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萬人己經是一個世界上很大的國家的總人口，比如歐洲的法國。你能想像這6000萬人當中所蘊藏的購買力嗎當這種購買力一旦爆發，會給我們帶來些什麼嗎我們是應當引爆這種購買力，還是應當壓抑或推晚這種購買力的爆發汽車時代的到來，以及因此所帶來的，大中城市的“墨跡效應”，（或稱作“溢出效應”），以及大中城市周邊衛星城市的迅速崛起，將會爆炸性地加快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汽車時代的到來和自行車的退隱，將迅速導致城市中心鬧市區的沒落和城市的擴張，導致商業區、餐飲業和文化娛樂業向遠郊的轉移和重新布局，都會給我們帶來意外的驚喜，我們渴盼了許多年都未能實現的事，在不經意之間，幾乎是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現實。我們己經失去了許多機會，可不能再失去這次機會。我們應當盡快地調整我們的各種對中國城市化的限製性政策，加快中國的城市化進度，那將是中國之幸，民族之幸！
（《中國工商》2002年10期中國知網）
“村長”是個什麼官？
——中國農村的行政機構設置問題的思考
討論中國的“三農”問題，恐怕無法繞過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行政機構設置問題和吏治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僅中國社會的兩元化問題無法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的解決之路也更將漫長。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碰到的問題是：村民委員會是個什麼性質的機構，村民委員會主任（村長）是個什麼官兒？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現實與理論的落差究竟有多大？村長比廳長官大從表麵上看，村長與廳長誰的官兒大？這似乎是個很荒唐的問題，兩個“官兒”似乎沒有可比性。一個村子，人，不過幾百人到千把人，地，不過幾平方公裏到十幾平方公裏，可一個省的廳長為副省級，大的省竟有上億人的，如四川，小的也有幾千萬人，如何能比？中國不過31個省市自治區？廳長總數也就幾千人吧，可中國的自然村超過15萬個，村長副村長少說也有幾十萬人，又如何比？
可我偏說：村長比廳長官大。信不信？前不久，中國爆出一條大新聞。據新華社6月30日報道，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徐國健因賣官鬻爵被“雙規”，經中共中央批準，免去徐國健的江蘇省委常委、委員職務。據查，徐國健賣官單筆最大收入，是由原江蘇省交通廳廳長章俊元提供的，數額為200萬元。也就是說，一個交通廳廳長的位子值200萬元。這裏有兩個問題存疑：一是一個省交通廳廳長的位子，能值200萬元？那麼，一任交通廳廳長在任得賺多少錢，才能不虧本？至少要賺個五六百萬吧，要不，豈非賠本賺吆喝，白辛苦一場？二是還沒當上交通廳廳長，這200萬又從何而來，一個國家公務員就是幹到死，一輩子能掙到200萬嗎？可見，還沒當上交通廳廳長，章俊元就己經是個大貪官了。看來，省交通廳廳長的位子的確很值錢，兩百多萬呢。買別墅買豪車，都夠了。
這是中國建國以來，可以查到的、有根有據的、買官賣官出手最闊綽的，一筆成交了的交易。可你知道買個村官值多少錢嗎？據《法製日報》報道，曾引起全國震驚的，山西省河津市下化鄉老窯頭村公開賄選村官案，近日有關責任人被嚴肅查處，沒收賄選現金223.62萬元。你看，是不是村長比廳長官大？一個村官出價223.62萬元呢。可一個省交通廳廳長外加省反貪局局長，（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副局長韓建林是花了15萬元，從徐國健那裏買來這個官兒的）才值215萬元。還有更貴的呢。據2004年1月15日的央視《共同關注》報道，國家級全國扶貧縣河北省涉縣上巷村進行村官換屆的選舉，競選人叫王急義，他花了360萬元，靠賄選當上了村委會主任。
這樣的大手筆，真讓江蘇省的徐國健們小巫見大巫了。你看，是不是村長比廳長官大？一個村長的位子值這麼多錢，這本身就是一個訊號，它告訴我們的是這樣一件事：村長是個大肥官兒，肥得沒法兒再肥的官兒。村長這個官兒的設置，出了大問題。我們得好好研究研究村官到底是個什麼官？村官到底是個多大的官？村官到底是個多大的官？那麼，中國的村官到底是個多大的官？這官兒彈性好得出奇，說大便大，說小便小。跟孫大聖的金箍棒似的。小，可以藏到耳朵眼裏，就像一根繡花針，大，可以一柱擎天，頂天立地。這村官，說它小，小得不入流。前不久，有位村民到法院狀告村委會，法院研究後予以駁回。
