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6日
風景深處有一顆美的心靈
—序孫繼泉《農曆的日子》
從鄉村走進城市，很多人就迷失了。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無根了，用老人的話說是，住進高樓，不接地氣了。地氣是什麼？是大自然嗎？城裏人會說，我們也有桃紅柳綠，也有鳥語花香，也有動物園、植物園，怎麼就不接地氣了？可是你問他們，知道槐花幾月開、蜜蜂幾月來，聽過玉米拔節的聲音，促織深夜的吟唱嗎？他們隻會茫然地搖頭。
有一年夏天，我帶女兒回山東高密老家探親，晚飯後躺在院子裏的草席上看星星。看著天上又大又亮的星星，女兒說，城裏的星星與它們相比，蔫頭耷腦的，那就是病人。那一刻我想起康德老人說的，他隻敬畏兩種偉大的事物：頭上燦爛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老人說的肯定是鄉村的星空、未被汙染的星空。
我對城市生活並沒有偏見。城裏有摩天大樓有歌劇院有美術館有夜總會有很多鄉村缺乏的東西，但在我看來，城市生活最大的毛病是：離大自然太遠。正因為這個緣故，很多走進都市的大作家，在當了幾年、幾十年的市民之後，仍念念不忘昔日的鄉村生活，這才有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賈平凹筆下的商州，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這些作品無一例外都是對根的皈依、對根的追尋。不過小說中的鄉村是早年的鄉村，是回憶中的鄉村，是被提純後的鄉村，而非與作家創作同時態的鄉村了。
同時態的鄉村到哪裏去了？它們沒有消逝，而是一直流淌在一些基層作家的筆下。這類作家大多生活在中小城市，距離大自然相對較近或者幹脆就處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所以他們的迷失是最少的。放在全國，他們的名氣可能不夠大，可是他們的作品卻會帶給你某些名家作品所不具備的震撼。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心地最純淨，他們的寫作更少功利，他們的身心更能捕捉大自然的微妙，他們的筆觸更能深入生活的根部。
在這些作家中，來自孟子故裏——山東鄒城的孫繼泉絕對是不可忽略的一員。他已出版的《楝子花》、《草莓地》、《季節深處》等散文集，將他觀察深刻、描寫細膩，與大自然水乳交融的優點展露無遺，比如《季節深處》：“夏天，你到林子裏去，樹木旺長，草茂密，可是，你蹲下身來，地下，不少昆蟲已悄然謝世，它們翅膀上的花紋還那麼美麗。一棵好端端的樹，不久前還是那麼蓬蓬勃勃，如今卻陡然枯掉一個枝杈。……整個田野都是這樣。掀開幾個闊大的葉片，你可能會驚喜地發現一串果實，但是，在你歇息的地頭上，卻散亂著一堆白花花的鳥或獸的骨骸，它們的皮肉被強者吃掉，或者爛進泥裏。一條穿越玉米地的柏油路上，一條蛇被車輪軋扁，它的花紋鮮亮清晰。河灣裏，幾座新墳堆起，插在墳上的紙花被急雨衝洗得褪掉了顏色。不久前，如今埋在墳中的人還肩扛一把鐵鍁，從這裏走來走去，心裏想著一些美好的事情，或者，哼著一首曲子。等到秋天莊稼砍伐，墳丘暴露，它上麵的青草已經能夠供野兔藏身，新墳變作舊墳。有些東西在亢奮的季節裏猝然死去。有些東西在冬天茫茫大雪的覆蓋下靜靜地生長。這些事情像大地的秘密，完成在季節深處。”
