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們該怎樣學習華西村

當中國又一次尋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路的時候,華西村又一次變成耀眼的明星。可我們仔細審讀華西村的富強之路,我們深感,華西村的富強之路,有許多可學的寶貴經驗。值得好好研究,好好總結。

可華西村的模式無法克隆。學習華西村“不能東施效顰、邯鄲學步。”至少,再搞鋼鐵這樣的高耗能、能效己經過剩的工業,己不可行。

新農村建設之路不可能是一個模式。

華西村·小崗村·大寨

在中國的農村,還有兩個甚至名聲比華西村更響亮的村子,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大寨村和“中國改革第一村”小崗村。它們現在怎麼樣了呢

先說小崗村,小平同誌的“包產到戶”、“三自一包”便是從小崗村開始的。小崗村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史的第一篇。小崗村的十八戶農民,為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史寫下了重彩濃墨的第一頁。

正是小平同誌從小崗村發現的“包產到戶”、“三自一包”,在中國經濟最危難的時候,拯救了中國農村和瀕於崩潰的中國經濟。這一段曆史,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可一眨眼,中國的日曆便從1978年翻到了2006年,改革和榮耀已成曆史,小崗村卻還“舊貌猶存”,雖說解決了溫飽,但還在富裕的大門外艱難趔趄,中國並沒有忘記“中國改革第一村”,可“中國改革第一村”變成了“受贈村”。

小崗村那條命名為“友誼大道”的寬22米、長1000多米的水泥路,是1997年,長江村與小崗村結為友好村的時候,捐助100萬元修建的;小崗村105戶人家中的彩電,是2002年長江村送的;小崗村80畝的優質葡萄示範園,是2001年長江村幫扶建成的。

可如此大規模的支貧並沒有讓小崗村富起來。小崗村沒有屬於自己的企業,沒有集體經濟。工業的路坎坷,養殖業屢屢受挫。

問題出在小崗村不能與時共進,問題出在小崗村苦苦迷戀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

讓我們再來看看曾高舉“農業學大寨”獵獵戰旗的大寨村。

在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史上,大寨村和小崗村可說是冤家對頭,一個是“一大二公”堅決不分田到戶的旗幟,一個是“三自一包”的旗幟。

可“一大二公”讓大寨村吃盡了苦頭,在中國農村富裕程度在迅速提高,家家都吃飽了肚子的時候,大寨村依舊貧窮。時光在大寨村凝固了五年。

直到1983年,大寨村終於在上級的壓力下實行了承包責任製,一臉不情願的黨支部書記在完成分田到戶後主動辭職。你別說,還真的“一包就靈”,當年全村糧食產量由65萬斤上升到100多萬斤。幾乎翻了一番。

此後外麵鄉鎮企業勃興,而大寨卻還是靠著每人的1.4畝土地生活,有糧沒錢,十來年內走馬燈般換了三任村支書,經濟卻一直沒起色。

直到8年後的1991年,郭鳳蓮重回大寨村。大寨隨後成立經濟開發總公司,郭鳳蓮任董事長,第一個動作是和江陰市聯手辦羊毛衫廠,對方看中了“大寨”兩個字。

1992年11月28日,“中國大寨羊毛衫廠”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鐵姑娘”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和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請到了主席台。

此後,以“大寨”命名的產品不斷湧現,包括酒、醋、麵粉、雜糧、核桃露等等,很多產品都是聯合經營,大寨“品牌投資”。鐵道部還特批大寨在臨近的陽泉市建了煤炭分運站,讓大寨把村裏1983年開挖的煤礦裏的煤運到山東和河北。

全村總產值由此實現三級跳,由1992年的327萬,到1997年的4796萬,直至2002年達到1個億。一起一落後,郭鳳蓮和大寨再次站在聚光燈下。

但即使如此,大寨村仍不能與華西村站在同一個平台上。大寨村總產值才剛上了億,可先行一步的華西村,總產值己過了百億。

大寨村和小崗村的曆史和現實,似乎同樣地一次次地在證實著“無工不強,無商不富,無農則不穩”的富強之路的正確。不是嗎

美國是如何解決“三農”問題的

關於這件事,還是讓我們來看看根本就不存在“三農”問題,或是己經解決了農業問題的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現狀,也許會對我們如何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提供全新的思路,說不定會對我們如何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提供一個迎刃而解的好辦法。

