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四川，這類請纓殺敵，慷慨從戎的事例極多，王建堂的事照例也算不得突出，用不著大書特書。不過，事情到此還沒有完，令人感動的事情還發生在後麵。
就在“義勇隊”在安縣快要出發時，王建堂的父親王者誠從曲山鎮寄來一分包裹，請郵局轉交就要出征的兒子。這分包裹首先到了縣長成雲章的手裏，他打開一看，不禁為包裹裏的內容感動得熱血沸騰、熱淚盈眶。包裹裏是一塊大白布做成的旗幟，旗的正中寫著一個鬥大而蒼勁有力的“死”字。
“死”字的左右兩側寫著這樣的幾行小字：
右邊，“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隻願你在民族上盡忠。”
左邊，“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麵，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好一曲燕趙悲歌，壯士斷臂！
現在，這麵大旗早已喪失，在北川縣文化館內僅存有一麵根據推測而作成的複製品。眼下，我們很難想像得出數十年前這位白發老父是在怎樣壯懷激烈的豪氣下書寫了這麵“死”字大旗，也很難想像得出老父那隻飽經滄桑的手在握住鬥筆時是怎樣的抖動和一揮而就或是濃墨重筆！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老父在寫出“死”字和“死時裹屍”的句子時，老父的胸懷是何等的氣度、何等的慘痛又是何等的悲壯！總之，“死”字大旗作成了，父親將兒子送上戰場。
我們災難深重的祖國，正是有了這樣千千萬萬的忠於祖國的兒子和這樣深具民族大義的父老，中華民族才在劣勢的環境中嗜血苦戰，堅持了八年的抗戰，直到勝利。可以當之無愧地說，這就是民族的脊梁！
縣長成雲章在縣裏舉行的歡送大會上舉起這麵“死”字大旗，反複宣揚，擲重地交到王建堂手中。王建堂在雷動的掌聲中接過大旗，雄糾糾地步入軍旅。
這送“死”旗的消息被記者采訪到了。第二年，大約是三八年二月，義勇隊在快到重慶時，成都的《新新新聞》登出了這則消息，成為震動全川、全國而又激勵著更多人走上戰場的大新聞。
上了前線的王建堂接到父親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中無比欣慰地告訴兒子，四川軍管區給家裏送來一道光榮匾。匾上題字“父義子忠”，上款：義民王者誠送子出征光榮，下款：四川省軍管區司令贈。
王建堂從軍後，被編入二十九集團軍四十四軍，前線作戰七年，參加大小戰役數十次，作戰英勇，擔任過副官、參謀和副營長，受過三次傷，實踐了“傷時拭血”的誓言。
王建堂在抗戰前線作戰七年，轉戰於湖北、湖南等地，負過三次傷，當戰敢互隊長，建立了諸多戰功，在抗日戰爭勝利時，升為副營長。關於他的作戰事跡，筆者在以按順序貼出。
王建堂無嗣，從軍前有過一次婚姻，因為從軍也就喪失了。這封信和一些有關他的資料都是王建堂的侄子王烈軍提供的。王建堂晚年生活十分淒苦，因為是殘渣餘孽，世人多避之不及，王烈軍成了唯一能向他提供援助的人，而且這種援助還隻能在暗中。筆者在北川縣同王烈軍建立起友誼，王烈軍又通過他的在綿陽工作的弟弟收集到有關王建堂的一些資料，在筆者離開北川縣後，王烈軍多次與筆者通過電話和信件，使王建堂在從軍後的形象有了一個較完整的鏈條。而且在這些資料中，還有王建堂隨四十四軍起義時的起義證書的複印件。隨著北川縣城的毀滅，很可能，這份複印件已經成了絕版。
令筆者深感悲痛的是，就在地震發生前幾天，王烈軍還給筆者打來電話，關心我這部書完成沒有。我告訴他，第一稿已完成。他表示祝賀，希望盡早讀到。
地震發生了，通訊和交通中斷。筆者四處打聽王烈軍的情況，最後得到令人驚愕的消息：王烈軍除了一個女兒在安縣讀書外，全家罹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