讀著這些美麗而憂傷的句子，你一定會被作者強烈而敏感的生命意識所打動。到了眼前的這部《農曆的日子》，這些優點得到了延續，比如《杏花》：“我從溝底攀爬到土崖下的杏樹麵前，發現在我之前有一個人來過，因為在這株樹的周邊，有一片散亂的新鮮腳印兒。這是一個老人。腳印旁邊有拐棍插在地上留下的深深的孔洞。在一個地方，腳印有些深，而且腳印前邊一紮堆兒有七八個圓孔，我想老人大概在這兒駐足停留了很長時間，他雙手握著的拐棍從地上提起來，又放下去，再提起來，再放下去。他有些激動。他一生看過多少杏花啊，可是見了杏花還是禁不住激動，以至雙手都有些哆嗦。杏花大約勾起了他的一些往事，或與愛情有關，或與親情有關，或與友情有關……這是怎樣的一個老人呢？他穿著黑色的薄呢短大衣，布麵塑底的輕便休閑鞋，或者再戴一頂深青色的禮帽，這是他的外表。深藏不露的是他的情感。能夠獨自爬上這麵陡坡，在一棵花樹前流連的人定然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十分飽滿的人。
“我在老人踏過的地方逗留了半天。我沒有覆壓老人留下的這些腳印，我把它們當作一片迷人的風景。”
一樹杏花和一位老人可以引發作者如此豐富的聯想，這除了說明作者觀察細膩之外，與作者蘊藉的精神世界和深刻的生命意識是密不可分的。在這部散文集中，作者寫花、寫小麥、寫節氣、寫鄉村，寫的都是世間最純粹的風景，但我分明看到在風景深處，有一顆美麗而善良的心靈。正如作者所說：“我想，一個人總該與一株植物建立聯係。一棵樹、一片莊稼、幾畦青菜、幾株花草……親手栽下它們，悉心護理它們，時刻牽念它們。我們養育它們，它們也養育我們。惟此，我們的心靈才會得到滋潤，我們的生活才有綠色和希望。”（《我養的花》）表麵看來，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距離大自然更近一些，但這並不能說明他們能體悟自然與生命的奧妙；相反，很多人身上沾染了濃濃的市儈氣。隻有像孫繼泉這樣單純善良的人，才能做到先賢孟子所說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正因為他葆有這樣一份赤子之心，他才可以與一棵花、一株樹、一片小麥、一個日子、一位老者進行心與心的交流，才可以在眾人談股票談房子談私車的當下，心平氣和地行走在鄉村，記錄下他所觀察到的與生命本質息息相關的點點滴滴。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與以前的散文相比，孫繼泉的文體發生了一些變化。他自己說：“這本書是我近年來由感性寫作轉化為經驗性寫作後的第一部作品。”什麼是經驗性寫作？我不太清楚，但我分明感到他的文章接受了懷特、布封、法布爾、梭羅等人的滋養，不再注重謀篇布局、描寫刻畫，連抒情都少了許多，他開始嚐試用更客觀的筆觸、更冷靜的語言來反映事物的原生態，所以，我更願意稱他的寫作是“原生態寫作”。這種寫作的長處是讓讀者看到了生活真實、自然的一麵，不再以作者的主觀意圖強加於讀者，但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過分的冷靜會影響與讀者的溝通與互動，尤其是城市讀者，他們本來對陌生的鄉村生活是有期待的，可是如此客觀的文字無疑會大大減弱他們的閱讀興趣。試想一下，即使是懷特、布封、法布爾、梭羅等人的文字，也是有剪裁有潤飾的，他們的心頭一直放不下“有趣”二字。所以，我期待孫繼泉的“原生態寫作”在保留原生態客觀、真實麵貌的同時，也別忘了帶給讀者更多有趣的東西。我相信他有這個實力。
記不清誰說過這樣的話：世界上最美的風景是人的心靈。這部《農曆的日子》展現的就是這樣一顆帶有濃鬱鄉土氣息、未曾被汙染的美的心靈，祝福它的每一個讀者都能從中獲取醇厚的滋養。是為序。
為“活化石”立傳
