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沒有了農民工的城市是城市的災難

想要知道某個物件的重要,最簡單的辦法是:把它去掉。比如我們想要知道心髒有多麼重要,最簡單的辦法是:把它從胸腔中去掉。

一到春節,我們的生活便亂了套。沒有了民工的城市,是城市的災難。

沒有了人給我們送純淨水,沒有了人給我們送報紙,沒有了人給我們送牛奶,沒有了人給我們送煤、送煤氣,城市的街道沒有了人來掃,小區沒有了人打掃衛生,連垃圾都沒人倒,那個髒亂,讓人真沒了過年的心情。

小區裏的菜攤上沒有了賣菜的,你家的樓底下沒有了麼喝著賣饅頭、賣包子、賣麵條、賣油茶、賣豆漿的,鬧得單身貴族成了單身難民。這一斷就是半個月,連收破爛的都回家過年去了,弄得啤酒瓶易拉罐一堆就是半個多月。

我們還好,病人怎麼辦家裏沒有了保姆,您讓那些獨守空窠的老人又怎麼辦醫院裏沒有了護工。空蕩蕩的醫院好淒涼,醫院太平間裏的屍體都沒人朝火葬場送,就不怕鬧鬼

城市裏就剩下了市中心的國營的大商場,一條街一條街的成百上千的攤擋們、飲食店、路邊店都關了門,好冷清,失去了從農村來的農民工,它們都沒法兒開門。有錢都沒法賺,幹看著白花花的銀子朝海裏流。

僅僅一個深圳,春節就走了280多萬外地人。深圳是一座移民的城市,享有深圳戶口的人口不過一二百萬人,而暫住深圳的外來務工人員,竟多達五六百萬人。是深圳的外來人創造了深圳的繁華與文明,使深圳成為中國發展最快、又最富裕的城市。

春節,深圳人走了一多半,把一座城都走空了,這一個月,深圳是座空城,一切都停滯了。損失是以數十億來計算的。

沒有了民工的城市,是城市的災難。

也許,農民工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揪心的事,比如作為城市的邊緣人農民工犯罪率偏高,給城市的治安帶來了許多麻煩,農民工的文明習慣差,讓我們有點兒看不慣,有句老話叫“百密必有一疏”。重要的是,城市這部機器,離開了農民工就玩兒不轉。

農民工,你在城裏還好嗎

每到春節前,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為這件事揪心:進城務工的民工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錢,讓遠離熱土的民工們,如何回家過年

遠離家鄉的民工歸心似箭,在家的親人望眼欲穿。拿不到錢如何回家過年讓民工何顏以對妻兒老小熱切的目光拿什麼去買那二斤麵和一根紅頭繩

報紙上、電視裏滿是為民工呐喊的聲音,那聲音義憤填贗,那聲音正氣凜然。

民工們是這世界上最辛勞的人群,收入微薄的弱勢人群,拖欠民工的工資與心何忍又天良何在欠誰的錢都不能欠民工的錢哪。

過年是件大事,中國人一年中最大的節日。

可拖欠民工的工資這件事“過火”的麵積如此之大,涉及人數如此之多,僅西安市,在元旦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生的拖欠投訴就多達2476件,涉及的人數超過了25,000人。可以想像,有全國多少民工陷入了這個泥潭。

據新華社的一項調查統計,在接受采訪的農民工中,有72.5%的受訪對象表示,他們的工資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其中28.8%的人反映,他們從未按時拿到過工資。

對抗的方式和激烈的程度如此之愈演愈烈,身綁炸藥與包工頭同歸於盡,手提汽油與包工頭同葬火海,屢見報端。對於這樣的作法,我們不但不讚成,還要努力阻止。現在有許多渠道,法律的、準法律的渠道都可以解決這件事,為什麼要走極端

可這樣的現實能不讓我們思索,支付民工的工資的資金鏈又斷在哪裏我們如何解決這件事

再看看陷入了這個泥潭的民工,有70~80%是建築業的民工,拖欠民工的工資的大頭是中國的被稱作“風風火火過大年”的中國房地產業。而建築業中問題最嚴重的是,幾乎所有的建築工程公司和建築工程隊,都在為房地產商在墊款建房。這種現狀就使建築業成高風險行業,成為中國發生呆壞賬和三角債最嚴重的行業。

到2003年,中國商品房空置總麵積超過了4億平方米,積壓資金多達1萬億元,居全國不良資產之首。

對這些人,一是要在接到民工們的投訴時,為民工開辟綠色通道。為民工們先行進行訴訟財產保全,凍結欠債人的銀行賬戶,查封他們的個人財產。對於那些有可能卷款潛逃的包工頭和老板,應依據“商業欺詐罪”采取法定的強製措施,限製他們的人身自由,為民工先行發放被拖欠的工資,既保障了民工們不致受凍餒之苦,也保障了社會的安定。

還有,對惡意拖欠民工的工資的包工頭,應讓他們進入黑名單,取消他們的行業準入資格,讓他們永遠喪失承包工程資格,不信拿他們沒辦法。還有,在工程開工前就由勞動監察部門征收民工工資勞動保證金,對拖欠民工的工資的工程不予驗收,不能進入市場,都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農民工問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對於一團亂麻似的農民工問題,我們還得追本溯源,看看農民工問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農民工問題的發生,始作俑者是中國二元化的戶藉製度。

時間還得追溯到45年前的1958年1月9日,全國人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1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一條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嚴格限製農民進入城市。

那時的新中國己經感到了自人民公社出現後,突然出現的糧食問題的巨大壓力,這道籬笆牆開始構建。

1963年以後,經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天災人禍之後的中國,更加痛感必須將這道籬笆牆改建成柏林牆。公安部在人口統計中,把由國家供應糧食的城鎮居民劃為“非農業戶口”,從此,中國城鄉分離的二元模式框架己經形成。

