅清敵特
1947年10月，“中統”改組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員通訊局，簡稱“黨通局”，由葉秀峰擔任局長。
葉秀峰1900年生，江蘇揚州江都人，天津北洋大學礦冶係畢業。與陳立夫是北洋大學同學，畢業後又一同赴美留學，獲美國匹茲堡大學碩士學位。他因與陳立夫的這層關係，跟陳立夫一同進入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陳立夫升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後，他繼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但不過數月，即調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委員，後又續任西北工學院院長，西康省政府教育廳廳長等職。1945年春，徐恩曾被蔣介石撤職以後，葉秀峰出任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中統”改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員通訊局，他順其自然地當上了“黨通局”局長。
“黨通局”組織條例規定該局“於各省市黨部設置通訊組（各特別黨部設置通訊員），辦理通訊業務”。“黨通局”組織條例還規定“各省市黨部通訊組，設組長一人及各級工作人員若幹人（各特別黨部設主任通訊員一人、通訊員若幹人）”。全新的人員配置在“黨通局”各省（市）轄機關內，引起了五花八門的權力角逐。
由於新局長葉秀峰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洗老長官徐恩曾的勢力和培養自己的班底上，陝西方麵也就大換血，以向離替代李茂堂。李茂堂的猝然卸任，為我黨及時掌握全部“中統”係潛諜名單增加了困難。
可西安解放指日可待，敵人的潛伏名單必須馬上到手，怎麼辦？
1948年3月，西安快要解放，國民黨反動派特別瘋狂，到處血腥鎮壓，西情處沒有地方可挪了，轉哪兒都不保險，就把東柳巷1號——也就是李茂堂生死兄弟李江波的家當成了西情處的第一據點。經常是李茂堂搞到情報，肖華傑趕到東柳巷1號，把情報交給李茂堂的夫人，再由她交給王超北。王超北馬上利用樓上的電台發出去。
現在由於人事變動，西情處麵臨無法搞到敵人潛伏名單的困難，王超北、李茂堂緊急召集中共地下黨到東柳巷1號開會，商量相關對策。
李茂堂的身邊有一批能人，他們都是黨的地下工作者。其中包括時任國民黨銅川縣黨部書記長的陳子敬；曾任中統西安市調統室秘書的謝維傑；西情處的地下交通、東柳巷1號的男主人李江波；還有李茂堂的貼身警衛肖華傑，以及李茂堂的洋車夫張光明。他們個個神通廣大，無一不是李茂堂的高參、智囊、得力助手。得力於他們的群策群力，王超北、李茂堂當機立斷，決定雙管齊下，先為李茂堂或其他地下黨同誌在敵人內部謀得一個重要位置，再獲取敵人潛伏名單。
當時的中共“西情處”處長王超北親自出馬，找西安市長王友直攤牌，打破天窗說亮話，見麵約在兩人的共同朋友家。
為了王超北的安全，李茂堂帶上“很能打、最年輕”的神槍手肖華傑在街對麵的茶樓裏挑了一個二樓臨窗座位，一邊喝茶嗑瓜子聊天，一邊留意周圍動靜，腰裏的盒子槍都大張著機頭。
一是有周恩來的交情，二是有中共西安市委的前期工作，王友直最後選擇了“合作”。王友直最後答應從中斡旋，力主解除現任市警察局長職務，推薦李茂堂繼任。
然而，覬覦西安市警察局長一職的大有人在，他們都是“軍統”的人，爭得僵持不下，最後甚至都拔出槍來。麵對這種情況，“西北王”胡宗南隻能維持原狀。
一計不成，再生一計。神槍手肖華傑奉命披掛上陣，在火車站附近，悄然射殺了向離的一個手下，一個直接負責擬定潛伏名單的鐵杆敵特。向離不傻，他雖不知道那一顆置人於死地的子彈究竟出自哪一個槍口，卻清楚知道此案告破絕非易事。他更知道即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終查出，也於事無補。因為他千挑萬選定的名單，那一份“黨通局”陝西省通訊組的潛諜名單，已經報到南京。局長葉秀峰要是知道那份名單上赫然名列前茅的一個人，不僅突然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不尷不尬，那還了得？！向離就怕驚動南京，驚動頂頭上司。向離知道自己人緣不好，樹敵太多，積怨甚深。一旦南京怪罪下來，四麵楚歌，眾叛親離，他的組長寶座定將動搖，乃至倒塌。所以，快刀斬亂麻，向離一邊嚴密封鎖消息，對外一律說死者得了急病，一邊重新起用李茂堂的舊部謝維傑，要他臨危受命，頂了空缺。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向離越是欺上瞞下，自以為得計，就越是深深陷入給他設的局。
