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此高度評價劉文甲委員的提案，還有我個人的原因。我曾在多家經濟類的報刊上多次提出過同樣的建議，最早的一次是在1995年。屈指一數，居然都8年了，一個抗日戰爭都打完了。可問題依然如故。
我是人微言輕，可劉文甲這位當過國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長的高級官員，應該是一言九鼎的人，然而他也無能為力。可見此問題的解決之難。
隻要此問題還未解決，實際的情況是，此問題還在變得越來越尖銳，矛盾越來越激化。我還將繼續為此大聲疾呼，也算“位卑未敢忘憂國”。
劉文甲委員就此提交了三份建議，呼籲有關部門盡快明晰農民對土地的產權歸屬，建立農民共同共有的土地所有製。把土地的收益權從村委會等基層組織徹底歸還給農民。在這種製度下，各種形式實現的土地增值，除經營管理費用之外，全部以有效形式即時兌現給農民。
他的建議重要到了如此程度，如果我們真能照此辦理，並對中國土地的法律製度進行修改，那麼，“三農問題”的解決，征地黑幕的撕開，就會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
建立《征地法》
盡管上述辦法是解決中國農村土地征地的治本之策，但這畢竟有點遠水不解近渴。我們急需要作的是盡快地建立《征地法》，使征地的全過程全部公開透明。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法治與社會》2003年第11期）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己達到83％，中國工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己高達85％，而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30.4％，大中型城市人口僅占全國總人口的6％，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相比，大約低了10多個百分點，如果按購買力平均水平算，大約低20個百分點以上。
經濟觀察
中國：步履蹣跚的城市化進程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複地的巨變，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的區區5800多億元，到2002年，己曆史性地超過了10.2萬億元，而2003年，將翻過11萬億元，二十多年間竟增長了二十多倍，這變化確實讓人感歎不己。我們無論怎麼讚美這樣的成就，都沒有溢美之嫌。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卻一路趔趄，進程緩慢，步履維艱，並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的步伐，使我們不能不充滿憂慮地關切此事。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及2003年3月召開的十屆一次政協和“人大”的兩會上，2003年11月召開的，2004年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這個問題都受到了空前的關注。截止2002年底，我國城市數量為666個，人口超過1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僅為32個，人口在50～100萬之間的大城市43個，人口在20～50萬的中等城市192個，人口在20萬以下的小城市400多個。城市化水平僅為30.4%。實際的情況比這還要低。
目前真正的具有城市戶口的人口，隻占總人口的20%強。說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達到30%，那是把郊區縣的人口也算在裏麵。譬如，北京市總人口是1340萬，但城區人口隻有570萬人。而號稱1620萬人口的中國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城鎮人口也不過970萬人，農業人口270萬，外來人口380萬人。因此，準確地說，中國的城市化率應為20％強。現代化重要的標誌之一，是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經濟學家們說，在2050年之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必須從現在的30%，提高到70%以上。這就意味著隻有每年平均增加1%的城市化率，才能達到現代化的要求。按此計算，中國每年將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對於中國來說，這似乎很難。可真的很難嗎從中國經濟要素配置角度來看，城市化這個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沒有釋放出來。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相比，大約低10多個百分點，如果按購買力平價算，大約低20個百分點以上。
