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跟鄰國有所不同，而且擁有一定的競爭優勢。正因為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才能超越本身的地理與資源局限，在區域和國際舞台上被視為認真的一員。”
父親的諄諄教導似乎依然在耳邊，可是麵對著現在這樣的一副爛局麵，李顯龍怎麼的不知道該去怎麼樣做。亞齊分離組織在寄來的錄影帶中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新加坡人不能做到撤出蘇門答臘這一點，那麼被俘的士兵就肯定要被斬首。
對於亞齊分離組織，李顯龍還是有點了解的，自印尼建國以來，由於諸多因素，亞齊地區的分離傾向長期存在，而且是日益增長。這其中，1976年成立的‘自由亞齊運動’是該地區比較有代表性的分離運動組織。以前在新加坡政府眼裏看來，亞齊等地區的分離運動對印尼國家的統一與否，其實與新加坡並沒有太多的關係，倒是這些勢力對東南亞地區的穩定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才是最關鍵的。
父親李光耀曾說過：“雖然新加坡目前已遠遠超越40年前的發展水平，但是國人絕不可忽略我國所處地理位置的天生弱點，認清鄰國有將本國少數族群的內部問題和煩惱推到新加坡身上的傾向。”而他甚至還直接的指出：“要保持競爭力，新加坡必須維護好我們這個任人唯賢、多元種族與多元宗教和諧的國家。國人也必須加強國家認同感，尤其是當全球化力量正在逐漸摧毀國家觀念的時刻。”
‘自由亞齊運動’的領導人哈桑-迪羅在公開其發表的日記《自由的代價》一書中，就有用大量的筆墨闡述了‘自由亞齊運動’的宗教性質，他認為亞齊的政權與伊斯蘭教是無法分割的，獨立鬥爭是為真主和阿拉所戰。而多數學者在分析‘自由亞齊運動’第一次武裝暴動失敗的原因時就普遍認為哈桑-迪羅最初並不想公開提出建立伊斯蘭教政權的主張，目的在於更多的爭取西方國家的支持，而正因為如此卻失去了亞齊當地人的支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從1980年代以後，哈桑·迪羅明確提出建立一個獨立的、伊斯蘭教性質的亞齊政權。
而現在，當一直似乎和蘇門答臘、和宗教尤其是極端主義沒有太多關聯的新加坡居然會是這樣的被卷入進來。那個穿著一身橙色衣服的年輕人在錄影帶裏聲稱自己是新加坡共和國武裝力量-陸軍第21師第17步兵旅的士兵，並懇請政府答應極端組織的條件和要求。
而國防部在和第17步兵旅方麵聯係的時候，又遇到了麻煩，輾轉聯係了第21師指揮部之後，得到的回答是“第17步兵旅在開進途中的確遭到襲擊，死傷頗多，並沒有確認襲擊者是什麼組織。但不排除是有良好組織和訓練的精銳部隊。”
除了中國人之外，在蘇門答臘還有誰能夠有這樣的能力去襲擊一支開進中的旅級戰鬥部隊？‘自由亞齊運動’？就那群幾乎不成氣候的烏合之眾，有人相信嗎？
看來新加坡的國際外交的確出了問題，當初獨立的時候，國際社會從一開始就對新加坡這個不被眾人看好能長期生存的小國不利。要不是新加坡建國初期正好遇到中國爆發文革，令美國跨國企業計劃在外國投資設廠時，排除了受文革影響的香港和局勢不穩定的台灣而來到新加坡，否則新加坡這個處於東南亞，又沒有天然資源的小國，確實不容易找到出路。
而到了本世紀初，東亞國家一直站在全球化浪潮的前沿，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是，這些國家長期以來都一心一意將焦點放在發展。其中，中國和印度更是兩個‘將在本世紀結束前重塑世界秩序’的大型經濟體，新加坡也似乎想在這其中找尋自己的依附。
正如父親李光耀所自豪的那一點：“為維持新加坡對這些國家的作用，我國必須堅持發展本身不同於他人的優勢。就如我國在六七十年代，從被中國傳媒嚴斥為美國帝國主義的仆人，到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來我國訪問時，目睹新加坡的發展遠超中國，而對我國完全改觀，進而使‘新加坡模式’成為中國的發展借鑒。”
“我們與世界主要國家築有戰略性關係。我們有可靠的防衛力量，新加坡武裝部隊在變化無常的世界是個保障。每一代新加坡人都必須鞏固這些資產的基礎，在變化不斷的世界中為新的問題製定解決方案，抓住新機遇，並避免可能發生的災難。”
然而現在，麵對著棘手的問題，李顯龍不得不去深思，是父親之前的國際政策出了問題，還是現在的國際環境整體的發生了改變。就如同從來沒有難為過新加坡的‘自由亞齊運動’此時為什麼會跳出來，為什麼中國人要去扮演這樣的肮髒的角色，這是為什麼？