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猛漲的根本原因在紙幣發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為二千八百億元，九月底為八千一百億元，十月底為一萬六千億元。當時的一萬元，相當於後來新幣的一元。貨幣發行增加近五倍，致使幣值大跌，物價猛漲。
在這種情況下，投機商乘機興風作浪，牟取暴利。在北京、天津和上海，投機商人見到市場糧食緊張，便囤積居奇。而在這其中，更有國民黨的經濟特務，利用從大陸搜刮的無數財富做資本，從中混水摸魚，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借以從經濟上打垮共產黨。
在這種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起草了《製止物價猛漲》的緊急指示。中共中央認為，控製物價猛漲，主要要掌握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這些是市場的主要物資，誰掌握得多，誰控製市場力量就大。在這種經濟形勢下，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要看糧食的動向，在農村主要靠棉布的市場。
主管經濟的中央領導說：“我們沒有黃金和銀元，但是共產黨有糧食！”
於是，東北每天運糧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斤入關，以應付京津需要，另外，又從江、浙、皖以及東北、華中、四川急運四億斤糧食至上海。投機商們開頭拚命地“吃”進糧食、棉紗。到了後來，“吃”不了，“吃”不消了。於是市場上的物價也就平穩了。
物價平穩，民心也就隨之穩定了。
投機商們不認輸，又開始囤積物資。
上海市政府一方麵為了應付眼前的經濟形勢，一方麵為了開展今後的生產，開始建設一個新中國，所以在使用經濟手法調節市場的同時，也采用行政的手段進行管理，此外，對那些有實力的資本家進行勸說，說服他們把資金投入到真正的生產上來，為國家的建設做出貢獻。
這個市政府召開的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舉行的，所以，這是一個規格相當高的會議，除了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人要出席以外，出席的全都是工商界的名流，其他行業的知名人士也會出席很多，用過去的上海話來說，叫做來的都是大亨。
於效飛聽慕容一說她媽媽的意見，直覺上也覺得這是一個最可能受到襲擊的目標。假如是他來行刺，也會選擇這樣一個絕佳的機會，這樣的會議有很多地方上的人出席，人員很雜，不能用嚴格的共產黨內的製度和紀律約束這些大資本家，保衛漏洞會非常多。而場麵又非常大，十分難以控製，不管刺客是行刺還是逃走，都非常難防備和捕捉。
於效飛再想了一下，又想到，周山猿的另外一個任務就是破壞，製造混亂，即使是他不行刺已經嚴密保衛的市長和其他重要領導人，隻要打中一個重要的“大亨”，也會對共產黨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這樣看來，保衛的目標就不隻是市長和其他共產黨的幹部那麼簡單了，連那些大資本家也是十分危險的！
於效飛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但是，特工的直覺是一回事，而事實又是另外一回事，絕對不能因為他們有了對這樣一個事件的直覺，就忽視了其他可能的危險。而周山猿又是那樣一個非常喜歡故布疑陣，使用煙幕掩蓋自己真實目的的狡猾的特務，所以絕對不能被他蒙住了眼睛，讓他從其他方向上鑽了空子。
所以於效飛一邊讓慕容把材料全部留下，進行仔細研究，一邊讓慕容仍然到其他部門去，看看其他機關和部門還有沒有會議和行動之類的安排。
於效飛研究材料的時候，去查周山猿的徒弟的呂天祥回來了。他一邊脫下西裝，又脫下裏邊藏著的偽裝成農民的破褂子，一邊朝桌子上邊看，於效飛一看他幹裂的嘴唇，就知道他從郊區跑到市裏，早就累得要命，嗓子早就幹得冒煙了，就把自己的茶杯遞過去。
非常有禮貌的呂天祥這次連話都沒說，接過茶杯就是一通猛喝。他“咕咚咕咚”喝光了所有的水之後，才痛快地喊了一聲：“哎呀，渴死我了！”
於效飛非常理解一線特工的辛苦，他等到呂天祥緩過氣來才問：“有收獲嗎？”
呂天祥連連點頭：“我先是到了周山猿的徒弟家，他果然不在家，鄰居說他出門做生意去了，幾天沒回來了。我又坐車到了郊區，通過關係打聽到，確實有這麼一幫人在那兒活動，樣子和人數都差不多。可是，他們已經走了，不在當地了。你說巧不巧？我急忙翻身往回趕，回到上海，一看，馮基昌已經在家了，另外還來了一個朋友跟他在一起。那個人看著十分凶相，鄰居說看著可不象馮基昌那麼和善，一看就不象個好人！”
於效飛說：“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大賊的規矩，所以那些鄰居都覺得馮基昌是個好人。他那個朋友肯定不是慣匪就是大盜，大概等級也不夠，當然看著凶了。要是那些鄰居知道馮基昌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看他們還說他是好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