也就是說，中國現在城市化率為30.4%，而按同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應該在40~50%之間。中國城市化程度之所以如此之低，主要是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兩元化政策所造成的，改革開放後，雖然允許農民進城務工，但現行的戶籍製度及土地製度，仍然直接或間接地不許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城市中定居。中國現在大中型城市人口，隻占全國人口比重6%，這麼小的比重，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是有限的。它提供的就業機會遠遠不夠，對周圍地區的輻射作用也遠不夠強。世界經濟發展的曆史表明，城市經濟的發展會對經濟增長，起到非常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對我國來說，這個作用應當不亞於過去20多年間，鄉鎮企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城市經濟在擴張過程中，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能夠把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出來，不但會產生資源優化配置作用，而且會大大減少為了社會穩定、減少失業，而放慢改革步伐的可能。
過多的農村人口
到現在為止，到2002年年底，中國的農村人口仍多達9億人，（據溫家寶總理在3月18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所提供的數字）也就是說，中國仍有60～70％的人口在農村，而經濟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其農村人口僅占總人口的3％左右。差距就如此之大！而美國以不到2％的農業人口（不到300萬人）造就了美國世界上最強大的農業，美國用不到3％的農業人口所生產的糧食，使美國人均占有的糧食超過了1噸，成為了世界糧食生產出口第一大國，其糧食出口每年多達5000萬噸，占到了世界糧食出口總量9000萬噸的一半以上。而我們用8億人，（去掉每年流入城市的1.2億人），超過美國200多倍的農業人口，每年所生產的糧食，人均糧食占有量尚不到美國人均糧食占有量的1/3，僅為0.25～0.3噸左右。我們的糧食僅能自給自足，豐年略有剩餘，欠年尚需進口一部分糧食。2002年出口糧食69萬噸，進口60萬噸。
抗風險能力很弱，既談不上強大，更談不上國際競爭力。即便到現在，我們仍不能說我們己經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雖然我們的工業己經相當強大，我們的綜合國力己相當強大，我們還是個農業國家。因為一個工業國家的現代化的重要標誌，就是農業大軍向工業大軍的大規模的轉移，而我們與這個目標距離還太遠太遠。中國經濟的工業比重已經達到83%，農業比重隻有17%。按理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這個時候，至少要有一半的人口集聚到城市裏去。但我們國家目前隻有20～25%的人口在城市裏生活。很多在工業中就業的人口散布在鄉間，如大批的鄉鎮企業職工。這部分從業人員約有1億多人，如果當年我們的鄉鎮企業不是遍地開花，而是集中發展，如今這1億多人連同他們的家屬，至少有3億人已經轉為城市人口。那樣的話，今天的中國至少有5～6億城市人口，而不是目前的3~4億城鎮人口。麵對如此現狀，我們能不深思，能不深深地憂慮，能不反思與我們的城市化進程的相關政策嗎
緩慢的城市化進程給中國帶來的種種弊端
緩慢的城市化進程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所獨有的許多“中國特色”。比如：湧動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國土上的，9870萬人的民工大潮，這是一支龐大得不可思議的大軍。剛剛過罷春節，冰雪尚未消溶，大批的民工便己匆匆忙忙地從農村湧出，艱難地到城市尋找雖是最苦、最累、最髒、又最不掙錢的工作，但還是常常難以如願。而一到臘月，民工們便一臉喜悅地帶著他們千辛萬苦攢下的那點血汗錢，打仗一般地拚命地擠上那每年都要擠死人的火車，在悶熱、擁擠、空氣汙濁的車上，搖啊搖地搖上一天一夜，還要換乘汽車，才能回到村裏，和他們在村子裏苦苦煎熬的女人重溫夫妻之情，魚水之歡。
和他們的老人、孩子們一起過個年。這樣的好像戰爭爆發，逃難一般的一年一度、年複一年的春運，隻有中國才有。到中國來考察的外國人一臉的疑惑：他們幹嗎不把家搬到城裏，非要在城市和農村之間作這樣的苦旅嗎他們能麼能忍受這樣不人道的，夫妻常年的分居生活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到夏收夏種，秋收秋播，正在匆匆忙忙地趕工期的工地上，民工們會跑個精光，不管你放不放假，批不批假。連正在修建的公路鐵路都停了工，誰都沒轍。你在哪個發達國家，會看到這樣不可思議的事還有那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鎮工業，那些十七世紀的出現在歐洲的手工作坊，現在在中國到處都是。
當然，我們不能低估鄉鎮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其中還有一大批鄉鎮工業受到了外資或投資銀行的垂青，而得道成仙，成了大氣候，成了中國經濟的骨幹企業。可更多的是，偽劣假冒如草叢生，除都除不幹淨。直讓人歎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成了一道沒有解的中國難題。鄉鎮工業，我們講給外國人，連他們的經濟學家都聽不懂，這到底是什麼含意，該納入哪一類資本範圍。這都是改革開放前幾十年留給我們的中國難題，中國城鄉結構兩元化的惡果。
擁擠的城市和貧窮的農村
我們城市似乎擁擠到了無法再擁擠的程度，就像春運時的火車，或上班高峰時的公交車，把人都快擠成像片了。其擁擠的程度總讓我們擔心我們的城市膨脹得太快，於是，便想盡了辦法阻止城市的膨脹，比如收取高額的城市建設費，一個北京市戶口竟曾賣到過10萬元以上。這件事在實行了一段時間後，遭到輿論的強烈抨擊而被迫中止。這是件很奇怪的事，奇怪得就像開飯店的人，唯恐吃飯的人太多一樣。這是由於我們害怕城市的擴張而造成城市的擁擠，我們拚命地壓縮城市規模，所造成的城市的擁擠。
