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農民工艱難地到城市尋找雖是最苦、最累、最髒、又最不掙錢的工作，但還是常常難以如願”，當我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不平的同時，更多的是無奈。因為農民工們受教育的程度太低，職業技能培訓的程度太低，（這當然不能全怪他們，這也不是他們的錯），農民工們沒有辦法與受到過良好教育的高級勞動力人才同場競技，這樣的現實我們不能說不公平。
現在，我們終於看到希望了。
2003━2005年，國家對擬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的1000萬農村勞動力，開展轉移就業前的引導性培訓。
對其中的500萬人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對已進入非農產業就業的5000萬農民工進行崗位培訓。
2006━2010年，對擬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的5000萬農村勞動力開展引導性培訓，並對其中的3000萬人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同時，對已進入非農產業就業的2億多農民工，開展崗位培訓。
在這個龐大的農民工培訓工作中，各級政府將成為執行此計劃的主體。農民工培訓工作將列入各級政府年度工作考核內容，實行目標管理。
國家要求各級政府要結合本地實際製定實施計劃，確定各階段的目標、任務和工作進度，明確各有關部門的工作職責，細化政策措施。
同時，還要求建立農民工培訓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製度，研究解決農民工培訓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編製培訓計劃，落實扶持政策，統籌規劃、綜合協調農民培訓工作。要發展和改革農村教育，使農村職業學校、成人學校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重要陣地。
與此同時，2003年10月1日，國務院轉發了《關於進一步作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農民工子女上學與城市居民子女上學，在入學和收費上，要一視同仁。
我們曾為之大聲疾呼的：給農民們以“國民待遇”，己切切實實地成為了中國的現實，這能不讓我們額首稱慶嗎
農民工問題出路
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在發達國家、工業化國家，他們是怎樣解決三農問題的。
發達國家、工業化國家，早就完成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
到現在為止，到2003年，中國的農村人口仍多達10億人，也就是說，中國仍有80％的人口在農村，而經濟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其農村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3％左右。
差距如此之大！
而不到3％的農業人口（約800多萬人）造就了美國世界上最強大的農業，美國用不到3％的農業人口所生產的糧食，使美國人均占有的糧食超過了1噸，成為了世界糧食生產出口第一大國，其糧食出口占到了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一半。
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了大農業。
中國的農業是世界上被劃分得最細碎的農業，其細碎的程度己到了粉塵一般，無法再細碎的程度。麵對如此細碎的農業，什麼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甚至連對農民利益的保護，都無從談起。
我們用10億人（超過美國100多倍的農業人口）所生產的糧食，人均糧食占有量尚不到美國人均糧食占有量的一半，僅為0.25～0.3噸左右。我們的糧食僅能自給自足，豐年略有剩餘，欠年尚需進口一部分糧食。2002年僅象征性地出口了80萬噸糧食，根本談不上強大，更談不上國際競爭力。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己達到50％，而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37％，大中型城市人口僅占全國總人口的6％，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相比，大約低了10多個百分點，而按同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應該在40～50%之間。如果按購買力平均水平算，大約低20個百分點以上。
截止2002年底，我國城市數量為666個，人口超過1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僅為32個，人口在50～100萬之間的大城市43個，人口在20～50萬的中等城市192個，人口在20萬以下的小城市400多個。
實際的數字比這還要低。
目前真正的具有城市戶口的人口隻占總人口的20%。說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達到30%，那是把郊區縣的人口也算在裏麵。比如，北京市總人口是1340萬，但城區人口隻有570萬人。因此，準確地說，中國的城市化率大約隻有20%。
現代化重要的標誌之一，是國家的城市化水平。
經濟學家們說，在2050年之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必須從現在的37%，提高到70%以上。這就意味著隻有每年平均增加1%的城市化率，才能達到現代化的要求。按此計算，中國每年將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
即便到現在，我們仍不能說我們是個工業化的國家。雖然我們的工業己經相當強大，我們的綜合國力己相當強大，我們還是個農業國家。
因為一個工業國家的現代化的重要標誌，就是農業大軍向工業大軍的轉移，農業大軍的消亡，而我們與這個目標距離還太遠太遠。
給予農民對土地的“完全處置權”，以利於農民沒有後顧之憂地離開農村。如果我們能把農民從土地的腳鐐中解脫，我們的農業也能如此強大。
給予農民完全平等的國民待遇，讓農民自由地進入城市。讓大城市快速擴張，讓中小城市星羅棋布，如果中國的城市總數在最近的十年中，增加到1000個，應不算多。
如真能如此，中國的“三農”問題會迎刃而解，受益的不隻是農民和農村，而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而突破了“三農”問題瓶頸的中國經濟，將會像放歸山林的猛虎，簡直難以想像會創造出什麼樣的經濟奇跡。
不要忘記江澤民同誌曾說過的一句話：三百年前的滿清乾隆盛世，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曾位列世界第一。
我們將重塑輝煌，這不是夢想。
（《小城鎮建設》2003年第11期）
而外國資本想要進入中國的農業，改造中國的農業，促進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麵對這樣的土地製度，又如何進入？麵對這片冰封的凍土，能不知難而退？
