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在探討知識分子問題的時候，人們習慣的是在他們之間進行劃分。以往學界根據知識分子的政治趨向，把他們大都歸入了三個主要思想陣營：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的以及自由主義的。誠然，這樣的區分有助於我們從宏觀上，把握近代以來主要的思想分野，然而把這樣的區分帶到具體的個人或是群體研究中，則不免有一些“宏大敘述”之嫌。以往一些學者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浮出水麵，並且以此為依據來劃分思想界的時候，這種“宏大敘述”便顯出它“非曆史”的一麵了。同樣，當另一些學者過度強調自由主義的理念，並希望在近代以來知識分子身上“證明”或者“證偽”自由主義的存在的時候，他們往往也會陷入這種誤區。比如討論《獨立》群體在1930年代的政治態度，有的人堅持認為胡適一直主張“民主”的理念；而另一些人則試圖說明自由知識分子往往會導向獨裁。這正是先給《獨立》群體統統貼上了“自由主義”的標簽，然後再以他們內部的意見分歧為由，來說明中國有或是沒有自由主義。
學界的另一種趨勢則稍微細致化，即對不同知識分子群體，試圖冠以不同派別的稱號。比如有學者把胡適群體歸入“新自由主義”，而將張君勱列為“社會民主主義”。①以往學界也往往以某種方式聚集在一起的知識分子群體為出發點，來勾畫知識分子之間的不同派別。近代以來知識分子往往會形成基於某種基礎的聚集，興辦刊物、組黨、在同一學校或者同一政府部門任職，都可以形成某種知識分子的團結。即以本文所討論幾種刊物的主體為列，《獨立評論》和《再生》就團結了一些共同信仰的知識分子，而《時代公論》更是主要以同校任職的大學教授們結合而成。於是，基於不同刊物，對於30年代知識分子進行劃分是可行的。近來也有學者基本以聚集在不同刊物之下的知識分子群體為基礎，來探討30年代思想界對政治問題的態度。②這樣的討論為研究的展開奠定了基礎，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一派別或是同一刊物內部一致的地方，並不比他們內部成員之間的分歧更大。如果以同一種聲音來看待聚集在一起的知識分子，則注定會得出一些過於武斷的結論。同樣，屬於不同刊物的知識分子，也可能具有一些相同的觀念，在某些問題上持有相近的看法。故而，本文采取“問題式”的方法來展開討論，即試圖審視1930年代思想界都在關心一些什麼問題，並且在這些問題上都有哪些爭論，而透過爭論本身，又體現了哪些共同的時代意識和形成了哪些共同的討論問題的方式。通過揭示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各種問題，我們可能從另一視角來觀察193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圖境。
年代思想界關心的主要問題，可以大致劃分為四個方麵。第一，在“國難”危機下，思想界普遍的國家意識增強，這是關於國家思想的。第二，對於國民黨“訓政”體製的基本態度，這是有關政黨製度的。第三，關於民主與獨裁政製的論爭，這是有關政府模式的。最後，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態度，這是有關社會改造問題的。這些主要問題，基本涵蓋了有關中國政治向何處發展的方方麵麵，體現了思想界對於中國政治出路的思考的深度和廣度。
無疑地，不同刊物所聚集的不同知識分子，在許多問題上是展開了激烈論爭的。比如，在對待國民黨“黨治”的問題上，思想界大多都批評國民黨的“以黨治國”，而要求結束“訓政”、早日實現“憲政”。然而在“黨治”的問題上，《時代公論》群體則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公開支持“黨治”，反對思想界民主化的主流要求。但是，即使在同一刊物內部，那些主要意見的分歧也是明顯的。在民主與獨裁的論爭中，《獨立》群體內部就各執己見、難以達成統一的意見。丁文江和蔣廷黻明顯主張在中國實現“獨裁”的政治，而胡適等人則力主在中國推行民主政治。不過，比較幾種期刊，還是可以看出他們所倡導的基本主張的內在一致性。《獨立》群體無疑地，都相信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上的社會秩序，是中國政治的基礎，他們也在致力於營造這樣一種秩序。同時，他們或多或少都把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學者視為建立這種秩序的主要力量，從而主張一種專家政治。“理性製度”和“專家政治”可以說是《獨立》群體的主張的兩個基點。而《再生》群體則明顯更傾向於發現那種“非理性的因素”，更重視精神力量對社會進步的決定意義。他們在“製度”的背後試圖尋求人性中積極的一麵，並且力圖把社會的進步置於人類所共有一些“本性”。不論是“民主”還是“國家”，已經不僅是一種簡單的社會製度，而是被賦予了許多特殊的主觀因素。而《時代公論》的學者們，則根本試圖繞開那些“普世主義”的東西，——不論它是“製度”的還是“價值”的。他們聲稱，一切製度都與一定的社會條件相聯係，在這一意義上，一切社會製度都是“曆史的”、特殊的，不論是“憲政”、“獨裁”，首先要考察的是它得以存在的社會條件，而不是通過主觀的呼籲就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