還有，我們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居民戶口和農民戶口，像是一道深深的壕溝，把城市和農村就像盤古開天劈地般地截然分開。把城市變成了騎兵，而農村變成了步兵，步兵遠遠地落在了騎兵的後麵。改革開放後，城市很快地繁榮了起來，而農村則悲傷而無奈地在眼看著城市的繁榮。而這種繁榮和富裕，壓根兒就沒他們什麼事兒。可沒有農村支撐的城市，日子就真的那麼好過嗎廣大的農村市場的冷漠，嚴厲地懲罰了、報複了城市所生產的財富。中國經濟原本不該如此之快地進入過剩。我們的住房那樣狹小，就像機械化養雞場的雞籠。城市中人均居住麵積尚不到4平方米的特困戶還多達330萬戶。
缺房戶3000多萬戶。2002年8月，北京的一位排了三天長隊的經濟適用房購房者說：“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三十多歲了，女兒二十多歲，現在我住兩居室，就是一間男生宿舍，一間女生宿舍，一直這麼住法，要不然我們沒法住。”聽到這樣心酸的話，讓我們難過得想掉眼淚。還有堵車。現在的一千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北京，所有的機動車都加到一塊兒，也不過200多萬輛，這數字與國際化大都市的落差太大太大，日本東京的私家車的保有量超過了500萬輛。才這麼點車就己經堵車堵得讓人窒息，前年10月初的一場大霧，讓全北京成了一個巨大的停車場，幾十萬輛車趴窩，數十萬人上班遲到。此情此景，北京人至今難忘。那一天，簡直就像世界末日來臨似的，不禁讓人想問：如果北京也擁有500萬輛私家車，（這一天並不遙遠，到不了2008年）會是個什麼樣子敢想像嗎北京的停車場和道路，能在並不遙遠的日子裏增加10倍嗎增加10倍仍會堵得一塌糊塗！
這還會使我們多年為治理環境所花費的巨資打了水漂兒。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手的2008年的奧運會，照這個樣子，還能在北京開嗎這是因為我們的車太多了嗎中國以96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十三億的人口，擁有的汽車總量不過一千多萬輛，平均80多個人才一部車，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是世界上汽車最少的國家之一，甚至還不如許多不發達國家的人均汽車多。日本不過一億多的人口，卻擁有8500萬輛汽車，我們的汽車保有量是太多，還是太少那麼，如此嚴重的堵車，是因為我們的路太少了嗎也不是。中國所擁有的公路總裏程與日本相當，而日本的高速公路僅為中國的一半，而日本的汽車總量卻比中國多出6倍。可他們的汽車通暢程度比我們好得多。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出在中國的城市化率遠遠低於日本。
在中國的城市化上，我們犯了多少錯誤？
文革期間，中國為了大搞“備戰、備荒”，大搞“三線”建設，將大型骨幹國有企業，大批遷往中西部山區。而這種遷徙的結果幾乎是災難性的，一個生機勃勃的企業，從大城市遷到山溝裏，立刻就變得奄奄一息。企業還是那個企業，人也還是那些人，可失去了天時地利人和，還能剩下點什麼就像一棵參天大樹，讓它離開它原來生長的土壤，其結果是九死一生。於是，這些企業中的絕大多數又再次回遷。
在這樣的大遷徙中，我們幾乎難以估計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多大的損失。還有，幾百萬上千萬的中國的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把大批的城裏人趕往鄉下。這是建國後那三十年間所犯下的，無知加愚昧的最大的錯誤之一。再加上由於“三線”建設和戶籍管製下造成的鄉鎮企業遍地開花，使中國這兩次工業浪潮基本與城市化無緣，以致今天仍然有大批的農村人口滯留農村。
汽車時代的逼近為中國提高城市化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中國正在打破城鄉壁壘。過去建立的居民戶口與農業戶口，是國家因糧食短缺而建立的一種製度，它的核心是糧食的配給製，也就是居民手中的糧本和糧票。現在這一切都己成了被收藏的文物，雖說對農村戶口的種種限製都己放寬，可還大都存在。到了該消除它們的時候了。2002年，中國有件新鮮事，那就是幾乎所有人，上至中國經濟的最高的領導決策層，下至中國普通老百姓，都為在入wto後的中國的汽車工業捏了把汗，與狼共舞的中國汽車業恐怕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可實際的情況卻讓那些中國的大牌的經濟學家們都大跌眼鏡，2002年上半年，中國的汽車工業真是紅紅火火，在全世界的汽車工業一片蕭條的情況下，中國的汽車工業風頭出盡。2002年，全世界的汽車製造業的日子並不好過，公元2001年汽車的產銷量比上年下跌了1.5％，2002年再下跌3.9％。
2002年，我國汽車產量達到315萬輛，遠遠超過2001年233萬輛的產量。汽車的銷量竟讓人難以置信地比上年上升了40％。由此，中國汽車產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由2001年的第8名，躍升到2002年的第5名。而其中的小轎車的產銷量增幅高達30％，私人購車高達50％。天哪，真是一枝獨秀喲。隻所以讓那麼多的經濟學家判斷錯誤，是因為他們忽略了一件事：當一個國家的人均年收入達到3000～4000美元時，這個國家就會迎來第一次汽車消費的大爆炸。盡管中國人的平均收入還在900美元上下，可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珠海一線、長江三角洲的上海、杭州、南京一線，以及京、津、唐地區的人均年收入，己達到4000～5000美元，而這一地區的人口總數己超過了600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