應當說,中國這樣的戶藉製度的形成,在當時是一種基於糧食問題的壓力,所作出的一種被動的選擇。不如此,則不能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

然而,至今它仍在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戶藉製度。

經曆了改革開放二十年的中國,人民公社解體後的中國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的農村,糧食己經多得讓中國為沒有足夠的糧倉而犯愁,中國這樣的戶藉製度,原本應當隨著糧食問題的解決而消亡,而中國是一個曆史的負擔沉重、慣性巨大的國家。

恰恰是中國城鄉分離的二元模式,造就了中國式的農民工問題。中國的城鄉收入差,我們把它稱之為“剪刀差”為6:1,而世界上絕大多國家為1.5:1。

如此巨大的“剪刀差”使中國經濟簡直就像是一支前鋒與後衛嚴重脫節的球隊,幾乎無中場可言。可不要忘了,“得中場者得天下”哪。

這是中國農民工問題的昨天。

看罷了中國農民工問題的昨天,我們再來看看中國農民工問題的今天。

今天,特別是2003年,一場戶藉製度改革的大潮,正在席卷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從東邊的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到西部的陝西、四川、重慶,從北邊的吉林、遼寧,到南部的廣東、福建,以及中國腹地的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市,都紛紛宣布,廢除戶藉製度上的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分。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

然而,中國農民工問題的今天,我們仍然是喜憂參半。

中國城鄉之間的壁壘正在拆除。

實際上,國家關於農民工進城的政策一直在演變,下麵,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我們所走過的曆程。

1957年國務院通過《關於各單位從農村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明確要求各城市不得私自介紹農民到城市和工礦區找工作。

1980年國務院要求各地壓縮、清退來自農村的計劃外用工。

1984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應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

1989年國務院辦公廳要求各級政府從嚴或暫停辦理民工外出務工手續。

199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鼓勵和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步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地區間有序流動。

2000年國家7部委聯合發出通知,改革城鄉分割體製,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不合理限製。

2003年的1月5號,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1號文件,要求各地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取消專為農民工設置的登記項目,切實解決農民工在城鎮的生產生活問題,強調對農民工和城鎮居民應一視同仁。

此前40多年的時間,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的政策,經曆了從控製流動到公平流動的演變過程。

2003年3月1日,一部新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開始實施。

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話來加以概括,那就是給予農民以對土地的“有限處置權”。

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在就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接受記者采訪時,是這樣說的:

他認為,按照中國的國情,應該將處置權“有條件”地賦予農戶。陳錫文說,對土地的“完全處置權”,包括“買賣”一定要謹慎。農民賣了地另謀生路,過得好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他花光了賣地的錢,日子又過不下去,那該怎麼辦

陳錫文的解釋實際闡明了新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基本思路,新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中的所有條款,就是沿著這一基本思路而展開的。

有人進一步發問說,如果9億農民都離開了土地進入城市,而又不能在城市立穩腳跟,豈不要天下大亂如果他們在農村還有塊地,他們還可以回到農村。所以一定要為他們留下這塊地,那是農民們的一條退路,是他們的基本生活保障哪。

為了國家的安定,為了農民基本生活的保障,農民對土地的處置權隻能是“有限的”。這就是結論。聽上去,這似乎是個很能站住腳的理由,而這一個理由就足以否定一百個給予農民對土地的“完全處置權”的理由。

這一個理由就足以讓中國的土地政策原地踏步幾十年,讓中國的土地政策在健身房裏的跑步機上好好鍛煉身體,把肌肉練得棒棒的。

而所有的評論都在用這樣一個“聽上去很美”的理由,異口同聲地在解釋這部新法律的“深思熟慮”。

可我由此發生的感概是,中國的工人遠沒有中國的農民幸運。沒有工作的農民們,還有一條退路,可以退回到農村去,農村還有他們的一畝二分地。可下崗和失業的工人呢他們的退路又在哪裏國企下崗的工人有1400萬哪。

可下崗的工人不是也沒餓死嗎天下不是也沒有大亂嗎而保持適度的失業率,無論是對勞動力供應,還是對提高中國勞動力的素質,都很有好處。

不僅如此,下崗工人的失業救濟金也比農民的那一畝二分地的收獲多。一個下崗的工人,按照大中城市每人最低生活保障線,每年可以得到2500多元,而一個農民2002年的平均年收入還沒有這麼多,隻有2476元。

到底是以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的中國農民幸運,還是沒有以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的中國工人幸運

也許,有人會說,這不是把由於土地流轉,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的風險,轉嫁給了國家的社保基金嗎

對這個問題,我們的答複是:在國家征用農民的土地時,可以用征地的款,辦好幾件事,第一,為農民們購買社會保險,並加入國家的社保基金的保險範圍。第二,為農民們辦理技能培訓,使農民們具備成為產業工人的必要技能。第三,為他們安置工作。於是征用農民土地的征地款是由兩個部分購成:一是土地賠償費,二是農民安置費。

這些問題都能一攬子解決。

那麼什麼又是中國農民工問題的明天

中國農民工問題實際上是中國三農問題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孤立地談論中國農民工問題。

農民工的培訓問題

在農民工們所麵對的諸多矛盾中,農民工自身素質是最大的難點。這個難點不突破,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地位就難以改變。

2003年10月1日,農業部等六部委頒布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規劃》中宣布,中國將用八年時間培訓2億多農民工。

這樣的計劃,有億萬農民參加的培訓計劃,如此宏偉的培訓計劃,全世界有第二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