法院說，村委會是村民自治機構，不是國家行政機構，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的管轄範圍，故不具備被告資格，不予受理。自然，作為不具備被告資格的村委會的法人代表的村長，也同樣不具備被告資格。小得法院都沒法管。它壓根兒就不是一級衙門，壓根兒就不是官，你讓專管政府衙門和政府官員的《行政訴訟法》如何管？不過，這句話似乎表達上有誤，應改作“‘大’得法院都沒法管”。法院都沒法管，不是“大”嗎？這事複雜了，該用《佛經》上的話講了，小即是大，大即是小了。小到盡頭即是大，大到盡頭即是小了。
你說，玄也不玄？從這個意義上說，村長連當貪汙犯的資格都沒有，因為貪汙罪是專指“國家工作人員”的一種職務犯罪，而村長壓根兒就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不是公務員。村長是不怕當貪汙犯的，他根本不夠當貪汙犯的主體資格。看到這兒，廳長該羨慕村長了，別說廳長羨慕村長，連有權任免廳長的省委組織部長，都該羨慕村長了，村長還享有司法豁免權。於是，真是“大得法院都沒法管”了。
要來真格的，省交通廳廳長哪有村長官兒大，交通廳廳長有多大權？也就是修個公路什麼的，可村長就不同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管著空氣呢。交通廳廳長管得了嗎？村委會不但管行政，還管生產經營。事無巨細，全管。連兩口子拌嘴，女人生不生娃都管。吃喝拉撒睡，村上的事，村民的事，沒他管不著的。管立法，管司法，管執法，管立案，管判案，管執行，管調解，管公證，管得沒邊沒際，跟如來佛的手掌似的。他做錯做對都是對，別說《行政訴訟法》，連《行政許可法》對它都八竿子打不著。它不但管人，還管地。中國的土地製度為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於是便實際上成為村委會所有，於是，便進一步演變為村長所有。不僅村上的土地，連所有的村辦企業，都為村長所當然管轄。於是，村長便成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話怎麼聽著這麼耳熟？對了，皇上才這麼霸氣。這權限想來想去，怎麼看怎麼像非洲的酋長呢。
村長與酋長的惟一區別，大概就在在理論上不能世襲上了，可也不盡然，你去查查那些被稱作“中國第一村”的村子，都成了家族式企業，村長的位子，村委會的職務都已世襲了。難怪1999年克林頓訪華，有人在網上發帖子，說：克林頓你別在美國當總統了，一個萊溫斯基弄得你斯文掃地，顏麵丟光，總統的位子都晃晃蕩蕩，你到中國來當個村長吧。你看，是不是村長比廳長官大？360萬買個村官，還是個國家級貧困村的。說這些話，並非是為了逞一時的口舌之快，而是要我們認真反思我們的村委會製度和村長製度。
問題出在哪裏？說了中國農村村委會製度和村長製度的那麼多弊端，那麼，問題到底出在了哪裏？問題的根子出在我國農村“獨一無二”的土地所有製上，出在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製上。村長這個官兒之所以大到如此程度，是因為農村行政機構設置上的政企合一。而我國城市的“政企合一”，已在改革開放的進程得到了近乎徹底的剝離，可農村還依然故我。我在此處用了“近乎”二字，是說“大體上”，而並非盡善盡美。從此前不久在安徽蕪湖及北京等地，所查出的大批的“紅頂商人”一事表明，即使是在城市，“政企合一”的剝離，也還不很徹底。還要更堅決地執行。“政企合一”的問題不僅導致官員的權力大得無邊無際，成為個人權力及在權力基礎上的個人私欲極度的膨脹，導致權力失控，形成腐敗的病灶，還導致社會結構的畸形，並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阻障。
土地的集體所有製的弊端，出在“集體所有”本身就是一個定義含糊的詞。集體所有到底歸誰所有？誰都是，又誰都不是。而財產權的所指，必須是清清楚楚的。稍一含混，便會生出許多事來。對土地的“集體所有”，人大代表們、經濟學家們認為，是“農民”，即“土地承包人”所有，可實際上的情況卻是村委會、鄉委會所有。土地到底歸誰有，理論與現實是兩張皮。而且胳膊扭不過大腿。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劉文甲說：“‘農民集體所有製’這個詞本身就是模糊的，到底哪些人是農民，多大範圍，哪個農民有多大權利，不知道。結果這個權利就被村民委員會、鄉政府他們當上所有者了，但是法律規定，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是經營管理者不是所有者。”