向離不知道，謝維傑有著雙重身份，他明裏是“中統”時代過來的資深特務，暗裏卻是中共“西情處”的骨幹成員。向離重新起用謝維傑之舉，為“西情處”獲取“黨通局”陝西省通訊組的潛諜名單及其背景資料提供了方便。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謝維傑的地位局限了他的活動範圍。他還不能涉及核心機密，還不能接觸整個諜網。向離當時對中共“西情處”的威脅比較大。於是，李茂堂就再利用“黨通局”骨幹人物王克平與向離的麵和心不和，挑唆王克平帶上重禮去南京晉見葉秀峰。
聽說向離瞞天過海，謊報軍情，將被人槍殺的部屬說成是暴病而死，葉秀峰拍桌大罵，當即撤了向離的職，由王克平取而代之。接下來，李茂堂苦口婆心、循循開導，促使王克平懸崖勒馬，重新做人。王克平迷途知返，臨陣倒戈，就把“黨通局”設在商縣的電台調回西安，連同國防部簽發的特許執照一並交給西情處使用。王克平還把謝維傑等人召集起來開“應變”會議，以“負責潛伏”為名，讓謝維傑把全部“黨通局”專網調工卡片，共5千餘份，全部接收過來，如數轉交中共西安地下黨。
1949年初，當解放軍攻入渭北一帶時，國民黨渭南縣黨部曾發現李茂堂與共產黨聯絡時的破綻，報告給胡宗南。胡宗南半信半疑，質問李茂堂是否“通共”？李茂堂很鎮定地反問胡宗南：“共黨已到我們眼下，內部還要互相攻擊？”一句話，竟把胡宗南給蒙騙了過去。
1949年5月初，西安解放前夕，李茂堂和王超北還一起趁國民黨組織武裝自衛總隊之機，讓進步人士閔繼騫當上自衛總隊的副總隊長（總隊長由同王超北有聯係的西安市市長王友直兼任），從而在西安解放時，把這支擁有2000多人、1000多支槍的隊伍變成中共地下組織指揮的地方武裝。他們挖出了胡宗南部逃跑前在鐵路、橋梁、工廠、機關、學校等處埋下的炸藥，使文化古城西安免遭破壞，保護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安的行動。
當年5月17日，解放軍逼近西安，胡宗南的部隊向漢中撤退，李茂堂聲稱暫時留守西安，等各部隊全部撤完，再到寶雞與胡宗南會合。胡宗南留給李茂堂8000塊大洋作為撤退經費，到寶雞後卻怎麼都等不來李茂堂了。
3天後，解放軍進入西安，對於肅清暗藏在西安的國民黨特務這樣的任務，李茂堂輕車熟路。不久後，李茂堂還在一次市民歡迎大會上，抓獲了一個企圖暗殺賀龍的“中統老部下”。那個部下看到抓自己的竟是“李主任”，先是表情複雜，既而垂頭喪氣。
西安解放後，李茂堂向有關部門遞交了一份6000多人的國民黨潛伏人員的大名單，為整個西北地區掃除了巨大的隱患。
革命父子 冰釋前嫌
建國後李茂堂擔任了國內貿易部第一任副部長，但任職不久就因中統的事情“說不清楚”，於1950年12月被人以戒毒為名逮捕，關在北京的一所監獄。1953年5月在北京因病死在了監獄裏。除了李茂堂的家人，還有很多知情人心裏都感到沉痛。
李茂堂的兒子李克前1938年參加革命，曆任八路軍115師344旅政治部宣傳隊分隊長、冀魯豫軍區司令部譯電員、冀魯豫五軍分區司令部作戰參謀、晉綏軍區司令部一科作戰參謀、中央軍委作戰部一局參謀、軍訓部戰術訓練處參謀、軍事科學研究部條令處參謀、軍委軍科學院戰役研究部研究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陝西省寶雞軍分區副司令等。他對自己的父親的認識，經曆了一個曲折的變化過程。
最初當李克前知道李茂堂是中共地下黨後，對父親很崇拜，以有這樣一個父親感到自豪。但是1935年李茂堂被捕，後遵照黨的指示臥底中統後，兒子李克前不知內情，在他父親活著回來後，就懷疑他成叛徒了。
李克前曾回憶說：“1935年9月，我父親給我繼母來了一封信。信是從南京來的，我繼母讀了偷著哭，我也不敢問。隻能是放學回家，趁我繼母不在，把信找出來看。就這樣，知道我父親被捕了，關在南京。原來我對他很崇拜。後來他活著回來，我不再認為他是好人。我認為他叛變了，一定叛變了，投降國民黨了。所以我就離家出走，投奔革命，隻身去了延安。不為別的，就為背叛反動老子。我以為我父親是叛徒、特務、反革命，我要跟他劃清界限、徹底決裂！我的心裏埋藏著對他的仇恨。”
1946年4月，李克前從抗大七分校調到晉綏軍區司令部任一科作戰參謀，在賀龍身邊工作，認識了當時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副局長陳養山。陳養山告訴李克前，說他父親是中共黨員，正在西安潛伏，搞到不少情報，立了大功。李克前還不相信，說：“你開什麼玩笑？我沒有出賣革命的老子。”陳養山說：“你不信，我給你轉一封信去。他們那裏缺懂軍事的人，你去正合適，給你爹當助手。”李克前這才明白，原來父親白皮紅心，明裏是國民黨的大特務頭子，暗地裏是共產黨的“西情處”副處長。
