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通道 生死營救
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權在南京成立。此後出於全力支持汪精衛偽政權的需要，日本政府解散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袁殊在中共組織的授意下，利用岩井和影佐禎昭的關係轉而加入了汪偽政權，先後出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蘇南清鄉區政治工作團長、黨務辦事處主任、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江蘇省教育廳長、教育學院院長等職，成為名噪一時的響當當的“大漢奸”，而他所從事的情報工作也因此轉入一個新的時期，變得更為複雜。憑著機智與勇敢，袁殊巧妙地周旋於各種勢力之間，他所獲取的情報，對中共了解和掌握敵人的政治、軍事等方麵的動向與決策，進而確定對策，調整部署，都起了重要作用。除此而外，他還利用合法身份，做了無人能夠取代的有利於中共事業的工作。
1941年，汪偽按照日本人的意旨要搞大規模的“清鄉運動”。3月末的一個晚上，汪偽特務總管李士群奉汪精衛之諭，任命袁殊為“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清鄉”主要目的是為肅清長江三角洲一帶的國、共遊擊隊，以加強汪日對此地帶的政治、經濟控製。經潘漢年首肯，袁殊履職。
潘漢年對袁殊下達了三項任務：一、搜集清鄉情報；二、約束部下避免傷害平民；三、營救、保護中共人員。同年7月，清鄉政治工作團於蘇州大石頭巷掛牌。政工團約三四十人，潘漢年派出曾在夏衍《救亡日報》任記者的葉德銘協助袁殊，擔任其秘書。此外，潘漢年與時任江蘇省主席的李士群也有聯係，李氏提供了部分日寇“清鄉”動向，使新四軍有所準備。可見，當時特務之間的交往極為複雜，敵友難分，離合無常。彼此之間的關係隻建立在互相利用之上，而難以簡單劃分。袁殊最終完成了不少潘漢年交付的任務。
日偽“清鄉”時，駐常熟東壙地區的西尾中隊對民眾進行逼供，得到了某地有一名女青年可能是共產黨的消息。於是日軍緊急出動，將她逮捕。袁殊從該區顧姓區長那裏得知西尾中隊俘獲一名中共人員這一情報，立即前往解救。
袁殊援引“清鄉”條列，軍事歸日方，政治由中方處理，向西尾要人。該名女青年最終被轉交袁殊。後來才知道，被解救的人真名叫吳中，原任中共蘇州縣委宣傳部長。日軍嚴刑逼她交出地下黨員名單和新四軍留守江南人員情況，她誓死不從。袁殊按日汪之間達成的凡屬中國人，均交由中國地方政府處理協議原則，向常熟日本駐軍要回了吳中，並給她安排了一個臨時工作，使吳中能夠安然與中共組織接上關係，繼續在地下為中共工作。
與此同時，奉蔣介石之命打入汪偽之“清鄉”保安處長唐生明，略知袁殊與軍統有關，就把在常熟滸浦俘獲的五、六名新四軍成員，交給袁殊。袁殊命葉德銘招待這些人，隨後他們都可自由活動，這些人大多到達蘇北新四軍控製區。除了吳中，另一女俘史征也沒去蘇北，被安排在袁殊任校長的江蘇省教育學院主理財務。及後，袁殊轉任“清鄉鎮江公署”專員，繼續運用權位，營救新四軍被俘人員。
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軍突然襲擊美國珍珠港，使美軍的太平洋艦隊遭到重創。8日，美、英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同一天，袁殊自寧返滬，向潘漢年報告，汪偽陳璧君、陳君慧、林柏生等一行人，已飛抵香港，企圖誘騙滯港名人與南京合作。眼看日軍要占領香港，為撤走中共在港情報人員，潘漢年讓袁殊聯絡岩井，為此提供方便。袁殊按照潘漢年指示致電岩井，向岩井表示，有一名宋子文的朋友“胡越明”，要求晤見。經岩井同意後，袁殊隨潘漢年直抵使館與之麵談。
由於潘漢年與在港人員聯係已斷，袁殊立即派葉德銘赴港。考慮到葉德銘雖留學日本但日語一般，在袁殊要求下，岩井派袁殊的好友德田太郎與葉德銘一道南下，與日本駐港領事聯絡，最終完成中共交給的任務。潘漢年在港部下如陳曼雲、張唯一、華蒂等，乘坐日本軍用飛機直達上海。該批人員在滬生活問題，亦由袁殊解決。
袁殊任偽職的鎮江，本為連接蘇北的交通要道。駐守當地的日寇為一個步兵聯隊，一個騎兵聯隊，屬下村定師團。袁殊上任前，曾在南京拜訪該師團長下村定，下村定將鎮江五縣軍事地圖，贈與兼任汪偽鎮江地區保安司令的袁殊。袁氏把地圖翻拍成照片，交與潘漢年。袁殊上任不久，即到內河輪船碼頭巡察，並屢屢隔月撤換碼頭的“封鎖主任”。他這樣做，是要使“封鎖主任”難以熟悉環境，有利中共人員北渡。有一天，潘漢年向袁殊下達任務：將中共江蘇省領導人轉移到蘇北新四軍控製區域。袁殊接受任務後，想方設法，最終順利完成了任務。自此以後，袁殊一方麵利用職權，一方麵利用與汪日人員的關係，套取情報，使鎮江成為中共人員轉移的要道。