看上去，中國的土地問題似乎是一個無解之結的中國結，實際上是個一句話就能解開的極簡單的結。
解開這個結，與其說需要智慧，莫如說更需要的是勇氣。
中國：新農村的夢想和現實
——從中共中央“1號文件”到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
中共中央發布第8個關於“三農”的“1號文件”
2006年春節剛過，爆竹的火藥味兒還在空氣中彌散，社火秧歌的鑼鼓聲還在中國的村子裏熱火朝天，春寒料峭而又喜氣洋洋的中國，2月21日，新華社授權發布了中共中央2006年的“1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
這個2006年最新一版的中央1號文件，又是關於“三農”問題的。
引人注目的是，這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發布的第8個關於“三農”的“1號文件”。也是自2004年以來，連續第3個關於“三農”問題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
此前，從1982年持續到1986年，曾有過一個連續5年的，關於“三農”的中央“1號文件”。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28年的時間裏，8個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問題，充分說明國家對於“三農”問題的重視，但另一方麵，也說明“三農”問題的複雜與艱巨，乃至於時至今日，“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問題的重中之重。
中國是個有著9億農民的國家
對於中國來說，無工不強，無商不富，無農則不穩。
盡管中國己經是一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不要忘記，中國還是個有著9億農民的國家。中國又是一個城市化程度偏低的國家。這也是“中國特色”。
到2006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己超過了50％，而中國的城市化率，卻僅為30.4％。大中型城市人口僅占全國總人口的7％。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相比，大約低了10多個百分點。而按同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化水平，中國的城市化率應該在40～50%之間。如果按購買力平均水平算，大約低了20個百分點以上。
截止2005年底，我國城市數量為666個，人口超過1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僅為32個，人口在50～100萬之間的大城市43個，人口在20～50萬的中等城市192個，人口在20萬以下的小城市400多個。城市化水平僅為30.4%。
實際的數字比這還要低。
目前，真正的具有城市戶口的人口，隻占總人口的20%。說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達到30%，那是把郊區縣的人口也算在裏麵。譬如，北京市總人口是1340萬，但城區人口隻有570萬人。因此，準確地說，中國的城市化率大約隻有20%。
盡管中國綜合國力在以很快的速度在提升，工業化、城鎮化速度也在加快，農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比重在迅速下降，創造新的財富，主要靠非農產業，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而農村人口卻沒有相應地減少。
更讓人擔憂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沒有因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而縮小，反而還在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的2．57∶1擴大到3．23∶1。
農業仍然是中國的立國之本
如此之多的農村人口，便決定了盡管中國己經是一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農業仍為中國的立國之本。
“農民不富，則中國不富；農業不強，則中國不強。”
這兩年，中國對此體會很深很深。
1997年到1999年，中國連續三年糧食產量屢創新高，到1999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創下了曆史之最。中國開始為沒有足夠的糧食倉庫而犯愁，一邊大建糧倉，一邊動員藏糧於民。廣建天下糧倉。那一年，中國的糧食居然多到了吃不了、存不下、賣不掉的程度。
可好日子沒過多久，此後的幾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逐年下降，到2003年，中國又一次感到了糧食危機，並且，闊別多年的通膨陰影以及金融風險，又一次向中國襲來。中國經濟似乎到了一個充滿了變數的拐點。
最讓人擔心的是，中國本來就不多的可耕地在急劇減少。到2003年前後，我國耕地麵積減少了1億畝，糧食播種麵積減少了兩億多畝。減少的幅度分別達到了8％和15％，這是件很危險的事。
糧食連年減產，年產量的峰穀之間差了1600億斤，相當於兩個河南省顆粒無收，農民收入的增幅多年在低位徘徊。農村積累下來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此時向國民經濟發出了強烈的預警信號。
農業問題再一次成為中國經濟的重中之重。於是，便有了2004年的，關於“三農”問題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開始了新一輪的，關於“三農”問題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
這一次見效很快，僅僅兩個中共中央“1號文件”，便使中國的農業轉危為安，使中國經濟轉危為安。到2006年，中國不僅扭轉了糧食產量逐年下降，物價急劇上漲的趨勢，還開始為糧食價格的滯漲擔心。
對農業來說，2005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之年。糧食增產之多，農民增收幅度之大，出乎意料。
2005年，糧食生產終於扭轉了1999年以來，連續5年下降的局麵，總產量達到9390億斤，比上年增產776億斤，是建國55年來的第五個高產年，也是糧食增產最多的一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比上年增長了6．8％，是1997年以來增幅最高的。
在所有的農村新政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提高糧食收購價這一招兒，因為糧食價格的上漲有它積極的一麵，那就是它能最直接、最有效地增加農民的收入，最直接最有效地剌激和調動農民對糧食生產的積極性。
不必擔心它的無度上漲，糧食產量的迅速增加，又會強有力地平抑糧價。市場的扛杆是一個效率很高的安全閥，它會很快地起作用。
而正是這兩年的糧食產量的大幅回升，緩解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至少緩解了對中國普通老百姓生活威脅最大的，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