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兩石壘，高各有二三百尺，離江麵約兩裏來遠，東西台相去，隻有一二百步，但其間卻夾著一條深穀，立在東台，可以看得出羅芷的人家，回頭展望來路，風景似乎散漫一點，而一上謝氏的西台，向西望去，則幽穀裏的清景，卻絕對的不像是在人間了。我雖則沒有到過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時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見過的威廉退兒的祠堂。這四山的幽靜，這江水的青藍，簡直同在畫片上的坷羅版色彩，一色也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就是在這兒的變化更多一點，周圍的環境更芫雜不整齊一點而已，但這卻是好處，這正是足以代表東方民族性的頹廢荒涼的美。
從釣台下來，回到嚴先生的祠堂——記得這是洪楊以後嚴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裏飽啖了一頓酒肉，我覺得有點酩酊微醉了。手拿著以火柴柄製成的牙簽，走到東麵供著嚴先生神像的龕前，向四麵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題在那裏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過路高官的手筆。最後到了南麵的一塊白牆頭上，在高屋簷不遠的一角高處，卻看到了我們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鄉夏靈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堯夫又略帶感慨的詩句。夏靈峰先生雖則隻知崇古，不善處今，但是五十年來，像他那樣的頑固自尊的亡清遺老，也的確是沒有第二個人。比較起現在的那些官迷財迷的南滿尚書和東洋宦婢來，他的經術言行，姑且不必去論它，就是以骨頭來稱稱，我想也要比什麼羅三郎鄭太郎輩，重到好幾百倍。慕賢的心一動，醺人的臭技自然是難熬了，堆起了幾張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筆，我也在高牆上在夏靈峰先生的腳後放上了一個陳屁，就是在船艙的夢裏，也曾微吟過的那一首歪詩。
從牆頭上跳將下來，又向龕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覺得酒後的喉嚨，有點渴癢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靜坐著喝了兩碗清茶。在這四大無聲，隻聽見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衝擊到那座破院的敗壁上去的寂靜中間，同驚雷似的一響，院後的竹園裏卻忽而飛出了一聲閑長而又有節奏似的雞鳴的聲來。同時在門外麵歇著的船家，也走進了院門，高聲地對我說：
“先生，我們回去吧，已經是吃點心的時候了，你不聽見那隻公雞在後山啼麼？我們回去吧！”
【人物介紹】
鬱達夫（1896-1945），原名鬱文，字達夫，浙江富陽人。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1919年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1921年發表成名作《沉淪》，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大學等校任教，1926年後從事刊物編輯工作。1938年後，在新加坡主編《星洲日報》等報刊副刊，1942年到印尼躲避戰火，1945年在印尼蘇門答臘失蹤。主要作品有：小說集《沉淪》、小說《遲桂花》、《春風沉醉的晚上》、《出奔》、《薄奠》；散文集《屐痕處處》、《達夫遊記》。
細品精讀
“獨遊孤賞”下的遊記佳作
《釣台的春晝》記敘的是鬱達夫在1931年暮春三月，自浙江富陽出發經桐廬遊覽嚴陵釣台的山川景色和一路民俗風光的情景。鬱達夫自幼生活在風景秀麗的富春江邊，有著愛戀自然風光的天性，加之感情奔放、不飾造作，使他把感情融入景物之中時毫不掩飾地直抒胸臆。
嚴陵釣台離作者家鄉較近，但一直沒有機會去，此時為何興趣盎然？篇首寫道：“一九三一，風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黨帝，似乎又想玩一個秦始皇所玩過的把戲了，我接到了警告，就倉皇離去了寓居……趕到故鄉……一種鄉居的倦怠，急而襲上心來了，於是乎我就決心上鉤台去訪一訪嚴子陵的幽居。”這裏的“我接到了警告”，是指當年由於鬱達夫追隨魯迅，組織發起“左聯”時，時值國民黨反動派全麵進行文化“圍剿”，浙江省黨部發出通輯魯迅、鬱達夫等人的命令，他們不願作“無意義的犧牲”而各自躲避敵人的追捕，魯迅避居日本友人的花園莊，鬱達夫則來到故鄉富陽並遊覽了嚴陵釣台。作者是在現實生活失意之後帶著某些傷感去遊物賞景的，因此他在遊覽之中也時時流露出“日暮的悲哀”和對“中央黨帝”的不滿，時而對自己浪跡山水不滿，時而又流露出對羅振玉、鄭孝胥之流的憎惡之情。這種心情是當時鬱達夫思想的真切反映，作者並未強作高昂，回避矛盾，而是宣泄了自己的那種隱逸而又憤世嫉俗的情緒。散文筆法如行雲流水，無拘無束，但字裏行間時時滲透出一層黯淡、憂思的情調和一種“獨遊孤賞”的淒情。
鬱達夫善於在他的山水遊記中嵌入舊體詩詞，這是他散文的特色，同時可以幫助他補充散文裏沒有說盡的餘意，沒有抒發的情愫，更加渲染一種特定的意境和情境。這篇散文在遊程中插入一夢，夾敘了兩三年前所寫的一首舊詩——後來將這首詩題在嚴子陵祠堂上，巧妙地諷刺時政，與文章成為一個有機而和諧的藝術整體。
此文將情與景，憂思與遊興熔於一爐，借山水、人物、史跡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祖國命運的擔憂，行文雋永、感受深邃、抒情真摯，是一篇人文意蘊濃厚的遊記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