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月光下的土地》
傅道彬
我們的世界離文學越來越遠，而我們卻是從文學神聖的曆史裏走來。我是1978年上大學的，那時中國剛從“十年動亂”的思想禁錮中蘇醒，以文學描寫傷痕、訴說情感、表達思想，成為我們那個時代的風尚和潮流。因此詩人和文學家受到格外的崇敬，校園裏，流動著文學和思想的芳香；即使在火車上，素不相識的人們聚在一起，話題也常常是文學；劉心武、盧新華、舒婷、李澤厚、劉再複等是連青年工人都知道的名字，文學的神聖和思想的解放，構成了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景觀。而曾幾何時，中國人的精神似乎漸漸老去，整個社會精神變得疲憊而蒼老，文學神聖的身影漸漸遠去，“詩人性格”“文學青年”成為浪漫而不切實際的代名詞而受到嘲笑。在這樣的背景下，有時候也不免悲觀地追問，文學的意義何在？還有人會堅守文學的領地嗎？
前幾天，馬廣原同學寄來了他的一部書稿——《月光下的土地》。讀著他的書稿，不禁精神為之一振，讓我感到振奮的不僅僅是他的文學成就，更是他的文學信仰。廣原同學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考入大學的，那正是屬於文學神聖的時代，因此他自然受到那個時代精神的熏染。隻是多年以後，絕大部分同學的文學夢想已經漸漸被世俗的洪水淹沒，陷入了沒有激情沒有夢想的瑣屑和麻木之中，廣原同學
月光下的土地
卻在北方偏遠的土地上，依舊堅守著文學的理想，堅守著文學的神聖領地。像他做農民的父親默默耕耘著農田一樣，他也在文學的領地裏默默地耕耘，父輩們收獲了糧食，而他收獲的是文學和精神。從馬廣原身上，我感受到文學的力量，我們不必擔心文學的寂滅，隻要人類存在下去，文學精神就會延續。
從本質上說，文學不是一種技巧，而是一種精神，是一種人生。輕視文學並不始於今天，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裏，就公開對詩人下達了驅逐令，在他看來，文學和詩都是不真實的，是感傷的沒有力量的。因此他說：“千萬不要讓那些甘言蜜語的詩人闖進你的國度，否則你的國家就會是孱弱的沒有力量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柏拉圖的理論，受到了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的質疑和挑戰。亞裏斯多德在《詩學》中認為，曆史寫已然之事，詩寫當然之事。因此詩不僅僅是感傷，而是引導生活前行的旗幟，缺少文學和藝術引導的生活才是墮落的沒有力量的。亞裏斯多德的詩學精神，為現代西方哲學家繼承。海德格爾說，詩意是檢測生活的唯一尺度，人類充滿勞績，卻應該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文學不是虛無縹緲的生活態度和華麗迷人的辭藻，而是一種腳踏實地的生活態度，是不可征服的積極人生精神和力量。
馬廣原是在平凡和苦難中堅守文學精神的。他出生在一個貧窮時代的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上學時經常為吃飯問題發愁，小學運動會上買不起一套簡單的服裝，粗糲的生活讓父親的性格變得暴戾而專橫，看到他訴說跪在父親麵前請求父親同意自己婚事的文字，我幾乎流出眼淚。而粗糲的生活，卻塑造了他細致而敏銳的心靈，對生活他並不抱怨，卻充滿感謝。廣原最精彩的文字，還是他對故鄉對父母對親人的懷念。“離開了故鄉，就看不到山了。可看不到山，心事卻起伏起來。”“炊煙是鄉下揮之不去的情緒，而狗吠或牛鳴，會讓這情緒顯得無比的悠長。”“柴門，在風中演繹出吱吱呀呀的節奏，如同我最初的語言。”一提到故鄉，他的筆調就顯得歡快而溫暖，“不能用美麗來形容母親，但在我心裏留下的都是美麗”的母親，常常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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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飯盒裏放進一勺菜的師母，讓我們看到了母性的美好，連暴烈的父親披著月光歸來，也顯得寧靜而安詳，一下子讓我們的精神變得柔軟。故鄉的雪房子、籬笆牆、轆轤井，都成為一種精神家園的象征符號。在世界普遍城市化的曆史進程中，我們已經無法回到鄉村回到故鄉，回憶故鄉的真正意義是以鄉村的樸素抗拒文明的異化，以鄉村的寧靜對抗城市的躁動，是以詩意的生活對抗漸漸失去詩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