袁殊還從岩井那裏，為潘漢年辦理了“特別通行證”。此證上寫明：“凡駐滬軍、憲、警等人對此證持有者有所檢問，務須與日本駐滬總領事取得聯係，不得造次﹗”有了這樣一個“特別通行證”，保障了潘漢年往來行走的安全。
12月25日香港的淪陷後，原在香港從事抗日文化活動的許多進步人士和中共黨員隨時隨地都有遭到日本占領軍逮捕和迫害的危險。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指示，要求東江抗日遊擊隊港九大隊務必盡全力將這些愛國人士轉移出香港，而遠在江蘇的袁殊也根據潘漢年的指示參與了這一救援行動。他利用日特方麵的關係，派出專人專車公開從香港接出包括陽翰生、蔡楚生、張唯一等人在內的共產黨人、進步人士及其家屬數十人，並給以大筆錢款分別作了生活安頓。此外，他還解決了不少去抗戰後方人士的路費和安全問題。經過中共方麵營救，800多名在港民主人士，如孫夫人、何香凝、柳亞子、陳濟棠等，亦成功轉移內地。袁殊認為，因為當時香港糧食不足，日寇又輕視文人，把他們當作包袱，以致事件進行才能如此順利。
當年魯迅先生夫人許廣平與中共傑出的新聞戰士惲逸群被日寇逮捕，分別關押在上海和蘇州，袁殊獲知這一消息後便動用自己的關係最終將他們保釋出獄。鄒韜奮、範長江到上海就醫或工作時，袁殊也對其暗中加以保護，使其不受迫害。夏衍在桂林主持《救亡日報》時，因缺資金購置印刷器材，派經理、中共黨員翁從六前往上海求援。袁殊拿出約25萬元老法幣，交翁從六帶到香港買回其所需器材，支撐了《救亡日報》的出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袁殊還在中共的授意下，主持創辦了《新中國報》與《雜誌》刊物，這是淪陷區兩家由中共掌握的“漢奸報刊”，尤其是袁殊出任社長的《新中國報》為中共在淪陷區的宣傳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2年，作家阿英（魏如晦）進人解放區，上海汪偽報紙為誣蔑解放區，捏造了他在蘇北被殺害的謠言並大肆宣揚。為了澄清事實，《新中國報》於1943年3月31日在副刊學藝版發表題為《魏如晦尚在人間》的文章，稱“某報前曾一度揭載戲劇家魏如晦（阿英）在蘇北被殺害消息，各小報並有專文表示悼意。現聞魏君並未被害，已由蘇北轉赴內地。”此文一出，謠言不攻自破。
抗戰期間，袁殊完成的情報工作可謂數不勝數。他及時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建立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範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由於他的情報及時，使粟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
1945年初，袁殊辭去了偽教育廳長等職，僅留下一個上海市參議的名分。日本戰敗前夕，袁殊提供了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南京、重慶相互爭鬥，日軍即將撤出貴州等情報，並著手清理“岩井公館”所屬的財產，將三大皮箱的金條、美鈔、英鎊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銀行單據等（價值幾億元人民幣）轉交給了黨組織，顯示出了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神秘“失蹤” 回歸中共
1945年春，經過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戰，抗日戰爭已到決戰階段。中共號召淪陷區黨員，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配合從外進攻的軍隊消滅日本侵略者。在潘漢年的領導下，袁殊以合法身份，以鎮江地區的偽保安團為基幹，組成中華人民自衛軍，利用日本在華情報機關人員，公開護送這支隊伍，從鎮江出發，穿過上海，來到杭州附近的七堡鎮駐紮，待機應變。後來因為情況有變，這支部隊一部分為國民黨軍隊收編，另一部分在海安戰役中起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上海局勢混亂。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接收大員紛紛從空中、水上和陸上來到上海。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中，一些重要人員這時亦處在緊張的應變狀態。袁殊則以其特有的機智和膽略以戴笠任命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第五縱隊指揮的名義，為中共保護了他本人和翁從六等多年經營的文化事業和財產，保護了一些準備交給中共地下組織使用的槍支彈藥。正當袁殊為此緊張奔波時，上海黨組織考慮到他的安全，決定讓他立即轉移到解放區去，一切行程均由惲逸群安排。但袁殊卻放不下手中的工作，遲遲未動。一天夏衍在街上遇到袁殊，急迫地對他說：“快走，不走還等何時！”