讓我們把美國的農業與中國的農業加以對比:

美國的農業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農業,是世界上惟一的一個人均糧食年產量超過1噸的國家,(中國人均糧食年產量為200到250公斤,為美國的1/4~1/5,並長期在這個數字上徘徊不前),美國是世界上糧食最大的出口國,(中國的糧食生產為溫飽型,每年進出口糧食大致相抵。)美國每年向世界糧食市場提供大約為5000萬噸的糧食出口,占據了世界糧食出口總量9000萬噸的半壁江山。

而造就世界上最強大的農業的美國的農業人口,僅為美國總人口的1~3%,即美國僅有300~500萬人在從事農業生產,(他們沒有為大規模進入城市的農民留下土地作為‘基本生活保障’,也沒有發生我們的主管農業的政府官員們所預言的“天下大亂”),而中國的這個數字為9億人,中國的農業人口是美國的農業人口幾百倍。

所以,美國根本就不存在中國式的“三農”問題。

美國早就完成了大公司對土地的兼並過程,實現了大農業和農業的產業化,即農業的現代化。

所以,我們對“土地兼並”似乎沒有如此擔憂的必要。就是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的序言中所說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每一次的分合都在推動著農業現代化的步伐。

而且中國的農業也遲早會走上這條路,現在,己在大規模的進行中,例如南方經濟發達的省份。如同中國的工業一樣,那是一條大農業的農業現代化之路哪。我們盼猶不及,又何懼之有

而且這種大規模的“土地兼並”,還將大大地推進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中國農民進入中國產業工人隊伍的進程。

這種不正常的狀況嚴重地阻滯了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們憑什麼怕農民進城又為什對“土地兼並”處處設防

而且,隻有想要發展耕種業、養殖業的企業家,大規模地進軍農村,而農民變成產業工人,才能使農業產業化,才能使農業成為大農業,成為現代農業。我們隻要看看美國、加拿大、歐盟的農業狀況,就能一目了然。

新農村建設能繞開土地問題嗎

而外國資本想要進入中國的農業,改造中國的農業,促進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麵對這樣的土地製度,又如何進入?麵對這片冰封的凍土,能不知難而退?

看上去,中國的土地問題似乎是一個無解之結的中國結,實際上是個一句話就能解開的極簡單的結。

解開這個結,與其說需要智慧,莫如說更需要的是勇氣。

小崗村對我們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中國農村土地製度的改革,不能止步於集體經濟卵翼下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所帶給我們的,除了貧窮,就隻有落後。

解決中國的土地流轉問題,總是先行一步的廣東,將國家征地改為土地入股,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它既降低了政府征地的成本,又保護了農民的土地產權,並使農民從土地入股中,獲得穩定的收入和土地增值的那部分收益。

我們會嚴密關注這件事的發展,也許,它會為解決中國的土地流轉問題,開出一條新路。

中國,新農村建成之時,就是中國民富國強之日。對此,我們充滿希望,我們充滿期盼。

《政府法製》2006年09期

天價墓地考驗中國暴利容忍度

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前夕,2012年3月31日,《齊魯晚報》刊發了我的時評《“死無葬身之地”己不是咒語》。此文反應強烈,該文發表才一個上午,我用百度查閱,己有了867個轉載該文的網頁。說“傳播如風”應不為過。這表明此文觸動了公眾對此事敏感的神經,人們對天價墓地感受有著切膚之痛。於是,我便有了進一步揭開天價墓地黑幕的衝動。

一塊大小隻有一平方米的普通標準墓地,大中城市售價都到了三四萬元;甚至六七萬元,而北京的天價墓地竟賣到了35萬元。把昂貴的房價,遠遠地拋在了後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