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 論 人 生
前麵說過，近年來我率爾操觚，積字成句，成篇，居然印成一些本本，其中隻有主要寫懷念的“負暄三種”和談人生問題的《順生論》是沒有外來機緣，自己想寫的；或者不避吹牛之嫌，引《莊子·天下》篇的話來壯壯門麵，說其化意為文也，確是近於“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但這兩種又大有分別：前者是籬下閑談，無論所談是人，或地，或事，我表示懷念，可以說都是自己的私事，聽者（假定肯聽）認為值得也罷，不值得也罷，無妨都看做“吹皺一池春水，幹卿何事”；談人生就不同，無論如何委婉，總要走說教的路，即向人表明，立身處世，應該如何如何，至少是最好如何如何，這顯然就是自以為是，甚至自以為高，真是太狂妄了。
狂妄來於“不可以已”；想不管狂妄不狂妄，單說不可以已的情況。這在前麵也已經說過，主要是兩點。其一，來由至今說不清楚，是大學畢業前後，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麼回事、怎樣活才好的相當強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後必隨來“求”，於是在治學方麵就轉了方向，改為鑽研哲學，尤其人生哲學。總有十幾年吧，讀了一些書，多數是西方的（本土的，包括來自印度的，已略有所知），想了一些問題，大多是古今哲人思考過的。所得呢？可以說不多，因為未能如上至（各種教的）教主、下至信徒自信的那樣悟了道；也可以說不少，因為，至少是對於有關人生的問題，比前些年有了較多的了解，具體說是，知道某些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無力解答，其下許多零零碎碎的問題，或則不難解答，或則不成問題。
“有了較多的了解”，當仁不讓，是自信有所知，也化為具體，是對於怎樣活才好，有了比較明確的想法，包括應如何如何、不應如何如何的理論根據。老習慣，有所想，尤其有所信，就願意形於言，或進一步，形於文，讓己身以外的人聽聽，看看。可是，在“思想改造”的烏雲壓在一切肯思肯想的人的頭上的時代，我這自知非正統甚至異教的思想，何況還是關於人生的，當然不敢形於言，形於文，而且不隻此也，還要裝做沒有想過這類問題，也就沒有在讀書方麵“攻乎異端”，因而也就沒有可以稱為自己的未必合於時宜的想法。這類的偽裝不很難，不過是古人說的“良賈深藏若虛”。也有難，是不少來自威權的想法和行事，與自己之所信背道而馳，自己要裝做信受，可是與信徒相比，就有如蹩腳的演員，雖努力而終歸演得不像。能力所限，或事實不過如此，也就隻能安於人己都不可意，往下混。
記得是50年代，中期？晚期？外，不能形於言、形於文，以求入他人之耳之目的形勢未變，可是內，天命所定“有話想說”的根性忽而發榮滋長，逆，無力，又不想用簡捷式，如希臘神話所說，跑到河邊，俯身麵對流水，說國王頭上生有驢耳雲雲，於是終於決定，拿起筆寫，成篇之後“隻可自怡悅”，然後“藏之名山”。依思路的次序，先寫人生問題的哲理部分（即成書之後第一分的“天心”部分），因為“存在”“天道”一類內容與現實距離遠，違礙的可能性小些，就是閉門隻圖自怡悅，也就膽量大些。用多長時間，不記得了，大概寫了八九個題目吧（成書之後是十二個），究竟隻是自怡悅，興趣不很大，截止，未能藏之名山，就塞在一個舊書包裏。因為生活少餘裕，自怡悅的閑情很少，也就沒有再看，時間稍長就把它忘了。是文化大革命使我又想到它，不少書，唯恐紅衛英雄判定為“反”，或扔或燒，出於他人之手的尚且如此，況自己手寫，講人生的白紙黑字乎？為了避免可能的生命危險，趕緊找出來，用火攻之法，使之灰飛煙滅。
想不到六七年之後，我由幹校放還，夏秋之際到家鄉去鬥室麵壁，卻迎來過多的閑。語雲，閑情難忍，還要加上舊習難改，這舊習是眼前有書，手中有筆，單說手，就想寫點什麼。當然不是想發表，即寫，就又是隻能自怡悅，其後還會有藏之名山吧，於是大革命開始時灰飛煙滅的幾篇談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複燃。“複”燃，走老路，時、地不同，具體說是或野外拾糞歸來，或吃完自做炸醬麵並小睡之後，獨坐在無“記”的“西廂”，仍是由“存在”起，以下“生命”“鬼神”等一個題目、一個題目寫下去。後來檢查，是連帶“天道”“命運”“快樂”“出世”“本性”“節製”，一共寫了九個題目，單看篇數也是功虧一簣，因為自知必不能問世，也就未感到有什麼遺憾，仍舊放在那個曾經容納此內容的舊書包裏。這是二稿，鄉居時所寫，留有鄉居時的痕跡，即“生命”一題開頭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