當此曆史又將發生重要轉折的關頭，袁殊再一次麵臨了今後去向的選擇。他對自己今後的道路仍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按他自己的說法，當時有三條路：一條是攜帶家眷前往日本做一個海外寓公。以他在敵偽時期所聚斂的資產財富，他是可以終身不愁生計的。但這一來他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漢奸，因而他不想走這條路；另一條路是接受國民黨的收編，仍可以高官厚祿。抗戰勝利不久的9月，軍統的王新衡就趕到上海，並代表軍統任命袁殊為忠義救國軍新編別動軍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授予中將軍銜，並安排袁殊在“雙十節”會見戴笠。這無疑給袁殊又一次提供了投靠軍統，也許是升官發財飛黃騰達之路。但他深知軍統內部派係林立，互相矛盾傾軋甚深。像他這樣非黃埔嫡係的人，在軍統稍一不慎是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的；於是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回歸他早年就曾經追求過，中間又經過了反複曲折的革命之路。
打定主意後，袁殊得到重要副手、中共黨員翁從六之助，變賣資財，其中除用以購買數十槍支及彈藥外，其餘全部經銀行轉給了中共上海地下黨。
就在軍統授予他中將站長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1945年的10月，他和中共地下組織取得了聯係，在地下黨的策劃幫助下，安全轉移到蘇北解放區，最終回歸到了革命隊伍的行列。
袁殊與翁從六、惲逸群一行離滬，同行的梅丹心曾在南京《周末報》撰文記述：1945年10月上旬一清早，一行五人抵達兆豐公園，由交通員王平和、黃煒帶領，沿滬青公路往中共新四軍淞滬支隊駐地，青浦觀音堂。進入共軍防地六號橋後，眾人沿鄉間小道步行，直至支隊司令部駐地。就在袁殊原定約見戴笠之日，國、共《雙十協定》簽妥，中共淞滬支隊須撤至蘇北。該支隊由美國軍艦沿江護送，乘船通過國軍南通狼山轄區，因風高浪急，曆時三日方抵新港鎮。袁殊一行成功轉移至新四軍駐防區域，繼而前往淮陰，方才安頓下來。
袁殊在10月7日，已抵達新四軍控製區。“雙十”協定後，袁殊隨軍北撤。此後數月，袁殊埋首準備汪偽、軍統、日寇特務的相關材料，以便為解放軍提供參考。
國民黨特務找不到袁殊，一時不知他的去向，軍統王新衡在上海《申報》登“尋人啟事”，也未見他露麵。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國民黨方麵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區，戴笠不由得勃然大怒。於是，“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軍統對袁殊下了通緝令，並派一個連的人去蘇州抄他的家。袁殊的妻子抱著剛出生幾個月的兒子，從後門脫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報出現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敵占區扮演反派角色的“漢奸”名字，從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1946年，中共華東局組織局長曾山親自找袁殊談話，允許袁殊重新登記入黨，因“袁殊”惡名昭著，考慮到各種關係，建議他暫時改名。曾山讓袁殊對外以他的親戚為名改姓曾——也證明這是組織的意思，袁殊遂以“曾達齋”之名，重新加入中共。從此，“曾達齋”一直用了幾十年。曾達齋被任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獲旅級待遇。自此，“袁殊”的特工生涯結束，曾達齋開始了在解放區的生活。
曾達齋被任為高級研究組組長，隨李一氓在山東煙台一帶，進行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同時協助審查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師、旅、團級軍官戰俘。工作以外，曾達齋以整理古籍，把玩古物消閑。
