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所謂“國學熱”看文化的傳承
複旦大學錢文忠教授繼成功講授《玄奘西遊記》後，春節期間又在《百家講壇》主講《解讀三字經》，同樣贏得一片讚譽。難能可貴的是，麵對記者“如何看待正在興起的國學熱”提問時，錢教授冷靜地回答：一不存在所謂“國學熱”，二沒必要出現國學熱，三是從所謂“國學熱”裏看到某些中國人的狂傲和盲目自負。
我很讚同錢先生的看法，也很欽佩他的冷靜。在我看來，要想樂觀地判定“國學熱”的存在，起碼應該先搞清楚到底什麼是“國學”，免得唱錯讚歌，表錯情。記得就在前兩年，麵對“國學大師”的廉價桂冠，季羨林先生曾不無惶恐地聲明自己不是什麼“國學大師”。我認為那不是季先生的謙虛，而是他老人家的誠實。因為他懂得，所謂國學，乃是“義理之學、辭章之學、考據之學”。而自己所長，並非如此。雖然一生浸潤在傳統文化當中，做了不少傳承的工作，但要因此而被冠以“國學大師”的桂冠，依季先生的人品和文品，是斷然不能接受的。
耐人尋味的是判定產生“國學熱”的心理基礎。用錢先生的話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間的發展速度在人類曆史上是沒有的，現在中國人自信滿滿，自信一滿就覺得不用向西方學習了，21世紀果然就成了中國的世紀。這確實不免有些夜郎自大。
而今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威脅著所有經濟體，寰球同此涼熱，中國自然不能例外。然而在一片蕭條之中，我們中國的情況的確相對好些。改革開放30年奠定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黨和國家強有力的應對措施，使中國在危機麵前呈現了令人鼓舞的承受力。這種相對的成功從一個側麵激發了國人的自信心。加上整個世界一片“中國救市”之聲，更使我們一些同胞備受鼓舞。一方麵，堅決拒絕西方人四處推銷的所謂“普世價值”；另一方麵，拚命拉出古董，開始精心打造自己的“普世價值”，欣欣然真的要當一回“21世紀領跑者”了。
然而，我很想澆一盆冷水，掃一掃某些人的興，請他們多少淡化一點“領袖欲”、“救世欲”。當此之時，重溫一下小平同誌的教誨，應該於國於民都不無裨益。小平同誌教導我們：“不當頭”，“不爭論”，“韜光養晦”，“發展自己”。被人看好，當然高興。但我以為我們沒有必要小富即安、小富稱大。不管別人怎樣恭維我們，我們還是應該知道自己的斤兩，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扮演的角色。既要勇敢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又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沒必要愣充大個兒，像過去那樣，揚言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
至於說到文明的傳承，從某種意義上也不妨說是“國學”的傳承吧。我看還是多做點實事，少說些空話比較好。這個廓大無邊的話題，其中包含了文化的傳承，又顯然不局限於此。學術層麵大的討論，現代以降至少有過三次。先有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極端主張，後有體用之辯的兩極分化，到了“轟轟烈烈”大革文化之命的當口，便隻剩下“與傳統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時至今日，留在新新青年腦中的，除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兩條高度凝練的政治原則以外，恐怕真正得以有效傳承的文明已經不多了。至於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古為今用”用什麼，“洋為中用”怎麼用，向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從來沒有似乎也不太可能取得“高度共識”。品三國的，講論語的，論前清的，雖然是以快餐文化的形式在電視上呈現，有人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那是“對文化的曲解和誤讀”。而我以為易中天、於丹、閻崇年、錢文忠諸位先生起碼在以一己之力、一孔之見解讀傳統文化，做著實實在在的具體工作，比那些大而無當的空頭議論不知要強多少倍。你可以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不能不尊重他們的勞動。更不能以“原則”代替具體“研究”，使空話、大話、官話、套話、假話、廢話充斥輿論。讓學術文化的貧瘠、學術風氣的浮躁，反襯出文明傳承的表麵化、快餐化、泡沫化、標題化、運動化。“國學”的熱與不熱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多一些錢文忠先生那樣的實幹家。
（原載《人民日報》2009年３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