劉文甲委員在本屆政協大會上就此提交了三份建議，呼籲有關部門盡快明晰農民對土地的產權歸屬，建立農民共同共有的土地所有製。把土地的收益權和處分權從村委會等基層組織，徹底歸還給農民。在這種製度下，各種形式實現的土地增值，除經營管理費用之外，全部以有效形式，即時兌現給農民。他的建議重要到了如此程度，如果我們真能如此辦理，並對中國土地的法律製度進行修改，那麼，“三農”問題的解決，就會前途一片光明。而且，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行政機構設置問題和吏治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土地問題：一個無解之結的中國結？中國的農業是世界上被劃分得最細碎的農業，其細碎的程度已到了粉塵一般，無法再細碎的程度。麵對如此細碎的農業，什麼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甚至連對農民利益的保護，都無從談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說，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為6∶1，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為1.5∶1。僅從此數字，你就可以認識到中國農村問題的嚴重程度。“三農”問題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在現行的土地製度下，中國的農村隻能是貧窮而落後的農村。
“……我的家鄉並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澀的井水，過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輩又一輩……”這樣悲傷而無奈的歌，我們真的要一年又一年，一輩又一輩地唱下去嗎？在此種土地製度下，我們看不到富裕的希望，於是，讓上屆總理頭痛的問題還將讓本屆總理頭痛，也許還將讓下屆總理繼續頭痛。這到底是為什麼？是因為在一個亟需理智和務實的經濟問題裏，滲透了太多的、盲目的政治情緒，還是因為太多的關於“姓‘資’還是姓‘社’”的重重疑慮，讓我們裹足不前？每當此時，我們要不要重溫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關於“白貓黑貓”的理論，江澤民同誌關於“與時俱進”的理論？看上去，中國的土地問題似乎是一個無解之結的中國結，實際上是個一句話就能解開的極簡單的結。解開這個結，與其說需要智慧，莫如說更需要的是勇氣。
村委會製度與征地黑幕中國的土地的集體所有製製度的弊端，還集中地表現在征地問題上。中國農村最大的腐敗來自征地，中國農村最黑的黑幕莫過於征地黑幕，中國農村最高的機密莫過於征地的地價，中國農村鄉政府和村委會最能魚肉農民的劫掠手段，莫過於低價征地。每次低價征地，都有一大批一夜暴富者，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豪，而每次低價征地都會使成千上萬的農民一貧如洗。我們將這稱作“征地致貧”。低價征地對於中國農民，是比泥石流、地震、大旱大澇更可怕的災難，所有的自然災害都隻能搶走他們一季的收成，可低價征地能永遠地讓他們一無所有。人禍比天災更可怕。
在我國農村任何一個村子，最大的事莫過於征地。農民們弄不懂什麼是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土地流轉與買賣土地有什麼區別，那些概念隻對玩弄概念的讀書人有用，對於老實巴交的、麵對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們來說，所有權與使用權沒有什麼區別，土地流轉與買賣土地原本就是一回事。在我國農村任何一個村子，關係農民切身利益最大的事，莫過於賣地。每到此時，鄉村兩級政府就會與農民們關係突然緊張起來，不僅深溝高壘，甚至兵戎相見，而一畝地究竟賣了多少錢？會成為隻有村長一個人知道的超級機密。這樣的機密是要帶進棺材，埋入墳墓的。農民們永遠不會知道一畝地究竟賣了多少錢。鄉上拿走了多少，村上又拿走了多少，更不可能知道，幹部們又私吞了多少。在這個時候，農民們隻被告知，土地是集體的，也就是村、鄉政府的。低價征地使本來就最貧窮的農民階層更加貧窮，可就是低價征地的征地款，還在被層層盤剝，層層克扣，到農民手裏還能剩下幾多？
讓農民成為有產者中國的農民之所以如此貧窮，是由於中國的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是集體的，不僅他們所耕種的土地是集體的，連他們祖祖輩輩居住的住房的宅基地，都不是他自己的，都是集體的，所以中國的農民是赤貧的農民，是一無所有的農民。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欄目，曾報道了這樣一件事：遼寧省葫蘆島市東一村10年來賣掉了600畝地，賣地所得的1000多萬元不知去向。村民們沒有得到過1分錢，而6名村幹部卻都暴富了起來。這樣的現實，能不讓我們齒寒三日？要讓農民富起來，許多經濟學家們建議：讓農民對土地享有處分權、財富權、所有權。讓農民不再是赤貧的、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中國農村行政機構設置問題和吏治問題的改革，首先要從政企剝離開始。而這樣的結果，也會必然導致中國農村與城市的二元結構的結束，掃清了中國民主與法製進程的一大障礙。豈非國之大幸？民之大幸？
《人民日報·大地》（2004年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