1949年3月下旬，李克前隨中共中央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移師北平，先駐香山，後進中南海。同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國的開國日，他一早去西南軍區駐京辦事處見老首長賀龍。賀龍對他說：“你父親是一個老共產黨員，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給我們搞了許多情報，為我們解放大西北作出很大貢獻。他很想你，你能不能回去看看？”李克前說：“感謝首長關心。過些日子，我一定回去看他。現在不行，剛解放，忙得很，實在沒時間。”
1950年7月，李克前回老家探親。李茂堂聽說了，從西安趕來見麵，兩人在一起呆了一天，不過沒有多說什麼。
對於解放以後的李茂堂，李克前的堅強黨性決定了他三緘其口、恪守沉默，隻字不提他父親的冤屈；1953年5月，李茂堂不幸黯然病逝於北京的事，李克前隻說他父親死於一起不明不白的冤案。
1980年7月7日，李克前給原西安情報處處長王超北寫信，信中說“您與我父親不但在西情處一起工作，而且以前一直是同舟共濟的生死戰友。我父親的一切，您是最了解了，是最有發言權的。”當時王超北“中風”後已不能動筆，7月17日囑咐其次子王乃寧代為複信李克前，信中他特別強調：“李茂堂是革命的，我和在廿、卅年代領導我們的王世英同誌是十分了解他的。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是很有本事的人。硬是在蔣介石、胡宗南肚皮裏把他們搞垮，而沒有被他們識破他的真麵目。原西情處的工作能堅持到勝利，李茂堂的功勞是不小的。這是事實，應該肯定。”
徐曼玲是李茂堂的入黨介紹人羅承運的遺孀。徐曼玲說：“最可憐最可憐是李茂堂！從外表上看，和潘漢年一樣，李茂堂是很帥氣的一個男人。為了西情處，為了黨的事業，他風裏來，雨裏去，老婆都不要了，子女都不要了，家產都不要了，就是埋頭革命，拚命幹！”
1982年3月，這一起“不明不白”的冤案，經有關部門甄別複查，方始水落石出，昭雪天下。經中共有關部門的複查，李茂堂去世三十年後組織上為其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有關部門給李茂堂作出的結論：一是“為黨做了工作，有一定的貢獻”；二是“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骨灰送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李克前心裏感到知足了。有一年10月，李克前去北京八寶山掃墓，坐著輪椅，鞠躬不方便，隻在心裏默默地說：爸爸，我錯怪你了，對不起。我為我曾經誤解你而深感內疚。現在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永遠崇拜你！
李克前說：“我為我曾誤解我父親而深感內疚。我父親克己奉公，忍辱負重，以一生的奮鬥證明了自己的清白，證明了自己對黨的熱愛，對人民的忠誠。他的使命就是潛伏。他沒有死在敵人的屠刀底下。他倒在莫須有的猜疑、誣陷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但願這樣的悲劇再也不要重演！”
李茂堂1935年借敵勸降之機潛入國民黨高層特務機構中統局，為黨一幹就是14年，並擔任重要職務。在此期間，遇到過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險境，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但是，他在共產黨人崇高信仰的支持下，不僅完成了許多艱巨的任務，為我黨我軍提供了重要的情報，而且掩護我地下運輸隊，運送大批醫藥、武器裝備、軍需物資通過國民黨的禁運站口，並在保護中共組織、營救中共黨員、分化瓦解敵人等方麵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李茂堂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特殊使命，這就是信仰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