李一氓，四川彭縣人，1903年生。曾赴法國勤工儉學，尋求革命真理。1925年在廣州加入郭沫若的創造社，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廣州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宣傳科長，參加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後轉至上海進入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和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到中央蘇區瑞金，次年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第五次反圍失敗後參加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共陝西省委、陝甘寧省委、陝西省委宣傳部長等。抗戰期間在皖南協助葉挺組建新四軍，任新四軍秘書長和中共東南分局秘書長。抗戰勝利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長，同時兼蘇皖邊區政府主席。
全麵內戰爆發後，袁殊又隨李一氓前往大連，負責調查日本投降後留在大連的日本科學家與技術人員情況，還以曾達齋的名字、博古堂經理之身份，從事文物經營，並主理對香港秘密貿易工作。他多次來往於香港，從事文物經營及特種貿易，為解放戰爭籌措經費。曾達齋此時工作的危險與繁忙，比起駐滬時“五重間諜”生活來，已經大大減輕。
1948年末到1949年間，曾達齋發表文章三十餘篇，熱情歌頌了解放區生活以及解放軍在各大戰場上取得的戰果。1948年6月9日以筆名“丁末”寫有《大連的春天》，刊於《關東日報》；8月22日完成《關東﹗好光景》，兩文記述倭寇被逐後，民心振奮，麵向將來。9月，中共華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於大會閉幕時，宣布華北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中華全國總工會於哈爾濱成立，曾達齋於該月12日作《海燕之歌》讚頌之。10月3日，曾達齋以筆名“溫超”在《海燕》報第一版發表《祝捷之秋》，以記解放軍金秋大捷。當時濟南、開封已為解放軍攻占，太原、保定、長春、沈陽被圍，我軍兵鋒直指北平，國民黨在華北已經回天無力。就在上文刊登不久，長春被我軍占領，曾達齋作《長春頌》。
11月7日，曾達齋的《長瀋三千年》寫成，主要記下的是國民黨兵敗奉天，解放軍擁有東北九省的事實。11月14日寫成《取徐州》，12月5日發表《下江南》，記述國、共之間規模最大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解放軍取得重大勝利。及後，解放軍發動平津戰役，12月19日曾達齋寫成《北平黎明》，此時解放軍已經攻下唐山，張家口早成孤舟，並包圍南口、昌平、沙河、通縣、豐台、神台、良鄉等北平外圍，古都攻陷，指日可待。看到這一喜人的形勢，曾達齋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蒙冤入獄 初誌不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曾達齋已隨李一氓等抵達北平。隨後他轉到李克農旗下情報部門工作，擔任一般幹部。工作地點為北京南小街趙堂子胡同，即五四運動時期，為愛國青年火燒的曹汝霖宅“趙家樓”。在國務院情報總署、中央軍委聯絡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曾達齋一生中最為紅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專門從事日本問題的研究，定期為《世界知識》撰寫有關日本問題的政論性文章。因對日本了解，精通日語，此時曾達齋主力研究戰後日本發展。韓戰期間，曾達齋完成的材料，部分交與政治局，以供其隨時了解美日動向。曾達齋有著極好的口才，經常為部裏的幹部和年輕同誌作報告，談白區工作經驗，講有關日本問題，在部裏被稱為“日本問題專家”，他還應邀作一些關於情報方麵的報告。朱德聽了他的報告後，曾誇讚他是“我黨情報工作戰線不可多得的人才”。
曾達齋在趙家樓的工作隻維持了五年，據其子回憶，曾達齋忙碌非常。對曾達齋而言，在此期間唯一發生的大事，是與第二任妻子王端離婚。與曾達齋離婚後，王端居於上海。曾達齋每次出差上海，仍前往探望王端。之後就爆發了震驚全國的“潘漢年案”。據王端回憶，1955年初，曾達齋最後一次到上海，滿臉愁容。王端多番追問，曾達齋仍不說出原委。及後，曾達齋再次前往王端住處，突然說胡風被捕，他可能也要出事。此消息自上海公安局得來，王端勸他轉往香港，曾達齋予以拒絕。二人最後一次會麵，曾達齋隻說須立即回京，前途未卜，此後或許難以見麵。
時任上海副市長的潘漢年，最後一次上京，致電曾達齋。二人預感將要出事，潘漢年非常傷感地說，凡從事情報工作者，多沒好下場，中外同行一樣。
1955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被捕。4月3日，潘漢年被正式通知，以“內奸”包庇反革命問題逮捕審查。同月中旬，曾達齋接李克農電，乘專車去開會。汽車直接開至監獄大門，曾達齋開始了其長達二十七年，比他為中共工作還要長三年的牢獄之災。