—序趙仁東《銀杏文化學》
中學時期學過三篇以樹為主人公的散文，分別是茅盾的《白楊禮讚》、郭沫若的《銀杏》和陶鑄的《鬆樹的風格》。這三種樹都值得讚美，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但如果細細比較起來，一到春天，北京楊絮紛飛，是有些惱人的；而鬆樹，一年四季，總是一副表情，又似乎缺了點變化；隻有那銀杏，綠就綠得晶瑩，黃就黃得純粹，可引發詩人逸興，又可觸發哲人沉思，便成了我偏愛的樹種。
我對銀杏的偏愛，就是從讀郭沫若的《銀杏》開始的。那年去位於北京什刹海的郭沫若故居參觀，見到了一棵叫做“媽媽樹”的銀杏。1954年郭沫若夫人於立群患病時，郭沫若帶著孩子們從北京西山大覺寺移來一棵銀杏樹苗，植於當時居住的西四大院胡同5號的宅院中，希望夫人能像這活化石一樣堅強地戰勝病魔。1963年11月，郭沫若舉家搬遷時，這一家庭的特殊成員也隨著落戶於此。這棵樹陪伴了郭沫若夫婦生命中最後的十五六年。在他們兩人相繼去世之後，“媽媽樹”也大病一場。據郭沫若先生的孩子講，那年春天，院子裏所有的樹和往年一樣已是一片新綠，惟獨“媽媽樹”直到初夏時節才稀稀落落地長出一些孱弱的小葉子，比正常的銀杏葉小了很多，幾支粗大的側枝完全枯死了。經過幾年的養護，“媽媽樹”才慢慢恢複生機，孕育出滿枝頭的白果。這個故事讓我知道，銀杏是有靈性的。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棵銀杏樹是潭柘寺內的“帝王樹”。它鬱鬱蔥蔥的樹冠高達30多米，粗壯挺拔的樹幹周長達9米，是唐代種植的，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相傳清朝每換一個皇帝它都要長出一條小幹來，久而久之就與老幹重合了。這是一種迷信的說法，銀杏樹的根部能滋生出小幹來，是它的生長特性，而清乾隆皇帝卻據此禦封這棵古銀杏為“帝王樹”。即使是北京的酷暑時節，你往樹下一坐，也會覺得渾身清爽了許多。
讓我覺得幸運的是，我居住的家屬院臨街兩邊種植的就是銀杏樹，每到白果成熟的時候，就有一些老年人舉著高高的木杆來采摘，據說可以治病；而我供職的單位大門口也有兩棵巨大的銀杏樹，一左一右，像兩個盡職的衛道士，靜穆地守望著過往的行人和如水流逝的時光，它們倆毫無疲態，相反，卻愈來愈高大、強壯、挺拔、繁茂。
出於對銀杏的敬重，我查閱了一些資料，知道銀杏出現在遠古時期的古生代二疊紀，到中生代三疊紀、侏羅紀最為繁盛，幾乎遍及全球，但到第四紀冰川時期後，世界上的銀杏大多滅絕，隻有我國奇跡般地保存下來一部分，所以銀杏是中國的特產，是最珍貴的樹種之一，這也是銀杏被稱為“活化石”的原因所在。也因此，郭沫若先生才在文中驚歎：“你這東方的聖者，你這中國人文有生命的紀念塔，你是隻有在中國才有的呀……”單憑這一條，銀杏就足以當選中國的國樹。據報道，2005年網上投票評選國樹，銀杏贏得了99%的高票率。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及有識之士，一直在呼籲推薦銀杏為國樹，幾近水到渠成。
我的鄉黨趙仁東先生是一位有識之士，他長期在基層擔任領導工作，為使百姓早日脫貧致富，他轟轟烈烈地搞起了銀杏種植業。耳濡目染，他已經可以稱為銀杏專家了，這本厚厚的《銀杏文化學》就是最好的證明。我敬佩他的學識，更敬佩他“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的親民情懷，遂欣然為序。
2006年6月14日於北京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