曾達齋於1955年被拘留審查，1965年才正式宣判，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按律本應於兩年後獲釋。1967年曾達齋服刑期滿，但尚未跨出監獄大門，又被“四人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姚文元帶打手多次對曾達齋進行審訊，直到服刑期滿二十年。
在獄中，他通讀了《資本論》、馬列著作、《毛澤東選集》，翻譯了大量日文書籍，寫下史料性傳記《大流氓杜月笙》，並且仍然關注著黨的情報事業，寫了近8萬字的《南窗雜記》，總結敵後情報工作經驗。
1975年5月15日，在獄中度過20年零4O天的袁殊告別了秦城監獄，被送到位於武昌大軍山的一個農場。64歲的他，以“不帶帽的就業人員”身份，參加學習和勞動改造，並被允許通過農場管理人員與親屬通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後，他即著手給原機關老領導寫信，以“生命不息，絕不停步”的執著精神，請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7年5月，袁殊被準假25天回京探親，得以與離別20年的子女團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親在1971年去世，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離家出走下落不明，不免傷感萬分，但看到兒女們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回到湖北後，他寫了《遙想》詩一首：
骸骨托付軍山上/留於兒孫憑悼長/三春堤上鶯歌柳/暮靄林前燕舞塘/草木百代淩霜勁/江流千載洗沙忙/盛世朝朝新曙色/故國風景更濃妝
曾達齋認為自己會在農場度過餘生，於是訂了一個堅持勞動、堅持學習、堅持節約的計劃。他從每月僅有的22.5元生活費中擠出一部分錢，訂了《紅旗》、《人民日報》、《湖北日報》、《考古》四種報刊。每日除了半天勞動半天集體學習外，晚上的時間他都用來閱讀書報、寫學習心得，還將獄中自己心吟默頌的詩句，憑記憶整理出來。
1978年10月，曾達齋第二次回京探親。他到中組部遞交了要求重新複查自己問題的信函，向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申訴材料。他表示：“就是把我燒成灰，我也是心向共產黨的。”回到農場後，袁殊繼續進行申訴。他在給兒女的信中說：“監獄裏的審訊記錄都是我賴以平反的依據……政治上我對黨問心無愧，這一點我死可瞑目。”他堅信自己能夠得到平反，寫下了《感憤》詩一首：
萬錘難裂百煉鋼/千爍不破一天霜/風雪年年驅病劫/晨星旦暮洗寒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給曾達齋帶來了希望，但他卻得了半身不遂。經治療，病情得到緩解。
1980年元月，曾達齋尚未痊愈，便來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薑椿芳、樓適夷、陽翰笙、梅益等前來看望，不僅幫他解決住房困難，還給予經濟方麵的幫助。曾達齋原單位領導專門派人給他送來300元生活補助費，並組成複查小組，重新複查他的問題。
在等待平反的兩年中，曾達齋用已不靈活的右手，日夜伏案寫自己幾十年的社會政治經曆。盡管剛從極“左”陰影中走出的人們認識問題仍有偏頗之處，加上戰爭時期情報工作背景複雜，都是單線聯係，但是曾達齋仍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歪曲曆史，不為能得到平反而說違心的話。
1982年9月，在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後一個月，受“潘案”株連的曾達齋終於得到平反。9月29日，經最高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合議，認定1955年對曾達齋的判決失實，決定撤銷原判，宣告曾達齋無罪，恢複黨組織生活，袁殊名字也恢複使用。黨組織恢複了他的名譽和黨籍，批準他從國家安全部離休。同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袁殊文集》，收集了他百篇左右各個階段的文章。
1987年11月14日，曾達齋不慎骨折。幾天後，他肺部感染發炎，26日深夜零時30分在解放軍309醫院病逝，終年76歲。12月2日國家安全部機關領導、幹部數百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向曾達齋的遺體告別。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這是對這位“五重間諜”最後也是最好的身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